蒋天枢先生的故事
许道明
一
不知什么时候起，大概就在90年代初吧，复旦中文系也被类似画家陈逸飞的“黄包车无袖旗袍”诱出，服膺“发思古之幽情，摅怀旧之萦念”起来。所谓的中文系十大教授，陈望道、郭绍虞、陈子展、朱东润、刘大杰、吴文祺、赵景深、蒋天枢、张世禄、王欣夫等，给我们带来了说不尽的骄傲。
我到过北京大学的燕南园，也读过作家宗璞的《霞落燕园》，马寅初在那里住过，周培源、翦伯赞、汤用彤、冯友兰、魏建功、朱光潜、王力、郑昕等也先后是那里的居民，就凭这一层就很可以让人生发些满眼芳菲和意致疏远的联想了。复旦大学没有如许集中而热烈的处所，教师住宅区以一二三四称谓，仿佛颇讲秩序，但毫无北大朗润、蔚秀、镜春、畅春各色名目的诗意。比如第一宿舍，连我等也可住得，就比较的不足观了，然而，谁能怀疑那里也有过一片绚烂云锦?名教授住户不见少，光中文系的十大教授，就有朱东润和蒋天枢。
朱东润和蒋天枢既是“同居者”，当有同居者的气氛，远亲不如近邻已是聪明人立身处世的不二法则。然而比较让人遗憾的，正是这对芳邻，多次公开表示意见大大不合，或许应着距离的过近，牺牲了审美的可能。
蒋天枢先生，字秉南，出身清华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对王国维自然也是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满贮崇敬之情，都会引起蒋先生侧目之虞，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乃直呼其名也?至于他，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是“静安先生”。朱东润先生算来是个高调人物，好发警言奇语，一次借座工会礼堂开会，说到得意处他老人家神采飞扬起来了，大概随意说了陈寅恪什么什么的，未见得有甚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得在座老少反应过来，蒋天枢先生从人群中拔起，指着朱先生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在平常的日子里，我等是难得看到朱东润先生难堪的，这回给他老人家的倒是十足的难堪。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啧啧啧”，当然还包括他哭笑不得地摊摊手。这则故事已是我们这里的经典，进得咱们这个系的，恐怕不能不知。
1964年蒋天枢先生南下广州金明馆探视困于床褥的老师，他晚年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有所记录，却语焉不详，相当的朴素。多亏后来在陈先生身边工作服务十数年的黄萱女士的回忆文字才让我们明白，已过花甲的蒋先生居然出演了一幕“程门立雪”，毕恭毕敬地在老师的病榻边面聆教诲，竟站了几个钟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的心眼中是稀松平常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感叹“那是一种丝毫不需修饰的真情流露”。在我看，这种“真情流露”因不需修饰而发散着逼人的朴素。难怪到得蒋先生府上的后生小子，也会多处不自在，就说坐姿罢，听说差不多清一色的“排排坐吃果果”，像幼稚园里的样子。
二
蒋天枢先生的高足章培恒教授算来已是当今沪上学术大腕了，他从他的老师那边得到了许多做学问的道理，当是无容争辩的，但他显然还是一个上过“尊师”课的人。记不清谁人向我谈过，一天，章先生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间完事后，他照例陪送老师归家。途中来了一场大雨，车到第一宿舍大门，遍地精湿，而蒋先生脚上套的却是家常的布鞋。学生背老师，是章先生的最初提议，自然被蒋先生坚拒了。那年章先生的年岁好像也已直逼花甲了，安全第一嘛，弄不好两个老头，一老一小跌成一团，终究不是好玩的。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松爽地进了大门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黑夜中就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的身后。
到得蒋先生家中，满目书册，几无隙地，你还会发现他家老少的衣服差不多都是装在布包袱中的，“我家只有书籍，没有衣箱”——这是蒋夫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做学问是来不得心浮气躁的，他讲究治旧学的必须潜心版本，摸摸实物，以至于海上闻人郑逸梅还误传蒋天枢家藏有满文版《金瓶梅》，建国后捐赠中央民族学院之说。比较有趣的是，研究生初次谒见老师，他会不经意地问问“你读过多少线装书，你家有没有线装书”这类话，每每很是叫人狼狈。
蒋天枢先生一生狷介，风标整峻，甚至多少还有些望之俨然，起码我从未见到过他开怀的欢容。但从几位在他生前与他过从密切的朋友处总能听到“先生是怎样的有人情味”。今年春节我去徐家汇看望退休在家的黄润苏先生，老太说了不少感激蒋先生的话，蒋先生给她授过业，蒋先生在无权无职的情况下藉着自己的影响用他特有的方式关心过她的生活和工作，听起来沉甸甸的。柔柔的灯光遍布黄先生还是非常好看的面庞，老太情感的闸门继续放纵着，我听着，看着……蒋先生很是看重黄润苏的，曾在私下说：“啊，黄润苏，她当大学生时可有名气啦，人聪明，有才气，长得也漂亮?”
?摘自9月6日《解放日报》许道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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