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批示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
任捷
由胡耀邦批示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深知极左的危害而极力反“左”的斗士温济泽的右派经历及其反思
温济泽（1914·4·18—1999·4·15）1929年加入到中共的革命行列，一生饱受“左”害，也成为反“左”的一个斗士，有《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为证。临终他自认“我是个好党员”寻访“春风第一燕”温济泽，他的善良，让我想起丁一岚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说：“右派”的“纠正”问题我已经开了头，这位被纠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可以说，中国55万右派的平反，就是从这里悄然拉开了序幕。而这位在胡耀邦直接批示下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温济泽，也被人们称为“春风第一燕”。
二十年后的1998年6月，我打电话找到了已经84岁的温济泽，我听说他患过心肌梗塞和脑血栓，身体一直很不好，不知道他能否同意接受我的采访。
我说明了自己的采访意图———请他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谈谈当年那场深入全国的反右运动，以及四十年后的理性思考。电话那端温济泽的声音虽然有些虚弱，但言词非常清晰准确，语气也十分温和可亲，他坦率地拒绝了我的采访约请：“这几年，我也曾经接受过一些记者的采访，大概是因为我的谈话不符合媒体的口味，最后都不了了之。我已经开始写一本自述，记录自己这些年的所思所想。”
我就着这个话题问起他自述的内容，我也谈了自己对反右运动的看法，我们谈了将近20分钟，最后，他同意见我，并接受采访。于是，在他去世之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两个小时的谈话录音。
今天，当我再次聆听温老生前的这段访谈，打开录音机，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样一直举着话筒不是很累吗？”因为他坐的沙发比较低，话筒支架又不够长，我就用手举着话筒，细心的温老是担心我太辛苦了。温老的细致入微，我是深有感触的。去他家采访的前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楼门的电梯坏了，不通，得绕到隔壁楼门乘电梯。当我按照他详尽告知我的线路，顺利找到他家时，我想到了丁一岚老人（邓拓的夫人），也是这样不厌其详地告诉我找她家的路线，惟恐我走了冤枉路。我常常从一个十分简单的角度来审度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像温济泽、丁一岚这样善良的人都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经历种种非人的磨难，那就难怪中国要遭遇一段不算短暂的曲折与黑暗了。
温济泽反对按比例划右派，这源自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反右运动开始时，温济泽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主持对外广播部的工作，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来自上级的指示，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指示和他对待这个指示的态度，将影响他的后半生。
反右斗争，当时我最反感的就是各个单位要按比例划右派。我那时在对外部工作，党委办公室的同志给了我一个通知，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要打出十几个右派。我说打右派也要规定数目吗？那个同志就说是上面这样定的。我说我不管是上面定的也好，还是谁定的，我不同意这样做。那个同志就进一步解释，他说，你这里有二百多人，按比例是要打出十几个，粗算一下，大概打出十五个，上面就很满意了。我说，我按照标准来严格审查，有多少右派我就定多少。如果符合标准，我绝不放松一个；如果没有，我也绝不硬打一个，这就是我的意见。
党委办公室的那个同志也是从延安出来的，我说，咱们可不要忘记延安那个“抢救运动”的教训。当时在清凉山，《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这两个单位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错打了多少好同志，都打成特务，这个惨痛的教训不能忘记。
我说，延安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一个执政党，但是我们现在变成执政党了，全国再搞一次这样的运动就大伤元气了。我的这些意见被汇报上去，上面就对我有一种特殊看法了。这个我也知道，但我不能昧着良心干事情，党性中也包含有良心，人性是党性的基础，人性党性不是对立的。
温济泽之所以对反右运动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和他在延安时期亲身经历过“抢救运动”不无关系。那一次，他不仅目睹了与他同甘共苦的战友如何遭到冤屈诬陷，而且，他本人也直接受到过冲击。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文章开头就令人感觉触目惊心：“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接着又举例说明国民党和日本法西斯都有庞大的特务系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所谓“抢救运动”，就是对全体干部进行一次清理审查，抢救那些曾经当过特务的失足者。
温济泽当时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副主任，有一天在报社召开的支部大会上，报社副总编余光生很有煽动性地做了一次发言：“现在全边区都在展开轰轰烈烈的抢救运动，至今还有一个‘白点’，一个特务也抓不出来，这个‘白点’就是我们编辑部的副刊部，这是因为有个大特务包庇小特务”。会场上先是一片沉默，后来就有人跳出来，揭发温济泽是隐藏在报社内部的大特务了。
温济泽在同事们眼里一向都很温文尔雅，这一次他发了火，一时间，会场也冷了常余光生只好点名让艾思奇发言，艾思奇的发言让报社领导大为不满，他干咳了两声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慢吞吞地说：“我和温济泽相处多年，对他是了解的。他从来都是个很温和的人，我想提个问题，请大家想想，为什么他今天发这么大的火？”后来还是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及时中止了这场运动，温济泽才得以幸免于难。从这段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温济泽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其实和他在抢救运动中的际遇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抵制上级指示之后的惹火烧身。
温济泽认为周扬关于“香花”“毒草”的观点不适用对外宣传，与温有隙的Ｍ受命整温的反党材料1957年6月，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在文艺界的座谈上有一个发言，谈到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让大家来分辨。
如果是毒草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温济泽认为这个主张不适合对外宣传工作，就在中联部召开的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这件事传到了周扬那里，当时也算是身居高位的周扬自然有些不快，但他并没有直接找到温济泽来交流意见，而是打电话给当时的广播局局长兼党组书记Ｍ，周扬和Ｍ是30年代在上海时的老朋友。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但周扬的介入，无疑使温济泽的处境变得更加微妙起来。
其实周扬对我有看法，打个电话问我，我当面说清楚就完了。我也是在会上讲的，我讲的时候，在场的同志也没认为我有错。但是，周扬当时也的确有一点霸道样子，让Ｍ来追查我。虽然我和Ｍ同在一起办公，但Ｍ也并不跟我面对面地谈，而是背地里开始查我起草的文件和审过的稿子。对外广播有十四种语言，稿子很多，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Ｍ就专门在我改过的稿子上挑毛病，一点一点记下来。我还蒙在鼓里，而他们收集的这些所谓的反党材料，直到1958年上半年批判我时才一一亮出来，这是我们党里有些人整人的一贯做法。当时有人悄悄关照我，说党组背后在查你的东西。我说我没什么可怕的，让他们查吧。后来呢，Ｍ召开党组会议，要我把对周扬的这个事情在会上说清楚，我在会上说了一遍两遍，一直说了两个星期。中宣部也派了两个处长来列席会议，听来听去觉得没什么问题，后来也就算了。
1957年，大部分右派已经定性下放之后，还有一个整改阶段，一些“漏网分子”也就在这时候被一网打尽了。温济泽注定在劫难逃。
在整改期间Ｍ提出来，现在工作搞不好，主要是干部少干部弱，主张把对外广播编通用稿的编辑抽调出来，跟中央台的编辑部合并为一个编辑部，国内国外统一发稿。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能够看出问题，而是我们在延安时搞宣传就是“内外有别”的。那时“内”是解放区，“外”是国统区。对解放区广播时，我们称“同志”，对国民党你用这个口气就不合适，你只能称“先生”。我们都是“大家大家怎么样”，对国统区，人家就听不惯，你只能称“各位”，这些都是一些很微小的区别，但我的体会却很深。比方说，下总攻击令前夕，我们对国民党军官都是直呼其名的，稿子的语气很凶，毛主席亲自动手修改我们的稿子，称大战犯邱清泉为“贵将军”，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举了这个例子，说明对内对外广播不能混为一谈。现在看来，几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的广播不就是走的这条路吗？将来怎么样是另一回事，但在（19）57年当时的国际环境，你就得这么样做。
无论我怎样论证，可在当时没有人听我的意见。我说，现在工作没搞好，不是干部少干部弱的问题，而是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风太甚，这一下子就触着某些人了。其实我不过是说了真话，我就倒了霉了。我常常想，民主是这样的吗？
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成了反党。
温济泽被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反党纲领竟是他总结出来的对外宣传策略执拗的温济泽此时还天真地以为，在对外宣传这个重要的阵地上，没有人敢轻率地并且是有违客观实际地做出决断，他执迷不悟地据理力争，希望党组能按照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来办好对外广播。这时，他身边的一些同事已经从苏联吹来的气息中，闻到了一股异常的味道。
那个时候苏联也很糟糕，在党里揪出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也是党组成员的张纪明就来找我，他后来和邹晓青一起，都成了我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张纪明就跟我说：“你看苏联又搞这一套了，整出来一个反党小集团。你不要再坚持下去了，你再坚持，很可能就把我们也当成一个反党小集团了，真要是这样，你就是有口也难辩了。”听了张纪明的话，我也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到Ｍ。我说，这样争论下去张纪明已经有这样的担心了，我承认并且服从党组的决定，但我保留自己的意见，以后在工作中再说，我请你在党组会上做结论，不要再争论下去了。那时已经开大会斗我了，在第二天召开的大会上，也是党组成员的Ｊ跳上台发言：“我看温济泽他们是一个反党小集团。”我一听这话，就知道糟糕了。我还是很理智地说，我认为你们不会把我当成反党小集团，我才跟你们谈心交心的。这时会场也乱了，没有人听我说什么。Ｊ在台上这么一哄，底下就有人跟着一起喊反党小集团了。哎呀，就是不讲理，无限上纲了。1978年，我平反之后，Ｊ主动找我道了歉。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温济泽就成了中国的莫洛托夫，而他的反党纲领就是他依据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对外宣传策略，也是在党组会议上提出来的对外广播有别于对内广播的“四个不同”。第一，对象不同；第二，任务不同；第三，内容不同；第四，方式方法不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四个不同”无论如何都很难和“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纲领联系起来。
在批斗大会上，我还引用了毛主席说过的，要做好宣传工作，一定要对听众有调查研究，要把话说到看你的文章、或者听你的文章的人的心里去，这样才能有效果。我用毛主席的话为自己辩护，也无济于事。说我这个是什么反党纲领，这个帽子太大了，当时我确实受不了啦。但那个时候你是能发脾气，还是能跟他们吵架？我只是希望他们多少能了解我不是反党，而是从工作实际出发，为了搞好对外宣传工作，但说也没用了。那个大会批斗呀，诬陷之词令人难以置信。年轻人恐怕不懂得什么叫作“无限上纲”，那就是你自己上了一个纲，他还觉得不够，再给你上一个纲，你自己只得又上一个，他就再上一个，最后不把你打成敌人不罢休。
后来扯到宣传业务上的具体稿件，那就完全不讲理了。指责我，“为什么要播出北京街头的叫卖声？”“为什么在我们的电台播出教堂钟声？”“为什么把某地捉到特大乌龟也当成新闻？”还有，我说过对外广播应该注意照顾到各阶层的听众，要让各阶层的听众都能听我们的节目。Ｍ就质问我说：“我们的听众主要是工农群众和进步分子，你怎么能把反动分子和上层人物都当作收听对象呢？”
我那时候总是想，唉，不要闹得太僵吧，我就检讨呗。我说，我定出这样一个普遍听众群体，的确缺乏阶级性。这是我做的不得已的让步，我心里非常痛苦，但这个痛苦的让步也还是不能过关。我承认我缺乏阶级性也不行，“不是你缺乏阶级性，而是你的立场站到哪个阶级去了，你是站在资产阶级那一边了。”我怎么就站在资产阶级那里去了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样站过去的。后来就越提越高，越夸越大了，最后做了结论，说我是国际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就是这么个结论，现在还在呢，一查就查到了。
当年种种荒谬绝伦的批判、整人，提示我们不能不对人性有所反省在“国际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顶大帽子下，揭批温济泽当然也就要提高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不能老是签发播出“活捉大乌龟”新闻的层面了。
在批斗会上，有人就说我不着重宣传“东风压倒西风”。我当时也没那么高的水平，对毛泽东的这些提法并不是认识得十分清楚，但是我觉得，帝国主义现在还很强大，我们还处在起步阶段，都还有待发展，我们什么地方压倒了它呢？
不能自欺欺人嘛。1997年，党在十五大上估计，到建国100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更何况那是在五十年代。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是怎么估计的？十二年赶超英国，十五年赶超美国。十几年就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这可能吗？当时，我也不好明说我不同意这些观点，我只能再三强调，我们新闻工作，主要是宣传新闻事实，不是宣传计划，你想什么东西，你就宣传，不行的。后来就说我是反对“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时，毛泽东不是说过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吗？有人很反感，就说是“一起发疯”。那个时候可不就是上上下下一起发疯吗？
我的另一大罪状就是反对“兴无灭资”。当时国内大力提倡兴无灭资，温济泽你为什么不对外进行宣传？我说，“兴无灭资”是对国内人民的教育呀，你现在革命成功了，你可以提倡兴无灭资，我并不反对。但对外怎么能宣传呢？我们的宣传对象中就包括资产阶级，我对人家说我要灭你，人家还愿意听你的节目吗？人家连节目都不听了，你又能宣传什么，宣传给谁听呢？于是就说我是为“洋大人”服务，这岔到哪儿去了。听着这样的批斗，我就想，糟了，党走到这么一 个阶段自己要毁自己了。
虽然在局里遭到如此荒谬绝伦的批判，但温济泽始终没有在亲人面前流露自己内心的痛楚，他怕母亲和妻子为他的处境担心。家里的保姆已经被有关部门告知，监视温济泽的行动，以防他自杀。这时，从前温馨和美的家也变得沉闷而冷寂。也仿佛在一夜之间，欢乐远离了这个花香四季的小院。
一天晚上，温济泽发现放学回家的小女儿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哭过很长时间，他问女儿为什么哭。女儿不说话，眼里又盈满了泪花。他就问妻子钱家楣，钱家楣一边擦着女儿的小脸，自己一边也在默默地掉泪。原来是在学校里，好多孩子都骂她是臭右派大坏蛋的女儿，还孤立她，不和她玩。小女儿从小就十分懂事乖巧，心里委屈，又不敢回家来哭，只得躲在外面哭完了再回家。
温济泽不知怎么样才能安慰小女儿的伤心，他帮女儿卸下书包，转身回到自己的书房，把自己关了起来。是呀，女儿还太小，不到10岁，让她来承受她所不理解的这一切，的确是太沉重了。不过，小女儿也绝不会想到，她在为爸爸忍受委屈的同时，爸爸也在为她的快乐梦想而付出代价。在广播局的批斗会上，有人在批判温济泽这个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时，提出了一个最新证据，就是温济泽的女儿在玩游戏时，扮演外国童话中的小公主。你看，连他的女儿都企图变成资产阶级的公主了，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还不足以证明他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吗？
唉，中国人哪……
在极其难耐的煎熬中，温济泽等到了最后的判决。
那天，在开除我党藉的会上，我说，我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到现在参加党也正好是29年，我始终是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的，我没有想到自己会犯这样的错误。我那个意思是说，你们不能就这样把一个老党员踢出党外，而且为了这些事，还不让我说话吗？Ｍ是这个会的主持人，听我这样讲，他在一旁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大家看看，他到现在还不知改悔，还在摆他的老历史。”那一个人怎么能对人这样子呀？！连人性都没有哇。我觉得，当年执行了反右斗争的那些人，有的人的确是不自觉的，就是那个“左”深入到他的心里去了，他只是一味跟着走，但不一定有那么坏的心。但是，这里面也往往有不少的人掺杂了个人意气，公报私仇的都有。我们党里很复杂呀，有些人整人真是置于死地。
1959年的一天，Ｍ曾经见到广播局最年轻的右派邵燕祥的妻子谢文秀，Ｍ向她询问邵燕祥下放劳动的情况，然后，他有些感慨地说：“让他好好劳动。
这个话都说不好，没准儿哪天我们也成了右派。”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反思历史，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我们不可以忽略对人性的深刻检省，像“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除了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又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真理接受着实践的检验，我们的民族性又该受到怎样的检验呢？
与同事话别。历史的黑色幽默：蒋介石等人的一纸具名文书竟“救”了温济泽我划右派那天，有个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来向我告别。他曾经在苏联帮助共产国际做军事情报工作，后来在斯大林那儿坐了18年的牢，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力，手指也弄断了。他回国以后，因为他的俄语好，就留在我们对外部搞俄语广播。那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怎么苏联那套东西又到中国来了？”我说我们本来就是跟着苏联走的。他接着说：“你要申诉呀。”我说，现在申诉不是罪加一等吗？更不知怎么整死我了，以后看情况再说吧。他听了我的话，当时就哭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们用力握了握对方的手。
后来又有几个同志来办公室和我告别，看着大家脸上阴沉沉的表情，我说，你们大家都放心好了，我自己心里有数，我没犯什么大错，我也不跟任何人说什么了，我怕牵连别人。我自己知道，我一直是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你们放心吧。
温济泽握着那只在西伯利亚做过苦工的手，那断了的手指深深触动着他的心。40年后，当温济泽谈起当年和同事话别的情形，依旧是心绪难平，我清楚地看见老人的眼中泪光莹莹。
温济泽补划为右派之后，被下放到河北沧州的黄骅劳动。临走之前，他们的家已经被勒令搬出从前的小院，搬到平房里，原先公家配给的家具也都收走了，只留下一张桌子和两张单人木板床。直到1999年4月温济泽去世，他睡的还是这张窄窄的木板床。
以温济泽这样的经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从沧州回到北京，已经是两年之后，他被安置到北京广播学院资料室工作。文革一开始，他就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游街批斗剃阴阳头关牛棚，悉数尽尝。在“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上又加了个“叛徒”的帽子。后来，还是当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9名要员的一纸签名文书————不准保释在押犯温济泽，才为他洗脱了叛徒的罪名。历史有时候真是充满了讽刺意味。
毛泽东一个人不会造成“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大家一齐跟着走出来的谈到对反右运动的看法，温济泽坦言自己的观点。
我也许就只有这一次谈话了，今天你来了，问我，我不会隐藏自己的思想。
反右运动有它的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必然性，发生在那个年代一点也不奇怪。首先是当时的国际环境，那时斯大林被否定以后，其实这是打破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一种进步。但在这个时候，中国就觉得一个大的风潮来了，连斯大林都不承认，这还得了吗？接着“波匈事件”又出来了。毛泽东很怕中国也跟着走，他认为仍然要坚持马列主义，但是已经看到世界的潮流变了，毛泽东怕中国也变修了，所以才做了这样一个反右的决定。其次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的封建根子太深了。他发展起来以后，受这个根子的影响，很容易就自我膨胀起来。
再就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也不是真正地全面地系统地掌握了，他打仗打了那么多年，主要了解阶级斗争这方面，并且片面地夸大了阶级斗争，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了解得过火了。阶级是有，斗争是有，残酷得很呀！我被捕了三次，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侥幸了，我还不知道这个残酷的阶级斗争吗？真是你死我活。而毛泽东要来的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今天看来是应该很好地总结过去，得出经验教训。不要去埋怨哪个人。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毛泽东一个人不会造成这么个“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大家一起跟着走，走出来的这条路。我们有过总结，不是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我参加过决议的讨论，当时我们的头脑都解放不了，觉得毛泽东三七开吧，或者二八开。但是后来决议明确地说，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是长期的、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就不开了，不开不就是十足的错误吗？在当时总结成这个样子是相当不错了。但是我对这个决议还不感到满足，因为深入的总结没有。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怎么样才能避免再犯这个错误？它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什么样的教训？要真正地科学地总结历史，不要留什么尾巴。
你就说反右扩大化吧，恐怕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曾经有一个从省里来的同志和我谈：“我们省里的右派全部都平反了，右派最后的数字是零，还扩大什么呢？”我也问了广播局：“我们局扩大了多少？”回答是：划成右派的有72人，平反了70个。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后来又犯了刑事罪，另一个是他先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然后再自杀的，就这两个人没有平反。实际上，广播局的右派也是零。按公布的数目算，平反的右派一共有五十五万人，占当年划右派人数的97％，如果还有3％是打对了的，那么，97和3相比，多了多少倍，你扩大化总不能扩大成100％吧？那还能叫扩大化吗？
从反右到文革，我们党的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左啊左，“左”到家了。到现在好一点，有了那么一点觉悟，但是还有那么一些极左的人，不让总结过去，不让年轻人了解过去，总是瞒着，这是非常令人着急的事情。像我们这辈子的人，是挨敌人杀，没把我杀掉，但是又被党整，我们是这样过来的。不经过这些，可能我也没有今天这个觉悟。我既然有了这样的感触，我现在就不能不说。
采访温济泽的那天，忽然下起了暴雨，夏日的暴雨急促地敲打在窗户的玻璃上，噼啪作响，他的声音显得更加微弱了，但我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心中奔涌的激情。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作者还是个权威。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他在文章里说：现在重读《共产党宣言》，觉得我们过去的理解都有偏差。《共产党宣言》里面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一个手段，而不是当成一个目的。最后共产主义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明确，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这个解放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他的个性，是这样一个“人”的联合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着消除那种不好的制度和影响而建立的。这样一看，我们虽然学了那么多年的《共产党宣言》都了解错了。所以马列主义要重新学，马克思主义150年了，你还能死抱着从前书本上的那几条不变吗？我觉得我们党里没有一本很好的讲哲学的书。曾经把斯大林当神，把毛泽东当神，现在再不能造神了。邓小平理论是今天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但不要把它当成最高峰，它本身也还是要发展。过去在工业经济时代，马克思依据那个经济基础，得出那套理论，阶级斗争呀等等。但是现在已经变成知识经济时代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走在前面。知识经济的生产力，是不是还是在生产资料、劳动力构成的基础上发展呢？这些都有待重新思考和研究。再有，列宁说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垂死阶段，那帝国主义不是就要快死了吗？说了这么多年，它不但没死，而且还走在咱们的前头，将来谁最先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还很难说。因为这个不是靠谁怎么想的，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我觉得将来的社会，马克思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也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书上规定的那几条，但城乡差别消灭了，工农差别消灭了，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要什么有什么。我这样说，要是在从前，又要把我打成右派了，说我不但没改，而且还发展了，“修正”到了极点。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知识分子队伍受到重创，也使中国与建设发展的良好时机失之交臂。而人们并不知道，经过疯狂的大跃进和饥饿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还将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温济泽平反之后，Ｍ曾经对人说过：“当时我不划温济泽，就得划我自己。
”据说在前两年，Ｍ还提出过要去曾经是温济泽反党小集团成员的张纪明家坐坐，被婉言谢绝。值得一提的是，Ｍ和温济泽住在北京木樨地的同一幢楼上将近20年，因为住同一个楼门，他们有时会在院子里或者电梯里相遇，他们也打招呼，也客气寒暄，但期待中的道歉却一次也没有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