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青年学生“西安事变”
钱江
三年前，笔者在西安参加“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曾有幸采访了事变的亲历者，当时已86岁高龄的宋黎。他向我披露了事变前后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今适逢西安事变63周年，遂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从北平到西安
宋黎从中学时代起就参加学生运动，并在斗争中显示了他的不凡身手，后来成为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193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1月，应张学良将军邀请，他和马绍周、韩永赞三人去西安，躬逢“西安事变”这一历史壮举。但在此之前，他与张学良并不熟识。
其时，张学良已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深感不满，多次寻求与中共及红军建立联络、以走共同抗日的道路。
宋黎等人抵达西安时，张学良恰巧去了洛川。接待他们的是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杨虎城说：“你们是张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将军不在，你们可先在西安参观。”
可是，三人哪里有闲情游览，便在西安城内设法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向学生和民众介绍“一·二九”运动的真实情形，甚至在绥靖公署礼堂里为西北军的军官们作了一场报告。
张学良回来后，立即在张公馆接见了他们，第一句话就问：“谁是宋黎”“我就是。”宋黎回答。
张学良仔细打量着这个早已闻名的学生领袖，连声说：“来得好做了不少好事”之后数天，张学良与宋黎进行了五次长谈，都与“一·二九”运动、团结抗日力量打回老家去等问题有关。宋黎曾问张学良：“如果蒋介石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你还会无限期支持蒋介石吗”张回答说：“由于我的处境，我不能把我的真实意图告诉你们，但我深深地同情你们的运动，我要尽我的全力使你们的主张为我的部下所接受”。
经过数天的接触、交谈，张学良虽然还不清楚宋黎是否共产党人，但已十分欣赏他的才干和朝气。这时，他通过其它途径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已经有了眉目，特别是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又被放了回来，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给张的信，回来见了张，促成了后来著名的“洛川会谈”。
在此情况下，张学良要求宋黎留在西安做他的秘书，帮助他从事联共抗日工作。
回北平营救东北学生
不久，宋黎接受了张学良交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回北平营救“一·二九”运动中被捕的东北学生。
东北大学原在沈阳，东北沦陷后撤至北平。兼任东大校长的张学良视学生如子弟，对被捕的46名学生十分关心。
那天，张学良手持东北大学校方拍来的急电，表情严肃地对应召而来的宋黎说：“听说宋哲元平津卫戍司令要杀学生，你看怎么办”“张副司令是否要我回北平设法营救”“是啊，但北平方面通缉的首要分子就是你呀”张学良有些担心。
“没关系，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并不认识我，我可直接找他交涉。”
“好”张学良当即给曾是他部下的邵文凯写了介绍信，上书：“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对家乡子弟要更加爱护。特派秘书宋梦南全权代表商谈学生问题。”
介绍信背后，又特地注了一句：“不见本人不交信。”
宋黎到了北平后，先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然后去见邵文凯。邵看过张学良的条子，表面十分殷勤，装作自责的样子连说：“我对不起副司令。”
宋黎说：“张副司令很关心被捕的东北学生，不知邵司令如何处置”邵立即回答道：“马上释放”“那好，我想代表张副司令去慰问学生，请邵司令陪我走一趟吧”在路上，宋黎说到传闻北平方面要拿东北学生开刀时，问有无此事，邵说：“没这回事，只是这批学生闹得太凶，要给他们压压火。”
旋即，邵文凯想起了什么，脸色一沉，恶狠狠地说：“他们的头子是宋黎，可惜让他跑了，听说去了西安，请你回去后转告张副司令，要抓住他”宋黎听了，心里一阵好笑，暗想你要抓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真是无能之极，不过嘴里还得应付，说：“回去一定报告张副司令。”
在宋黎的斡旋下，被捕的46名东北学生在张学良以个人名义的担保下获释。
后来，宋黎的真实身份被邵文凯查明，但为时已晚，他已安全返回西安。
“东大”西迁，筹办学兵队
这时的西安，抗日救亡形势蓬勃发展，张学良和杨虎城不仅接受中共统一战线的主张，而且深受爱国学生抗日热情的感染。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向积极方面迈进。
宋黎回到西安后，向张学良建议改组东北大学，将东大迁来西安继续办学。当时西安仅有一所师范，一所高中，没有像样的大学，东大的到来，可以为抗日力量增添新的血液。
这一建议，得到了张学良的赞同。
东大西迁后在今西安西北大学内，张学良从学生中培养抗日骨干，在西安东城门楼设立了“学兵队”，学员多为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北平西迁学生。这批人后来大都成为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和抗日骨干。
1936年初夏，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我党在东北军中成立工作委员会，由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任组织部长，宋黎任宣传部长。
正当他们把满腔热情倾注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军警特务已有所察觉，开始向他们伸出毒手。
西安向为西北重镇，是蒋介石对付中共和红军的桥头堡，如今竟成为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的中心，而且后台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此事重大，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以及陕西省党部不敢妄动，只好接二连三向南京方面“告急”、“求援”。蒋介石终于下达了指令，通过逮捕宋黎等人，破坏西安的统一战线运动；给张学良一点颜色看看，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
艳晚事件
8月29日晚，宋黎与马绍周在西北饭店被中统特务逮捕。前往西北饭店探望宋黎的张学良卫队营的关时润也被蛮横的特务们扣押。
抓住了宋黎，特务们仿佛立了大功，连忙用电话向省党部报告：“共党要犯宋黎抓住了”宋黎知道，西安城内虽然国民党特务势力猖獗，但毕竟是在爱国抗日的张、杨两将军控制之下，张将军决不会让特务们在他的眼皮下乱来。而且，他作为张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让特务们随便抓去，一定要设法通知张将军。于是，他装作清白无辜的模样，竭力挣扎，大喊道：“为什么抓人”死活不肯离开饭店。
特务们恼羞成怒，有个家伙在宋黎背后猛击他一下，他顿时一阵晕眩。
特务们推搡着他解往省党部。在路上，宋黎仍设法拖延时间，一会儿抱住沿路的树干，一会儿抱住电线杆子，大喊大叫：“土匪绑票”他知道多拖延一点时间，获救的可能性就愈大。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都在东大街，两地相距不到半里路，眼看就要到省党部门前了，适遇17路军宪兵营的一支巡逻队经过。
宋黎抓住这一机会，又连忙大喊起来：“土匪绑票救人”巡逻队见状问道：“为什么抓人”特务们声称：“奉蒋委员长命令，抓共产党。”巡逻队问抓人有无逮捕证，蛮横惯了的特务们哪里把巡逻队放在眼里，说：“我们抓人从来不用逮捕证。”巡逻队听了，也不买帐，即将宋黎与特务们一起带至17路军宪兵营。
到了宪兵营，宋黎向士兵们说明自己的身份。从他身上搜出的几张名片，赫然都是张学良、杨虎城等高级军官的名字，有人认出他就是那个从北平来西安宣传抗日的青年学生，于是马上打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接报后，大为震惊，派卫队营长孙鸣九将他接了回去。
查抄省党部
张学良问明情况后，又得悉马、关两人已被解到省党部，并很快要送南京，不禁勃然大怒，派人请来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责问道：“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竟然擅自逮捕我的部下，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到底居心何在”邵力子并不知情，被张学良一顿拍案大骂，显得手足无措，答应立即查明情况。
一不做，二不休，张学良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抢回被捕的人，对南京方面来个“先斩后奏”。
张学良迅速从王曲镇调来一个步兵团进城，宣布全城戒严，查抄省党部，很快救出了被捕的马绍周等人。在省党部，还抄获了特务们向蒋介石报告西安情形的大量秘密情报。然后，向蒋介石发电报说：“省党部此举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群情激愤，迫得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
由于此事发生于1936年8月29日，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史称“艳晚事件”。宋黎无疑是事件的主角，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宋黎事件”。
在此次事件中，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官兵们以及西安城的百姓，被张、杨两将军坚持抗日之心和爱护抗日学生之情所感动，抗日热情更为高涨，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的进程。
“一·二九”周年游行前的一段小插曲
“艳晚事件”后，张学良为保护宋黎，让他秘密住进了张公馆东楼，对外则宣布他已“失踪”，实际上，宋黎并未闲着，他参加了“东救”、“西救”和西安学联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这些救亡团体在“西安事变”前发起、组织了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追悼鲁迅大会、援绥抗战运动、“一·二九”周年游行请愿等一系列群众运动。
“一·二九”周年请愿游行前，宋黎根据党组织的意见，请张将军同请愿学生见见面，并公开表态支持。张将军先是一愣，继而显得为难地说：“蒋委员长就住在临潼，我不便出面，派其他人出面吧”学生的爱国热情理应支持，但张学良怕请愿活动影响即将发生的行动计划，也怕学生遭到蒋介石的镇压而蒙受牺牲，所以他对学生游行表示不同意，但又不便明说，只好婉转劝道：“你们发动学生游行请愿要求抗日，这是好事。但这势必会激怒蒋，会遭镇压的”宋黎不理解，说：“校长有军队，可以保护学生”张学良低下头，在屋里踱起步来，好一会才缓缓地呼出一口气：“他们要镇压就会先开枪，我有军队也难保呵”说到这里，他又抬起头，直视着宋黎，加重语气说：“你们的学生运动，可不要影响我的运动氨当宋黎告辞后刚踏出屋门，张学良追出门来说：“明天游行，你不要走在前头”后来，经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双方派兵保护学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因宋黎的身份已经暴露，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撤离了西安，后一直跟随周恩来同志工作。如今，离休后还担任着辽宁省委顾问一职的他，继续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余热。
他对笔者说：“我真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见上张将军一面。”
笔者在此衷心祝愿张学良将军和宋黎老人身体健康，有缘再相会（1999年12月31日民主与法制时报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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