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清华大学
唐少杰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清华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90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关系既凸现出1949年后清华大学自身跳动着的时代精神的脉搏，又凝聚了毛泽东领导的党和国家与清华大学之间关系的特定内涵。文革前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最早关心，是在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挺进北平北郊以后。当时，清华园遭炮击的误传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十分关切，三次电告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指示保护清华大学和名胜古迹。
进入1949年，清华大学开始了其历史新的篇章。从此之后，清华大学成为毛泽东时常高度关注的大学之一。
1950年6月，毛泽东应张奚若教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转达清华师生员工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了校名，他一连写了六个“清华大学”，谦逊地自荐“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毛泽东在50年代经常关注清华大学的动向。例如，在1957年1月18日盛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大家关注学生思想动向，并且表扬了邓小平到清华给学生作报告一事。6月11日在“反右”斗争进入关键之时，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前往清华大学，并致信党委主要负责人，了解有关动态。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到了清华党委内的斗争。7月17日在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时，还举例说清华大学党团员占80％，“但党的领导权并不巩固”。在1958年1月12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到了清华几个党支部所谓“叛变”的问题。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对清华“反右”斗争的关注和了解。
1958年底，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清华大学材料上的批示，对于遏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做法及倾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年12月22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65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材料，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教育、文学艺术、科研单位的党组织成员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
中宣部的这份材料可谓在“反右”斗争之后对知识分子“左”的政策的一次纠正，它主要报道了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出现的几点认识：一是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三是学校提群众路线不妥，应当走阶级路线；四是党员可以取代教师、党支部可以取代教研组的工作。清华大学党委纠正了这些错误。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及这个材料。
60年代，毛泽东则把清华大学视为实践其“教育革命”思想的一所重点大学。1964年2月13日春节，毛泽东召开了著名的“春节教育座谈会”，有5位中央领导人陪同，请了11位民主人士和文教部门负责人参加。
毛泽东对教育工作作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集中而又严厉的批评。出席座谈会的蒋南翔校长只隔3天就主持清华党委学习、讨论和贯彻。
同年8月29日接见外国教育人士时，毛泽东继续强调他的教育思想，并说：“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与一批清华人物关系非同一般毛泽东与清华大学一些师生员工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毛泽东与清华人物的关系同样体现出清华大学的非凡历史。
1948年11月，毛泽东与刚到解放区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晗长谈，中心话题是吴晗著的《朱元璋》一书。毛泽东在读了此书的原稿后，11月24日致信吴晗：“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处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吴晗50年代和1964年把毛泽东的批评采纳到《朱元璋传》一书的修订本中。谁能料想，吴晗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底所遭的厄运，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的导火线。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他热情赞颂了清华大学两位教授闻一多、朱自清，认为“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如今，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纪念塑像坐落在水木清华风景地带，为世人敬仰和怀念。
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复函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表示欢迎冯先生的进步，告知冯先生改正错误“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先生当时接到此信，“心中有一点反感”，经过30多年的锻炼，冯先生才懂得了此信的意义。
1950年8月8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对清华3位毕业生来信反映工作中学用不一的问题给以关心。
1954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多次来清华体育馆游泳池游泳。毛泽东向清华接待的干部称赞蒋南翔校长的工作，并对他本人由警卫人员陪同而“和群众隔离开来”表示了无奈。
50年代，毛泽东曾邀请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刘仙洲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在接到梁思成教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后，毛泽东于1956年2月24日把此信转交给刘少奇、彭真，支持梁先生的入党要求。1959年全国第一届运动会期间，毛泽东接见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教授马约翰，称赞这位著名的体育教育家是“中国最健康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老知识分子的关怀。
1957年5月，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发表了《花丛小语》。借助于当时的鸣放形势，黄先生以散文的形式，通过中国与美国城市的市政建设比较，批评了北京市政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同时，他还谈了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事后，毛泽东听取有关汇报并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既指责黄先生“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又称赞“黄万里的诗词写得不错，我要看”。在1964年春节教育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向黄万里之父黄炎培先生表达了类似的指责和称赞。
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在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等专家的汇报后，称赞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负责密云水库设计，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能理论联系实际，又能向工人农民学习，真正提高了教育质量，提高了教师水平，方向正确，要坚持下去，是高等教育工作的好经验。
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毛泽东也给予清华老教授一定的关注。例如，他同意清华工宣队提出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等“给以出路”的建议，并把这一“经验”批转全国。这多多少少缓解了当时全国众多著名老教授的苦境。文革时期，对于蒋南翔这位教育界被打倒的“最大对象”，毛泽东也在文革进行到所谓整党建党的后期，指名“保护”蒋南翔。
在1970年8月22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当时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未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尚处在“劳动改造”中的蒋南翔，在清华工宣队炮制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的刊物上，理直气壮地写下了批评意见并送交给工宣队，使他的所谓“被解放出来”拖延数年。文革初作为前沿阵地概述毛泽东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无法回避文革时期。显而易见，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清华大学的格外重视和直接影响，不但超过了对其他任何单位的重视和影响，而且毛泽东几乎始终是把清华大学作为他发动、领导和实施文革的一块“样板”。清华大学的文革及其历史，高度凝聚并折射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与实践的特色。
1966年6月初，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通过北京市新市委，向清华等高校派出了工作组。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稍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参加了该工作组）进驻清华，接管了各级领导权，使清华原有干部几乎全部“靠边站”。力图以过去政治运动模式来进行文革的工作组，不但很快与更加激进的群众发生抵牾和对立，而且还与工作组不明白的毛泽东文革策略和步骤相背离。
毛泽东似乎同意对干部的冲击，例如，在这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他说，文革作为“打倒右派”和“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但是，毛泽东7月中旬回京后却对工作组“压制”群众的做法大加斥责。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严厉批评工作组不但没有发动而且压制了“革命师生”，破坏了文革的进行，“有的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毛泽东还对贴出“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的清华一教师被抓之事，指示放人。在次日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抨击了工作组阻碍文革的做法。毛泽东7月底指示周恩来亲自过问并关注清华大学文革运动，明确显示出毛泽东对刘少奇及王光美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不满。
7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有关成员来清华调查工作组问题，直接找受工作组打击最甚的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谈话，并把有关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通过这几个成员，点名让还未摘掉工作组所扣“反革命分子”帽子的蒯大富本人参加7月29日举行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等人作了检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之际，示威性地出来接见了与会师生。这给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反工作组的学生很大的鼓舞。难怪乎，这些学生当时就已切身地感受到毛泽东让“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周恩来）代替“另一位常委”（指刘少奇）来过问清华文革那耐人寻味的影响了，因而，他们不难得出结论：刘少奇在文革问题上的做法有悖于毛泽东的主张和打算。这就不免在这些学生中产生对刘少奇的不满。例如，清华校内8月下旬就有人贴出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而到了10月，有人借批所谓“资反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
实际上，清华工作组问题是所谓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司令部”与刘少奇、邓小平等斗争的一个重大回合，它映现出以清华文革为前沿阵地，毛泽东反击刘少奇、邓小平对文革所作的部署。以清华少数激进学生反工作组为突破口，经过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到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并操纵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的5000多名师生员工进城大游行，把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公之于社会，再到1966年底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数次拒绝了清华红卫兵要求把王光美带回清华批判的要求，再到1967年4月10日经“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意，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旨在丑化刘少奇的批斗王光美大会，都表明了通过清华大学这一“前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头十个月的分歧直至“分手”。红卫兵相比较于北京大学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启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群众运动先河，清华反工作组的斗争最后演变为文革的矛头直指身居中共中央领导职位的刘少奇、邓小平。同时，更重要的是，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为发源地，文革有了一支为其席卷全国的突击队——红卫兵。
文革前夕的清华附中己孕育了红卫兵形成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一带有“血统论”色彩的活动中。1966年5月，该校预科班651班的一些学生，因几件事情与校方发生分歧，争执不下，引起全校关注。5月29日，十余位高年级学生在圆明园遗址处讨论形势和商量对策，决定今后使用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曾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一致署名所写的大字报。“红卫兵”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2日，他们贴出了有100多人在“红卫兵”后签字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快，北京许多中学学生前来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以各自学校的“红卫兵”署名来表示声援。“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迅速成为文革初期青年学生使用最早也最广的组织名称。
清华附中红卫兵为自己的初步“战果”而鼓舞，6月24日至7月27日先后写出了3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派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3篇文章，一经同年8月《红旗》杂志第11期以及《人民日报》等全文刊出，就成为以“造**”为真谛的红卫兵运动全线出击的进军号。
前两篇大字报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亲笔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地支持”红卫兵运动。这封信和上述大字报也成为当时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之一。由于来自毛泽东的首肯，红卫兵运动于8月下旬从校园冲向全社会。
红卫兵运动对于文革的作用主要有3点：一是它所造就的“红海洋”活动即把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和迷信推向了空前的高潮，这为文革的推行提供了信仰支柱；二是它所进行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为文革的全盘展开既创造了特定的社会氛围，又提供了最初的斗争模式；三是它所掀起的大串联活动给文革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提供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和途径。无疑，没有红卫兵运动，文革是难以有其声势和规模的。
尽管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25日的中央会议上数次讲道：“我还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这么大的事”，但是，红卫兵的产生及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完全符合毛泽东从事文革的谋略和发动文革的动机，这种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互动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一个必然条件。工宣队进驻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中按照中央文革小组旨意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其诞生不到3天，就出现了分裂的倾向。文革进行到第十个月，如何解决受工作组冲击的清华数百名原中、基层干部的问题浮出水面。
进入1967年春天，“无产阶级司令部”出于加紧打击刘少奇的策略，把这些干部遭受的冲击统统归为刘少奇及工作组的迫害。为此，1967年3月《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以及调查员调查报告，以清华工作组为例，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所谓“资反路线”。
这些文章是毛泽东在文革进入夺权阶段时试图保护广大中、基层干部策略的某种体现。然而，在清华园，广大的干部却以这些文章的发表为契机，力图对他们过去10个月来所受的冲击或迫害进行清算。而暂时执掌清华文革大权的群众造**派决不甘心让原有的干部势力东山再起。因此，围绕着以干部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如何看待文革和如何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等重大问题的论战，井冈山兵团于1967年4月14日分裂成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总部（四派）。
1967年夏秋，毛泽东号召群众两派大联合，清华两派表面上也不得不联合。1967年底，清华两派的冲突已不可调和，到了次年4月，毛泽东刚发表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一“最新指示”，团派大加利用，来向四派决战，双方进行了震惊全国的“百日大武斗”（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7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有关方面汇报之后，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毛泽东要通过清华这个典型，来遏制并结束全国众多地区和单位的群众武斗。次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园，遭到事先根本不知毛泽东此决定的团派的大力抵抗。这一天从正午到子夜的12个小时里，工宣队5人牺牲，731人受伤。
毛泽东没有料到工宣队的进驻遇到如此残酷的抵抗。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7·27事件电话的第一个反应：“造**派，真的反了？！”随即前往人民大会堂，先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然后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
毛泽东对清华百日大武斗的处置引发了文革历史的重大转折，这一点在8月及之后进一步显现和确定下来。在对8月25日发表的、毛泽东决定以姚文元署名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阅中，毛泽东已明确把文革初期造**派学生及红卫兵在内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列入文革的对象，他绝不允许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绝不容忍高等院校的造**派们搞所谓“多中心论”。
毛泽东派遣工宣队进驻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等，不仅没有解决这些领域的文革矛盾和危机，而且使这些矛盾和危机更加复杂和深重。从1968年底开始，当年曾为文革开路小将的一代青年学生奔赴农村、农场，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在此意义上，清华百日大武斗敲响了红卫兵运动的丧钟！
工宣队进驻清华，给清华文革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使1968年7月之后的清华文革类似工作组时期那样，已不是由清华人自己所能摆布的。来自毛泽东身边警卫部队的工宣队领导人常常强调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兵”，“清华大学是毛主席的点”，着重显示出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特别关注。这主要表现在1968年开始的斗、批、改阶段和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都把清华大学的若干经验作为典型，以示全国。例如，毛泽东把工宣队炮制的《清华大学关于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报告》转发给全国，并把它作为“六厂二校”经验之一，树立为斗、批、改的一个典型。这种斗、批、改的具体个案之一就是“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是文革理论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和规模最大的乌托邦实践，清华大学成为这一乌托邦实践的主要基地。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证明：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是一场反知识、反科学、反理性、反现代化的运动。它以打乱正常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秩序、整治知识分子、制造师生关系对立等为其主要内容，它几乎是伴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的。“刘冰惹的祸”文革进入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致信毛泽东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决战的帷幕。
刘冰等之所以写信，是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位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泽东的首肯方可实现；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泽东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达到。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谢静宜联在一起加以抨击。从这两封信里，丝毫看不出有反对毛泽东或不满意毛泽东的迹象。
毛泽东愈是接近生命尽头，愈是担心他自己生平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在他身后的命运。面对邓小平的整顿形势以及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毛泽东相信了“四人帮”的谗言，再加上邓小平明智地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由邓小平本人来主持起草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文件的要求，毛泽东决定开展“批邓”斗争。
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标明了月份，没有标明日期，并且最早是在1975年11月3日下午有53人参加的清华党委扩大会上作了部分传达（批评邓小平的那一段暂未传达），后在11月18日才向清华万余名师生（北京大学有600人参加会议）作了全文传达。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类似于以往毛泽东看待清华出现的问题决不限于清华一样，毛泽东把刘冰等人写信一事说成“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直至次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都认为是“刘冰惹的祸”。
从清华园滥觞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而是更加凸现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毛泽东身后的文革将何去何从？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文革最后一场运动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1976年发生的“四五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同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28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迟群等人在“四人帮”被擒不到两小时就被一网扫尽，清华大学乃至整个中国从此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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