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当“旧闻记者”的岁月
袁冬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浦熙修重新投入新闻工作，任《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曾三次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1956年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11月，党为她正式摘了右派的帽子。
母亲摘帽后，就正式参加由周总理指示而成立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参加了《文史资料选辑》的创刊。当然这个工作也是周总理安排她去的。1960年到1965年的6年，母亲均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她最初主编《文史资料选辑》，后担任文教组长，后来较长的时间是任文教组的副组长。她说：“新闻记者当不成，当了旧闻记者。”开始她不愿多见人，活动的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协开会，见到周总理也是躲着走。当时大多数朋友遭难，还常来往的朋友是费孝通伯伯（因同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过）、邓季惺女襄女襄（音ｎｉǎｎｇ，四川人的叫法）、郭根（反右前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等。三姨浦安修不时来看她，三姨自己境况不佳，心情不好，两位年轻时曾相依为命最亲密的姐妹见面时，都不愿将自己内心深处的困惑和痛苦倾吐出来给对方增加思想负担。她俩长期生活在心情压抑中，但她们从不怨天尤人，只默默地各以一颗苦涩的心面对人生，尤其是三姨越来越内向了。
母亲读书、思考问题，烟抽得更多。她这时真是遵照周总理在1946年秋南京临撤退时对她“多读点书”的嘱咐去做了。据我所知，她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并反复阅读《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她为写文化史打基础而读《史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书；为了了解收集材料的办法即调查研究的方法而读《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书信集》。母亲认为鲁迅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杂文对自己的业务是必需的，因而经常阅读《鲁迅全集》，其他书如《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些人物的传记等等也在她的阅读范围之内。她终于悟出：“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
我翻出母亲留下的曾浸透过她心血的《文史资料选辑》共55册，我只知登在第11辑（1961年1月出版）上一篇署名乐松生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文章，是母亲执笔写的。在1960年，她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走访同仁堂，亲自深入到制药厂、柜台，了解制药、配药的全过程，搬回大量同仁堂的药目和账本等史料阅读，花了很多心血。她认为当时不宜署自己的名，和乐松生先生数次相商，文章还是按第一人称写而署乐松生名，但这并不是乐松生先生的本意。这是母亲当“旧闻记者”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她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却未署她自己的名。
母亲只留下了1962年10月28日起写的日记，她是为了督促检查自己而写的，断断续续地写到1968年。从她留下的这些遗墨里，我摘录几段，可以看到她的思想脉络：
1962年10月28日（星期日）：“许久以来——一年、二年、三年，或者说从反右以来吧，在心中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最近半个月又比较明朗起来，今天更增强了一些。”接着母亲又写了三次看范长江同志的情况：“第一次（1952年或1954年）曾经和他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告诉我五年后再说吧，那是为了罗的问题；第二次仅谈文汇报复刊问题，是钦（钦本立）约好，而我随去的；这次（第三次）我是为了文教史料组稿问题，而向他请教关于科学界人士的撰写史料问题，然后谈到我最近的心情，但我没有谈到我还有请求入党的打算，而只谈我以后如何想把工作做好的问题。”“沈大姐（沈兹九）鼓励我申请入党，今天长江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必须要照此做去。我最近必须要找个机会提出来。”
母亲曾在青岛学仰泳，她记下了那时的心情（1964年8月8日，星期六）：“仰卧海上，天是无限的宽阔，与过去只能在沙上睡睡又是一个意境了。如果能自由仰伏，那又不知要如何舒适了。我这一叶之身，遨游于广阔的天地之间，享尽自然所赋予的美妙了。在整个社会之间，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掌握了唯物辩证法，那就也享受到这种美妙了。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生命虽然是有限的，服务也就是无限的了。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永葆美妙的青春，我愿意在今后一二十年中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有幸生在毛泽东时代，我愿意永远追随许多先进的马列主义战士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看了母亲留下的不多日记，想得很多很多，我能在逆境下像母亲那样地面对人生吗？被划为右派后还会想入党？有人说，这是“愚忠”，但我理解母亲。这不正说明您那一代人对终生所追求的理想的执著吗？
（摘自《纵横》2000年第11期袁冬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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