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事件”来龙去脉
高振普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幕后指挥者又推出新的“革命”内容，在全国掀起抓叛徒风潮。主要目标当然还是老干部，重点又是那些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生入死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扣上“党内最大的叛徒”的帽子；薄一波等61名被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同志，统统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当年打入敌人内部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四人帮”开始把暗箭射向周恩来。有个红卫兵组织在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报纸上，找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一消息，如获至宝，马上呈报“中央文革”。江青如果去问一下毛泽东或者是康生，就会清楚了。因为这件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已搞清楚。她没这样做，却来找周恩来。周总理看出这来头并不简单，要认真对待。
“伍豪”是周总理的曾用名。这是当年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几位发起人，用阿拉伯数字作为自己的代号，采用抽签的方法，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五号的谐音即“伍豪”。当年周恩来曾用“伍豪”署名，起草过文件，发表过文章，为机要通讯编制的密码，就被称之为“豪密”。
“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件事，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这则“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以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国民党不仅不抗日，反而集中力量企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准备向红军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同时，阴谋破坏设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此时的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情报工作。他的工作和他本人对国民党的威胁很大。敌人抓不到周恩来，就采用造谣的方式，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和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合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上海各大报纸登载，企图打击和搞乱共产党的力量。1932年2月15日，由黄凯派人将这一伪造的“启事”送上海申报馆广告门市部。广告处律
师看后认为，这一“启事”称伍豪等243人脱党，而通篇文内只具名伍豪一人，有明显漏洞，暂没登出。但在16日、17日、18日，先后在《时报早辰号外》、《新闻报》登出。《申报》在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的压力下，于2月20日也登出这一启事。我党在上海的中央，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采取果断措施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
国民党找不到周恩来，抓不到周恩来。其实在他们登出这一则消息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12月下旬已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参与组织指挥作战。虽是这样，上海的地下党和苏区的毛泽东都给国民党以有力驳斥。毛泽东就此发出布告说，“伍豪脱离共产党”一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今天，江青又把这已有历史定论的事提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件事。他把这事告诉邓大姐，他们看出，30年代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而今天，60年代的江青也在想利用国民党的办法来达到他们加害周总理的阴谋。周总理、邓大姐认为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把这件事再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真实。
这件事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虽已搞清，做过结论，但没有文件材料。周总理委托邓大姐把办公室的秘书和卫士组的同志约到一起，具体交待了做法：由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在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纸，由卫士组的警卫、司机、厨师、服务员等查找。后来，医生、护士也参加进来。因报纸种类较多，我们这些人对当时的事情又不清楚，查找起来得花一定时间。我们查遍1931年的各报，没有查到，再查1932年的。
经过几天的查找，由司机杨全明查到了，是2月20日在《申报》登出的。张树迎先拿给邓大姐看，邓大姐叫马上送周总理，让周总理仔细地看这条“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消息。
看完这条消息，总理当即说：“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叫我们再查。我们主观地认为不会登在《申报》上。于是又把其他报纸翻遍了，也没找到。周总理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我们又开始查找，细心的乔金旺查到了，就在2月22日《申报》的广告栏内登出：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同是一个《申报》两天之内登出不同的两则消息，人们不难看出这第二条消息是否定第一条的。周总理看到这第二条消息说：“这就清楚了。”他请新华社的摄影师钱祠杰，把这两则消息翻拍下来。后来的事，周总理就不叫我们管了，只是嘱咐把图书馆的报纸保存好，暂不退回。我们把借来的报纸摞在一起，足有一米多高。
周总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亲自写了专门报告。在1972年批林整风会上，他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对事件的真情作了详细的说明。在会上，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的来信反映1932年2月上海各大报纸登载《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上的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同时宣布毛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录音、记录稿和其他文献资料存入档案，并发至全国各省。周总理写好的这份报告，因工作原因，一直没有下发，存在了他自己身边。
1975年9月20日，周总理在进入手术室前，又想起了这件事，要把这份已存多年的文件，取出来看看。邓大姐也不解其意，便说存在保险柜里，要看，手术后再看吧。总理说在病房等着，一定要派人去取。邓大姐就叫她的秘书赵炜去取。医生、护士和我们几个人都围站在总理的周围。医院与中南海只一路之隔，十几分钟赵炜便取了回来，交到总理手里。周总理躺在进手术室的平车上，戴上老花镜，翻看了几页，就在首页的标题下侧，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又写了1975年9月20日并注明是在入手术室前。签完后，亲自交给邓大姐，这才同意推他进手术室。在去手术室的走廊里，周总理问：“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叶剑英，还有张春桥闻声由休息室走出来。邓小平来到平车前，总理紧握着他的手，高声地说，更确切的说他是高声地喊：“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强得多。”当然，这话不是小平一人听到，不只是对小平同志讲的，是让在场的人都听到，表达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支持和信任。今天想起来，总理这话是有目的的。当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在掀起对邓小平的攻击，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困难重重。面对党内的复杂的斗争，周总理在手术前明确了自己的态度：支持邓小平。
（摘自《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15元。社址：上海绍兴路54号，邮编：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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