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后的管家
陈贻林
晚年的毛泽东有位鲜为人知的管家。毛泽东时而称他“同志”，时而称他“我那盏不灭的灯”。他比李讷小1岁，李讷至今见面仍叫他“叔叔”，就因为他与毛泽东是“同志”。
这位管家姓吴名连登，江苏盐城人氏，毛泽东的最后一位管家，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整整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将领袖的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们瞻仰为止。
吴连登到毛家“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收拾收拾主席卧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图书啦，再就是管理毛家唯一的杂品房，也就是吴连登称为的“仓库”。
1968年他正式担任毛家的管理员。在毛家，几乎没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其日常支出；他要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保证安全；他要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不离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刚到毛家，他就听毛泽东说：“我们相互之间要称同志。这种感情比什么都深。”平素有事，毛泽东总是一口一个“吴连登同志”，有时玩笑起来就没准了，时而称他是“咸（盐）城人”、“身边一盏不灭的‘灯’”；“把‘咸城人’找来”、“把我那盏不灭的‘灯’找来”。江青则叫他“管家的”。按毛家家规，李敏、李讷等叫他“叔叔”。
毛泽东大发雷霆
吴连登初进毛家，虽说国家已度过困难时期，但日用品依然严格按计划供应。别的都好凑合，就是这肥皂——吴连登每月仅有可怜巴巴的半块，洗脸洗澡洗衣都得用，实在不够。当然，若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身份去搞点，别说半块，就是10条也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是被毛泽东严格禁止的。
机会来了！吴连登将要跟随毛泽东去外地巡视。他心想：主席禁止吃喝早有所闻，用点肥皂牙膏总可以吧。但毛泽东早有指示：“我们每到一地，要尊重地方的领导和同志，不要搞特殊，不要给地方同志找麻烦。”他首先从自己做起，盖的铺的穿的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吃的喝的包括油盐酱醋茶，统统带上。吴连登凝视着一只只收拾停当的帆布包，心想：主席都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说的？于是彻底打消了念头。
他很快清楚这铁的纪律源于60年代初的一次“毛家整风”。而这刻骨铭心的第一课，给他打下了至今都难以磨灭的烙印。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他身边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这天，他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认真进行整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问题，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
“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统统给我滚蛋，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大发雷霆，说到做到。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
事情到此并没有打住。毛泽东根据那份材料统计的情况作出决定，凡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工作人员们虽然没掏腰包，但毛泽东这一有理有节有情有义的举措，对他们乃至吴连登这些后来者的教育却是延绵不断、终身难忘的！
说起毛泽东的大发雷霆，还有一次也让吴连登记忆深刻。那是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开始，吴连登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他“穷”得硬气，谁都不怕！
毛家入不敷出，难煞了管家
吴连登介绍道：主席自60年代初将工资降为3级、每月404.8元，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没有调过。主席每月工资常常入不敷出。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工资是挺可观的，可几下里一分就不见了。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百元左右；还要负责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后是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他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了300元。
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
他吸烟比较厉害。有时一天要吸两三包熊猫牌香烟，每月烟钱至少得几十元。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开支。70年代初，毛泽东改抽雪茄。生产雪茄的烟叶由北京卷烟厂选配料，用白纸和浆糊糊成一盒盒，毛泽东抽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来要两三包。过量地吸烟，使得晚年的毛泽东咳嗽、气管发炎。医生建议少抽或不抽，谈何容易！这位老人毕竟抽了好几十年呵，开始身体很不适应，就时不时地从茶几上拿起雪茄，闻一闻，放下；又闻一闻，又放下，终于狠了狠心，将烟灰缸、火柴盒统统收起来，以惊人的毅力于1975年戒了烟。
毛泽东喝茶同样吓人。每个月他要喝一斤多甚至两斤多茶叶，又得从他的工资中支出30多元。
毛泽东每年还有一笔不菲的支出。早在共产党创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借给他几百块银元，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耿耿于怀。进城后的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亲派秘书前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坚持到章老在香港逝世。
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毛泽东很少请客，偶尔为之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没有请过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丰泽园开会到深夜，他会说：“今天会开晚了，我请大家吃饭——面条一碗。”只要听到他发话，吴连登等顿时忙里忙外，将一碗碗炸酱面或打卤面端了上来。“你们吃你们的，不影响开会。”毛泽东望着众位战友吃着面条，接着说话。不用说，这顿面条，毛泽东会坚持在他的伙食费里支出。
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她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其父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他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她束手无策了，只好找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阅后，不觉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同意从稿费中给8000。
吴连登没有将这8000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头，再开口要就难了。他以李讷名义存进银行5000，交给她3000。李讷感激得连声谢谢叔叔的安排。
很明显，毛泽东几乎每个月都要拉饥荒。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给他写个报告，并当面汇报收支情况。毛泽东总是挥挥手，意思是不用说了，然后划圈批准从其稿费里提出1万元来补贴家用。
江青的工资和账目也归吴连登管。据他介绍，江青的工资先是100多元，后来涨到242元。她单独有一个伙房，做的菜一无山珍海味，二没生猛海鲜，也就是一些家常菜，但做得很精很细，她讲究饮食。
1974年的一天，在钓鱼台国宾馆。江青要做件小翻领西服，吴连登就从红都服装店请来师傅量体裁衣。做好后，江青试了试，很满意：“蛮合身。多少钱？”“120元。”“这么贵？他们坑我！敲竹杠！”“人家哪会坑你？不会的。”他笑笑。“这衣服——我不要了！”“这是量你的身材做的，不要怎么办？”吴连登犯了难。“我不管，反正这么贵我不要。你要——你拿走。”吴连登哭笑不得：“我一月工资才30多元，要得起吗？”“反正我不要。”江青把西服一甩。“你不要，我只好去找东兴同志了。”“你找去吧！”江青一脸的不在乎。“该从哪里开支呢？”汪东兴也犯了难。吴连登说：“‘红都’还等着我结账呢！”汪东兴想了想说：“这样，我批一下，就从稿费中报销吧。”待到1976年江青去了秦城监狱，这件西服仍静静地躺在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室里。
管家见过那么多的礼品，却没见过毛家人动一指头“主席，这些礼品都是送给您的，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吴连登劝道。
毛泽东耐心解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说起世界上一些国家元首送给他的贵重礼品，那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金银器皿、象牙制品、民族工艺品、土特产品……应有尽有。不仅有地球上的珍宝，连月球上的石头都有。
毛泽东处置这些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送幼儿园；是几包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水果、茶叶送给江青，送给自己的孩子们；逢到土特产品量大时，他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讲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金日成对毛泽东怀有特殊的感情，几乎每年都给他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列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每当这时，吴连登总是想到毛泽东的几个就靠那干巴巴的二三十元穿衣吃饭的孩子，她们太清苦了。他还不敢向毛泽东请示，只能向汪东兴建议留点水果给李敏李讷，她俩方可饱尝一顿瓜果的香甜美味。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给毛泽东的燕窝重达31.5公斤。燕窝之珍贵人所共知，且不说今日每500克需1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1斤，相当于毛泽东1个月的工资。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一……”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1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10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吴连登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由吴连登打了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这位伟人离世，也不知道那31.5公斤燕窝被他喝掉了7两。
不过，延安人民送来的一点小米、红枣、花生等杂粮，是毛泽东从不拒绝，照收不误的礼物。吴连登常让厨师给主席煮点尝一尝。他喝着延安的小米粥，脸上往往流露出欣慰的笑容。有时候他又一言不发，专注地看着老区送来的杂粮一动不动……
“管家的”想要说的话
往事如烟。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25个年头，吴连登也离开毛家多年。但是，毛泽东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如今，这位刚刚从国务院体改委办公厅副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花甲之人，有些话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快。他说——主席有这样的失误，那样的错误。但是，他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非常喜欢搞个人崇拜。有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可以说明。
这天是他的生日，党有规定，不要给领导人祝寿，主席带头这么做。但每逢12月26日，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还是要向他老人家祝贺生日。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我按照当时的习惯，说：“毛主席，我们祝您万寿无疆！”主席看看我，说：“是咸城人啊！”我说：“是吴连登。”主席又说：“是我身边那盏不灭的‘灯’啊！”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主席严肃起来：“刚才那句话是屁话。”听主席这么说，我好紧张，心里想不通：大家不是天天在喊吗？怎么是屁话呢？大概是主席以为我接受不了，说：“哪有活一万岁的？人活一百岁就不得了了。”他望望大家：“你们谁能给我找出一个活了一万岁的？”
还有一次，主席要看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纪录片，也许是氢弹爆炸，我记不太清了。我几经周折从总参借到。当放到爆炸成功时，画面上出现了群起欢呼“毛主席万岁”的盛大场面、高唱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镜头。我们看得正来劲时，主席却挥挥手，说：“不看了，不看了。”我看到他老人家一脸的不高兴。
有段时间，主席吃不好睡不好。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就问主席是不是饭菜没做好。他摇摇头，沉思一会儿说：“1958年，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杀猪、砍树、大锅饭，还搞了一个打麻雀。再加上苏联逼债，一下就把国家搞穷了。作为我要负主要责任。”
（摘自《银潮》2001年第4期陈贻林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