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当父辈们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而浴血奋战时，他们的后代却不得不被送往遥远的苏联，送进国际儿童院，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人生之旅。
本书经向当事人或其亲友专访，或本人回忆编写而成，记载了59人的成长经历。
苏兆征之子苏河清：童年即跟随父亲革命
1921年9月，苏河清出生在香港。
童年时期的许多往事，苏河清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父亲苏兆征当时领导着香港海员工会。他常常在码头上为工人们读报纸，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每逢这时，苏河清便牵着父亲心爱的大狗“阿金”站在远处放哨，一旦发现“摩罗萨”（指红头阿三、当局雇佣的印度人警察）就把“阿金”放开，让它跑到父亲那里报信。
党中央后来派苏兆征到上海工作，全家人也一同前往。苏河清一家同邓中夏一家是邻居。当时，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同志常常在苏、邓两家开会。每到这时，苏河清就和姐姐苏丽娃骑着小童车在弄堂口放哨，一有情况就敲响随身带着的铁盘，通知大人们赶快采取行动。
1929年2月下旬，苏河清的父亲苏兆征病重住院，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同志闻讯后曾赶去医院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苏兆征用极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在场的人讲道，“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使革命最后成功”，并用恳切的目光望着几位战友说：“我妻子和小孩可否送莫斯科，请组织斟量。”临终前他仍断断续续地说，“大家同心合力起来，……一致合作到我们最后胜利！”当时在场的邓颖超，迅速地在一张纸片上记录下了这段感人的遗言。
1929年2月25日下午6时，苏兆征溘然长逝。不久，党中央将苏河清及其母亲和姐姐苏丽娃送往苏联。
瞿秋白之女瞿独伊：难以泯灭的记忆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召开。我的父母（瞿秋白、杨之华）都出席了会议。休会的时候，父亲依然忙，但也抽空带我去野外采集各种野花。我到现在还能记起爸爸在大自然中那兴奋和欢快的面容，他牵着我的手，一起漫步在绿茸茸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逗我玩耍嬉笑。
“六大”以后，爸爸留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妈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他们工作学习都很忙，便把我送进了一家孤儿院。
1928年底，我转到离莫斯科较远的一所“森林”学校。父母来看望我时为了不影响工作，经常是乘坐夜车，在火车上睡一晚，第二天一早到达“森林”学校。夏天，我们在森林里唱歌、跳舞、采蘑菇，父亲还常画画和折纸给我。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父亲把我放在雪橇里，他拉着雪橇跑，故意把雪橇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或摔一跤，用手蒙住脸装哭，这时我就冲妈妈喊：“妈妈，我跌跤都不哭，‘好爸爸’跌一跤就哭，真娇气！”于是大家拍手哈哈大笑起来。
记得父亲因病住在列宁疗养院时，我第一次给他写了一封信，他马上给我回信写道：“小独伊，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还有一次，父亲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个大飞艇。他在旁边写道：“你长大了，也为中国建造这样的大飞艇。”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我从《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父亲牺牲的消息。惊呆了的我随即失声痛哭起来。
1930年因斗争的需要，我父母取道欧洲秘密回国。别后5年来，我时时盼望得到父母的音信，没想到竟看见这样的消息，没想到5年前的分别竟是永别，我顿时头晕目眩昏倒在地……
我们住在上海时，和茅盾伯伯是邻居。父亲为革命奔走于上海、广州、武汉之间，母亲也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就把我送进幼儿园，和茅盾伯伯的女儿沈霞在一起。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工作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我和沈霞。我在家时，父亲总是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希望我多学些知识，将来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他还为我写过这样一首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父母和我分别后，我收到过他们从柏林寄来的一封信和一张含义深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背面用俄文写着：“送给独伊。妈妈，1930年8月1日，克里米亚。”但我看出，俄、中文都是父亲的笔迹。父母给我写的为数不多的信件几乎都已失散，但这张明信片我保存至今。
张琴秋、张玛娅：母女俩的绝命书
张玛娅（父亲沈泽民）的妈妈张琴秋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党中央不断出现“左”的或“右”的错误，作为在其领导下的一名干部，能不接触一些犯错误的领导？！能不跟着走错一些路吗？所以在“文革”中张琴秋也不例外地招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有一次听毛主席的内部报告，当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顺手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毛泽东像的上边。没想到事隔20年后的“文革”期间，就因此被定为“反党分子”。无数次的轮番批斗后，她与看守她的专案组成员谈了近一个小时的话，但中心问题只有三个：一、八个字的动机无法形容；二、在西路军被俘后大节是好的；三、王明是叛党分子，决不会包庇他。当晚她就前一次的批斗、审讯后的情况，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但还没有等她交上这份汇报，便含冤离开了人间。她的死，至今是个谜。因为关押期间，她曾给她的二儿子陈祖涛带过口信：“我是绝不会自杀的。”在清理“反党分子”遗物时，人们在一本书中发现了这份很像绝命书的“思想汇报”。她写道：
18日晚专案组找我开会，批判我的态度不老实。……八个大字问题，我所以要求鉴定和自己查毛主席讲话的来源，不是嫁祸于人，就（而）是因为自己挖不出反毛主席的思想动机。我明知道党的政策，……但我思想上实在没有，怎么办呢？八个字写在毛主席像片上头完全是偶然的，无意的。……可是，交不出思想，谁也不会相信，结果还是不老实，死顽固。当天晚上开会回来久久不能平静，所以第二天（即十九日）又请示了×××同志。她的回答很干脆，八个大字想不起动机，谁也不会相信。这样只剩下一条路了。
——那就是众所周知的死路一条了。
张琴秋被定为“反党分子”致死，“张琴秋生的女儿，绝不会是好人”——这是“四人帮”的某个成员讲的。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女儿女婿就被分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在非法关押期间，张玛娅被折磨得神经错乱，听觉失常，惨景难以用语言形容。两年后，好容易株连结束，张玛娅开始有了点自由，可没想到，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她。
1976年，在一次讨论会上，张玛娅讲道：广大群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什么不对？！开会主持人正要查找天安门的活动情况，便马上装聋作哑地再向张玛娅发问。张玛娅又将自己的看法重复了一遍。于是，对她的政治迫害便接踵而来。同年，就在黎明前，她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间。她也留下了一份绝命书：
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也无法用虚伪的检查去保自己的名声和家里的安定。党性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交易。
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
一、我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他是坚定不移的。
二、那么，我到底怀疑谁？不相信谁？反对谁呢？这就是江（青）、张（春桥）两个人，我反对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搞私活、搞极左。
他们两个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勾结起来整我们亲爱的周总理的材料。就是他们两个反对周总理，就是他们两个阴谋策划了《大参考》和《文汇报》的反总理事件……
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没有勇气活着说出自己的这些观点。因为在同志们面前第二次以反革命分子的面貌出现，这是最难受不过的了。活着没有勇气讲，死了的起码应有这个勇气讲吧！反正这样坚持真理而死比虚伪地活着为好。
我死后我的名声扫地，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党组织能恢复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誉。
我的家，我的孩子无罪，希望加以保护。
张太雷之子张芝明：一个不幸的人
1927年4月20日，张芝明出生在上海，乳名小保。他的父亲张太雷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于1927年12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张芝明的母亲王一知，1922年入党，解放前长期从事党内秘密电台的联络工作。张芝明出生后刚刚满月，父亲就离开他们母子去湖北、广东投身革命工作。父亲牺牲后，母亲带着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坚持为党工作。他们一度蛰居北平，张芝明在香山慈幼院开始念小学。不久，他又随母亲南下到湖南湘潭，来到与母亲一同做地下电台工作的龚饮冰同志的老家，在那儿继续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饮冰同志到武汉与周恩来接上了头，周恩来对张太雷烈士的后代非常关心，他指示要尽快把孩子送到苏联去。
1939年初，张芝明进入共产国际莫尼诺国际儿童院，1940年又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张芝明于1939年1月21日加入苏联少年先锋队，后加入苏联共青团并获得苏联国籍。1945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这一年的7月6日凌晨，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亚拉摩戈多市试验成功。苏联政府很快就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莫斯科国立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当时，年轻学子们无不以进入这个专业学习为荣，后来，张芝明靠鲍罗庭的鼎力相助，实现了学习原子能专业的愿望。
鲍罗庭和张芝明的父亲张太雷有非同寻常的友谊。自1925年起张太雷就担任鲍罗庭的翻译和助手，在广州，鲍罗庭的办公室设在东教场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里，鲍罗庭和军事顾问住在楼上，张太雷就住在楼下，鲍罗庭的许多工作日程都由张太雷负责安排，他有什么问题也都找张太雷商量，他们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鲍罗庭回到莫斯科，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的主编。张芝明到苏联后，在蔡畅的带领下去拜见了鲍罗庭，当听说张芝明就是老朋友张太雷的儿子时，鲍罗庭激动得热泪盈眶，抱住张芝明热烈地亲吻。后来，张芝明跟随鲍罗庭学习英语，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当他听说张芝明想学原子能专业时，就到处托关系，甚至找到了苏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才使张芝明如愿以偿。
张芝明于1947年底转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原子能专业，一年后又转到了该校的物理系。1952年12月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1965年，张芝明回到祖国，被分配到四机部某研究所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后，张芝明被诬陷为“苏修特务”，遭到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关进监狱。他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神经难以承受这样的摧残，导致精神严重失常，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加入了苏联国籍，后来多次申请脱离苏联国籍，苏联方面坚决不同意，并对他的精神施以压力。
张芝明是不幸的。他的报效祖国的良好愿望成为了永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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