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可怜事去言难留
陈诏
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届古稀的柯灵先生觉察到暮色苍茫，来日无多，有了创作上的紧迫感。
他写过诗歌、童话、散文、杂文、评论、短篇小说、话剧和电影剧本，唯独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渴望写一部足以传世的长篇小说，作为他的文学作品的压卷之作，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从1931年冬他初到上海，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他都是身历其境的历史见证人。他计划寓真实于虚构，通过写一系列知识分子血和泪、爱和恨、焦虑和期盼、奋斗和幸福的人生历程，展现新旧上海新旧中国风风雨雨的历史画卷。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我在上海长期生活，已将近半个世纪，感受不少；而看看现在的青年，特别是经过‘四人帮’的捣乱，身在福中不知福，很少人知道旧上海旧中国是怎么回事了。我感到自己有责任留下一点痕迹来。”这就是他所以要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动力和目的。赤诚之心，于此可见。
1993年冬，《上海一百年》第一章《十里洋场》终于脱稿。刊载于1994年第1期《收获》上。人们看到，柯灵先生娓娓叙述鸦片战争英军入侵时，上海县城中一个忠厚正直的知识分子、典史张行健在战乱中殉难自尽的故事。虽然这仅仅是这部长篇的一个序幕，但悲剧气氛已略见端倪。其表现手法则集中国古典小说精华之大成，而文字洗炼、简洁、淡雅、隽永，尤见功力。当然，书的重头戏尚未出场，评论家们静待它的续篇，不敢轻易评论，唯独夏衍先生读后鼓励说：“第一章写得很好，应该继续写下去，待全文写完，我来改编电影剧本。”此话使柯灵先生大为感动。
接着写第二章，大概断断续续又写了几万字，但期望要求越高，精神压力越重。第一稿不满意，重写；第二稿仍不满意，又重写，越到后来，他越感到“此事艰巨”、“担子很重”，真有骑虎难下之感。而他的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多次住院治疗，精力不济，继以各种各样杂务琐事又纷至沓来，严重挫伤了他的创作激情，迫使他再度停顿续写长篇。他内心的焦急、无奈和痛苦真是难以名状。天不假年，《上海一百年》最后仍不免以“泡汤”告终。这真是柯灵先生的终生遗憾，也是中国文学事业的一大损失?
?摘自7月5日《解放日报》
陈 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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