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王海
1971年的初秋季节，记得是9月上旬，空军召开了一个院校工作会议，研究院校训练工作。会议结束后，9月12日，我按照原定计划带了几个同志去天津杨村机场下部队了解情况。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吃完早饭，突然接到空军司令部通知，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开会，司令部还派了一辆车来杨村接我。二话没说，我马上往回赶。通知是9时开会。
司令部的一位副参谋长在会上口头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从北戴河叛逃出国到蒙古摔下来了。会议很简短，传达完就散会了。会场里静静的，没有人说话。这有点儿像大暴风雨前短暂的寂静，又有点儿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把人震蒙了。但从人们强作平静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个人心头都掀起了一股冲天巨澜。
我立即联想起，在杨村机场时，部队的一位同志曾告诉我，9月12日夜，他们在雷达上观测到，有一架飞机从北戴河起飞，朝蒙古方向飞去，并越过了边境，在蒙古温都尔汗一带从屏幕上消失了。显然，他们看到的就是林彪那架飞机。看来，这件事确凿无疑。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几天以后，在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前几天，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后他对我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军组织一些专家，根据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飞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被外部炮火击落的呢，还是发生过机内搏斗？究竟是什么原因坠落的？
照片有好几十张，在他的办公桌上摊了一大堆。我正在看照片，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话筒声音很大，吴法宪接电话，我站在旁边也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周总理问吴法宪空军的情况。吴法宪说，现在文件已经传达了，但是有的人不相信，我们这儿就有个气象局副局长不相信，王海冲动了，打了人家两个耳光。
事过很久以后，我见到海军政委李耀文，他曾当过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亚洲事务，交谈起来，才搞清了当年这件事情的原委。李耀文告诉我，当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找吴法宪谈话，他也在场。周总理要吴法宪汇报一下256号三叉戟飞机失事的情况。吴法宪心中害怕，吞吞吐吐，讲不出个究竟，就推说不知道。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吴法宪，说，你到现在和党还不是一条心。随后，周总理交给吴法宪一些照片，交待他到空军找一些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仔细的研究。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这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的成员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由于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地点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事发后赴现场勘查已不可能，因此，专家组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对照片和实物反复进行对比辨别、分析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掌握的这一批照片非常逼真地展现了飞机失事现场的情况。提供这批照片的，是当时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武官，名叫孙一仙。温都尔汗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戈壁。256号三叉戟坠落后有一段时间无人知晓，因此失事现场保存了原样，基本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孙一仙在得知消息后较早赶到了现场，通过他的照相机镜头给历史留下了这批极其重要的资料。
当时，与256号三叉戟飞机同型号的飞机，我们空军还有十几架，在进行失事原因查勘时，这些飞机成为可资对比鉴别的重要实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专家组频繁往来于空军司令部与西郊机场之间，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照、核实与分析。
根据大量有效的证据和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分析，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情景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我们排除了一些外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其一，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其三，飞机坠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三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是未经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此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
那么，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2500~6500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根据有限的资料，搞清了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1972年5月19日，我们专家组根据查看和分析图片所得出的结论，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摘自《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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