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记忆：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访谈
因为要采制一个关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节目，我打电话找到了丁一岚，她提出了三个时间供我选择。我选择了6月15日，碰巧199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成立50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在挂着邓拓遗像的书房里，听着丁一岚追忆往事，我好像总是感觉到墙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视我们的目光。
《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邓拓这位总编辑，特别敬献了一只花篮。
也许是这个日子，也许是这些鲜花，丁一岚不时因为哭泣而不得不中断谈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创痛，是我无法劝慰的。我只能默默地递上餐巾纸，默默地聆听，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静。
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岚就传呼我，我急忙回电话。她很客气地向我抱歉，说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访过程中，哭了许多次，增加了我做录音访谈的难度。她说，她是很坚强的，很少在记者面前流泪。她担心自己由于情绪激动说了过激的话，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让我好好地把一下关。说完这些，她放心地挂断电话。我仔细地听了她的全部谈话录音，那些浸透着泪水的历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铺展开来。“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导火索。丁一岚对3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最初是批一个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1965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
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3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3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
1966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3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丁一岚回忆——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说‘我不看了’，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
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和周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的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是缘于这里。
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是从反右开始的。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有了毛主席的这两句话，邓拓就没法再在《人民日报》干下去了。邓拓跟毛主席的路线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连总编辑也给撤了，邓拓本人也要求辞职。有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问题拉出来的时候，邓拓也觉得在劫难逃了。“大参考”被收走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
当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而丁一岚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将和邓拓一起，再次被贬斥出革命的阵营。
“批吴晗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要批邓拓了；他保吴晗也没保住。1965年底、66年初，在北京范围内党内就批邓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邓拓。因为已经在内部点了北京市委的名，说北京市委包庇反党集团。大家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嘛，北京市委能不执行党中央的意图吗？大概在批判邓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领导彭真、刘仁同志就受到批评。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一场批判真正的对象是谁了。
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自己的创作思路、写作意图。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卫员，这时已经成了监督员了。曾经是温馨而热闹的家，变得静悄悄，父子相见，都默默无语。
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受党的教育，都非常热爱党，相信党。可报上说他们的爸爸是反党集团分子。在孩子们眼里这可是最坏的人，是最肮脏的。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一向那么温柔、那么爱他们的爸爸怎么会是反党分子？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说你们的爸爸是无辜的，我怕他们在外面这样说会惹出什么乱子。可你让我说，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每次孩子们走过爸爸的书房都踮着脚，轻轻地，轻轻地，怕碰见爸爸，不知说什么。邓拓一向非常爱孩子，他怕孩子们为难，也尽量避着孩子，装做没看见他们。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和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
孩子们对父亲的怀疑，令邓拓心如刀割，发生在4月的这件事，对于邓拓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丁一岚回忆说：
“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被烧毁的究竟是什么
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丁一岚理解邓拓最后的选择：
“说邓拓是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邓拓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对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邓拓自杀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30年的丈夫。
“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薄“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8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5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拓已经死了，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每年5月18日，丁一岚都给邓拓写一封信
最让丁一岚痛心的是，邓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着邓拓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文革这场浩劫。若是邓拓父母在天有灵，得知他们死后仍能保护爱子遗骨逃过劫难，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恸还是欣慰。
每年5月18日，丁一岚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祭奠邓拓，她总是给邓拓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年里她和孩子们的情况，就像邓拓活着时，他们夫妻谈着的那些家常话。她也向他倾诉自己的孤独和困惑。写这信时，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无助了。然后，她划着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每一年，她都按时给邓拓寄出这样一封信，她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丈夫交流着情感，联系着两个世界。“书生习气不可无”
每一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个金秋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沦为人民的“阶下囚”。可是满目疮痍的中国仍然背负着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到基层干部群众，受害面之广前所未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依然束缚着成千上万的人们。从1978年陆续展开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给丁一岚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邓拓的问题能够尽快得以复查。
“那时我也不敢提这个问题，我得摸清楚情况才敢提。我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同志，他说，《人民日报》的领导很关心邓拓的问题，你写个材料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内部刊物送中央的，把你写的材料印在上面，这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我后来就写了这个材料，登在那个内参上，中央就批示让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复查，这才开始复查邓拓的问题。79年初复查时，他们分析问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大，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一个一个问题查，我就跟他们辩论。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这句话，文革时就批判过，说邓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他是‘书生办报’，他有抵触情绪，就刻了这个图章。复查的时候，那些人还追问我，这个图章是什么时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评他之前、还是之后刻的，就连这样的问题都还在抠唆。哎呀，争来争去，算是给邓拓平反了。给了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几行字，写邓拓、吴晗、廖沫沙3个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写的就这么简单。”
拿到这张只有几行字的平反结论，丁一岚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邓拓13年前写下的遗书。
“最后，他们同意我到资料室去看邓拓档案里的遗书，隔13年，我才看到遗书，这时，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档案室里大哭了一场。邓拓的遗书写得非常动人，是写给北京市委的，整个叙述他的写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经过。他说，我的写作问题，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跟北京市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稿子市委并没有审查。后来为了邓拓的追悼会怎么开，也争论了很长时间。甚至追悼会的悼词他们也没有让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见吧。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结果他们限定这个追悼会不能超过600人，还是要处级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对这个限定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说，当时跟邓拓他们一起搞《三家村札记》的编辑，哪有处级干部，这些编辑后来都受株连了，受到很大的打击，现在连追悼会都不让他们参加，这对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电台打印了一个讣告，印了一百份，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开追悼会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宝山的纪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邓拓的遗像做了两个，一个摆在会场里，一个摆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没见过邓拓了，看一下遗像也好呀！”
我们今天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黑暗。丁一岚的话耐人寻味：“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
采访丁一岚的那个下午，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弹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岚家种满花草的阳台，有几只小鸟在夏日的阳光里蹦跳鸣叫。在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悲剧，我很难表述我内心的那份复杂的感触。在这快乐与悲哀的交织中，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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