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将军张治中
周旋于南京与溪口之间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主张和谈的呼声又起。许多人都把和谈的希望寄托在张治中身上。从理论上说，这一次国共和谈，只须对代总统负责，与下野总统是不搭界的。然而，两个多月以来的事实说明，“蒋总统”尽管下野了，但下野的只是一个总统名义，而非总统职权。从党务与军事，到政治与经济，仍然都得报告蒋总裁定夺。所谓的代理总统，只是一个代而不理。这样一来，不但李代总统大动肝火，代总统的左右，亦不免群起鼓噪，一个个颇为负气地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张将军真是古道热肠，看到李、蒋之间的这种倒置关系，不禁产生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以为只有放手放李一搏，和谈才有希望。3月3日，在李代总统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张将军启程前往溪口，就劝蒋出洋和国共和谈等事宜征咨下野总统的意见。
不过，张将军真是太天真了，为了给李代总统创造一个放手和谈的环境，竟然会想到劝蒋自动出洋，岂非是与虎谋皮之举。好在用不着张将军开口，蒋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是一个先声夺人，也是一个关门上锁：“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结果，张将军多少天来精心策划的一肚皮说辞，到了溪口，劝蒋出洋的话一句也说不得，只有就和谈问题恭请前总统面授机宜，定夺大计。
与以前的历次国共谈判不同，这一次是中共处于强势，国民党处于弱势。和谈当然是由处在强势的一方，即中共方面开出价钱，再由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了。中共方面的“开价”已经在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项和谈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八项和谈条件”中，令国民党方面最感刺激的，是第一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因早在两个多月前，中共方面就宣布了被列为第一批头等罪犯的43人名单，蒋的大名赫然列于第一。张治中要与中共谈判，不能不对此表明态度，表示“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以消除蒋的猜忌。至于其他条件，张虽表示“都可加以考虑”，但对改编军队问题，认为双方应按比例各自编成；对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认为双方应保持“同等发言地位”，并“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最大的让步，是同意鄂、赣、皖、苏及汉、沪、宁等4省3市为双方共管。
这是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方案，亦即李代总统所谓的“光荣的和平”。既可以不作为战犯接受惩办，又可以保留一个由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南朝”，蒋对张提出的这一和谈腹案，自然表示首肯。不过，蒋的政治眼光，究竟要比张治中老到，在他看来，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不用说拒绝“惩办战争罪犯”一项，绝不会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即对于4省3市“共管”一说，蒋亦认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因此，蒋明确指示张治中：“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可见，蒋深知以这样的条件，与中共方面“还价”，是绝不会成功的。溪口期间，张治中还就谈判代表、党务、外交政策、领导方针、内阁改组等事宜，向蒋请示机宜。蒋除一度反对何应钦组阁外，对其他问题，蒋一副“有事好商量”的态度，表示无可无不可。
一切的问题都谈过了，只有劝蒋出洋一事，尽管已遭蒋封杀，但张将军并不死心，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以委婉的口气替蒋分析留在国内与暂时出洋的利弊关系，恳请蒋对出洋事宜再作一次考虑。事实上，张将军自从来到溪口后，发现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与党务中心，不但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于宁波、溪口道上，而且蒋的幕僚及侍从机构都已原封不动搬到溪口，昼夜不停地在那里处理军政大事，并通过电台与全国各地保持24小时联系。显然，只要蒋一天不离开国内，就依然是大权在握的“幕后总统”，这对于南京政府的谈和，不免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但蒋在这个问题上，确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张之出发点，是以和平为重，以国事为重；而蒋之出发点，是以权欲为重，以蒋家为重，“道不同，不相为谋”耳!因此，张虽处心积虑，小心进言，慎为劝导，然蒋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不是缄口不语；就是暴跳如雷，每每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后来，蒋的态度总算比较和缓，甚至表示：“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尽管这只是蒋的遁词，但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张无论如何是不好开口了。
溪口之行，前后共8天时间，张将军回忆：“白天蒋和我们逛山水，其余时间就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8天中，真是无所不谈。”临别时，蒋亲送张治中及吴忠信下山，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欢然握别。”
张在溪口备受冷遇，却在立法院大受欢迎。张返京后，应立法院邀请，就和谈问题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据说，“这是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就在和谈代表团起程赴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机场送行，开立法院未有之先例，这又是让张将军没有想到的。
北平和谈：“知其不可而为之”
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中航“空中行宫”号，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开始了北平和谈之旅。临登机前，张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谨慎地秉承政府的旨意，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张将军此时的真实心境。其实，张将军并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对于此次北平之行的困难程度，张治中有着深刻认识。一个多月来，通过对南京各派政治势力的摸底，张感到南京方面普遍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所谓“划江而治”，亦即所谓“对等的和平”、“光荣的和平”的口号。而张很清楚：蒋之同意“划江而治”，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只在于赢得喘息机会，重新整合力量，徐图反扑而已；桂系之同意“划江而治”，目的只在于联共压蒋，营造桂系主政的局面而已。李代总统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是日下午，张治中等抵达北平机场。机场上，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欢迎场面；甚至中共方面没有一位代表到场迎接；而且，代表团的简单行李也要接受检查。接站的汽车开到代表团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门口，赫然一幅大标语，竟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对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说，不但是一个“下马威”，更是一帖清醒剂，宣判了南京和谈代表所谓“对等接待”、“对等谈判”等幻想的破灭。
当晚6时，中共代表团公宴南京代表团。餐后，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次席代表林伯渠，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次席代表邵力子漫谈。谈话伊始，“周首席”先声夺人，质问“张首席”在赴北平谈判之前，先赶赴溪口谒蒋，“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周首席”严正声明：“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首席”不想此事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当即反复辩称谒蒋既是出于礼貌问题，也是为了消除和平的暗礁。然“张首席”的解释，不但不能令“周首席”满意，反而引起极大反感。张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辩解无效，亦不免动了感情。于是，张的溪口之行，成为北平和谈的一桩“公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双方的谈判气氛。
双方同意，和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个别交换意见；第二阶段，正式会谈。交换意见伊始，双方即遇到重大分歧，南京代表团(除邵力子外)拒绝接受“惩办战犯”的条件。因为根据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名单，不但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被列为头号战犯；就是仍在台上的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亦赫然在列。显然，就张治中的立场来说，惟这一条是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代表团认为：李宗仁既已公开宣布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现在又拒绝接受惩办战犯问题，这不是说并未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吗?
战犯问题之外，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渡江问题上。“周首席”明确表示：“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可是，从蒋氏到桂系，对北平和谈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就是达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和谈开始后，蒋为了加大对北平和谈的压力，命何应钦赴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所谓和谈“五项原则”，第一项就是：“双方停战，各守原防，如共军渡江，即宣告和谈破裂。”对于“张首席”来说，“周首席”的强硬态度，中常会的强硬决定，有如两堵高墙，将他挤在中间。现在，既不能取消“惩办战犯”的条件在先，又不能达到“南北朝”分治的条件在后；和谈伊始，暗礁重重，实始料未及。
张治中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新的和谈策略，即在“划江而治”的问题上，不再与中共方面作无谓的争执；但在“惩办战犯”的问题上，坚决表示：“我们绝不能签字。一则南京李、何不会同意；二则我们上午签了字，也许下午就出事了；三则签了字，我们如何回得南京去?只好留在北平了。”同时，“张首席”再给溪口蒋先生去信，痛陈利害，劝蒋“毅然放下一切”，否则，“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
“张首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得到中共方面的体谅，却未得南京方面的响应。4月8日，在北平香山，中共领袖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对战犯列名，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时间可以放宽，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维持现状，解放军渡江可在协定签字后或经过若干时日后进行，等等。4月12日，何应钦致电张治中，转达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决议：“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因此，“张首席”意识到中共虽在战犯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只要南京方面在拒绝中共渡江问题上仍抱有幻想，则北平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复存在。
4月13日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手上。张回忆：“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并说：“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至此，张认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无非是从文字、语句等方面，对协定草案作技术性处理，使“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求得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13日与15日，两次举行正式会谈，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所提的20多条技术性修改意见，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文本计8条24款，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过江。
面对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表示“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不过，张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比方，“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张的本意只在于自嘲，然“周首席”当即予以驳正，认为最近20多年来的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周同时表示：如果张将军所说的兄弟关系，“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很愿意接受。”周的矫正，意味深长。后来，两个代表团的成员，确是成了兄弟关系。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就是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问题，形成了最后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但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的道理，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16日，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返回南京汇报，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南京方面发来长篇复电，对《国内和平协定》各项条款大加斥责，表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21日上午9时，张治中把南京复电抄送中共方面，请他们再加考虑。中共方面的答复是：解放军已按预定计划，于20日深夜在安徽荻港段强渡长江成功；人民解放军正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命令》，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间长达500公里的长江段，全线发起渡江战役。至此，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裂。
蒋介石：“文白竟然如此！”
南京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原在张的意料之中。不过，就南京而言，并非铁板一块。李宗仁有些犹豫，白崇禧坚决反对，甚至斥责黄绍竑“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何应钦表示需要研究后答复；其他人有反对的，也有不发言的。顾祝同以最快的速度，把协定送溪口呈蒋。蒋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这是国人对晚清李鸿章的评价。
谈判破裂之后，南京代表团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张将军面前的一个难题。理论上，当然不是一个问题。谈判结束，首席代表的责任，便是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打道回府。但此次的情况，太不简单了。说到“打道”，自然是可以的；但说到“回府”，就不那么容易了。
首先，打道回府，“府”在哪里?21日，南京通知23日派出专机，24日将他们接回。但解放军在21日就已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就在这一天，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宣布了南京政府的转移计划；总统府、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院、会、部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等地；并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疏散行动。
然而，不等政府机关撤逃，历来不肯顾惜他人的汤恩伯大将军(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痛快地拔得头筹，22日就已下令南京军警机关全线撤退。23日晨，当张治中从北平打长途电话到南京时，不要说已经找不到南京政府，就连军警机关也已遍找不着了。所谓的“回府”，哪里还有一个“府”呢?(24日，张接到何应钦函，指示径飞上海；但这时代表团已决定全体留北平。)
其次，“周首席”亲自来做“张首席”的工作，请南京代表团同仁全部留下，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亦纷纷劝驾挽留，表示：“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周首席”并提醒“张首席”：“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据此，周恳切表示：“‘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这是一个出自内心的检讨，更是一个语重心长的关怀，张首席代表听了，其他代表听了，一个个顿露自慰之色，欣然有知己之感。
再次，南京代表团成员在去留问题上主张各异，意见颇不能一致。次席代表邵力子已明确表示与中共方面合作，夫人傅学文已来到北平；三席代表黄绍竑虽已返回，然亦以“身体不适”为由，由穗走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四席代表章士钊、五席代表刘斐及末席代表李蒸诸先生，因与国民党方面都没有太深的关系，也就纷纷表示考虑留在北平。这样一来，在南京代表团内，“张首席”就是一票，不免成了少数派。 从4月21日到22日，南京代表团就去留问题，整整讨论了两天，张代表与各代表之间，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张首席”因始终未能说服其他代表，只好无奈地表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这是一个简单的“复命”哲学，也是一个忠于道义的沉重表示。
然而，这真是一个非常时期，也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时代。就在张将军盼望南京方面的专机早飞北平的时候，周恩来也在等待这架专机起飞的消息。原来，在这架飞机上，搭乘着几位神秘的客人———张治中夫人及孩子，他们是周恩来亲自下令保护的重点对象。
对于张将军家属的安全问题，早在几个月前，中央就已经高度关注。当时，张治中、张文心兄弟的家属都住在上海。中共地下党指派由中共地下党员、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的沈世猷具体负责。沈曾在张氏兄弟手下工作过，对两位上司的家属都很熟悉，自是一位理想的“监护”人选。张治中出任和谈代表以后，进一步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沈世猷奉命注意各方动向，防止不测事件发生。张率团北上和谈后，南京方面的和平空气一度很紧，表面上形势有所缓和，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张文心夫人郑淑华从上海回到南京居住。北平和谈破裂，形势骤然险恶，南京方面难以立足，洪希厚、郑淑华妯娌正考虑如何从南京出走时，沈世猷接到上级命令：秘密将张氏兄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据此，沈连夜通知并安排洪希厚、郑淑华及其子女潜赴上海，由中央航空公司业务经理邓士章(张治中的老朋友)，安排他们登上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团返回的国民党专机，来到了北平。
夫人洪希厚、儿子张一纯及女儿张素我的突然出现，让张治中大吃一惊，亦大为感动。到了这个时候，“张首席”尽管仍然不能完全放弃他的“复命哲学”，但对于一个“走”字，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况且，即使中共方面同意他南归复命，夫人洪希厚及孩子们会同意么?最后，“张首席”不妨以半是感激，半是佩服的口吻向“周首席”说：“你太会留客了。”
不过，就“张首席”而言，人是留下来了，但思想弯子并没有转得过来。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两个月时间里，这是张治中一生中最为闲适自在的一个时期，也是张治中一生中最为苦闷的一个时期。 张将军最终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与周恩来的长期影响与辛勤工作有重要关系。就张治中的经历而言，从黄埔建军到北平和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周恩来了。张将军亦坦言：“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20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其实，即使不谈政治向背，也不谈思想抱负，只就个人气质及人格魅力而言，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影响。这是张治中最终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不过，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把张治中列为中共的重点统战对象，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多方劝导，促其觉悟的结果。当时，不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人物纷纷登门看望，与其纵论天下大势，劝其把握历史潮流；而且不少民主人士，受周之托，以亲身经历，向张将军现身说法，释疑解惑。周恩来本人更是倾注了最大的热诚和智慧，不厌其烦地做张的转变工作。周曾直言批评张：“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周并通过屈武等张的亲信干部，不断向张传达信息，肯定张“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迅速站到人民一边。
周恩来的耐心帮助，促使张“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认识到自己原先所追求的国民党，应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蜕化为腐朽势力代表的政治集团；就本人与蒋介石的关系而言，只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魁的关系，一个负责干部与最高主管的关系，“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臣主仆的关系。”“党魁不革命，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呢?”很好!功课做完了，“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张治中的思想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完满的解决；但国民党方面，仍在不断制造新闻。4月27日，何应钦主持行政院会议，宣布撤销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5月4日，行政院政务会议以张治中留北平未返为由，宣布免去张治中的西北军政长官职；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北平被扣详情》。然而，未过几天，中央社的态度急转弯，连发两个电讯稿，称张治中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开始对张治中大加攻击了。
中央社连发三份电讯稿，张将军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于是，借中央《人民日报》一块“宝版”，张将军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内称：“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定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该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对于张将军而言，这是他苦闷彷徨80多天后的一个重要总结，也是表示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一个公开表态。对张将军的这个声明，中共方面大为激赏。在同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发表题为《评张治中声明》的社评，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的惟一的光明出路。”但是，看了张治中的这个声明之后，大为恼怒的也有人在，蒋介石便是其一。据说，这一天的《人民日报》送到台北草山官邸后，蒋恨恨地骂道：“别人背叛了我犹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在蒋介石看来，张治中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也就是对他个人的背叛。蒋始终把张治中看做是他个人的私产，而非国民党的干部。蒋的最大失败就在这里!张治中的最大觉悟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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