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炮制《西安半月记》
杨者圣
1937年2月2日，蒋介石移驾杭州澄庐，在风景甲天下的西湖边上养玻陈布雷随侍在侧，住进杭州大华饭店。7日，蒋召陈到澄庐，命陈编述《西安半月记》，并将他在西安事变期间所写的日记交陈布雷重阅。
所谓重阅，是指一个月前，陈布雷在溪口时曾看过一次。当时，蒋曾将邵力子与陈布雷召到身边，漫谈自己在西安“蒙难”的情形。其中，着重叙述了12日至15日的经过，以及对张学良的几次谈话要点。为了让陈布雷对自己这一段“蒙难历史”有深刻领悟，蒋将自己被囚期间所记的日记，交陈布雷携回学习。
现在，轮到陈布雷油然而生敬意了。陈翻开蒋的日记，只觉得一股“高风”扑面而来。日记中满眼都是孔丘、孟轲、曾国藩的“圣贤”语录，所谓“成仁取义”；所谓“明礼义，知廉耻”；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等。尔后，蒋先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了。诸如：“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人生何为?惟留正气在人间耳?”诸如：“读圣贤书，受圣贤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何以对生我之天地、父母?”诸如：“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5分钟而已”等等。
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蒋之不诚，他的这些“广告体”语录，与其说是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不如说是矫情自饰，故意写给天下人看的。不过，陈布雷也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日记也将有一天公之于天下，故在日记中大拍蒋先生的马屁，吹之为：“只觉得凛然正气丝毫不苟，足折服一切也”，用一句上海话来说：真是牛皮吹得海外。这一对“君臣”，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中精灵，配合得何其之妙。
现在，让陈布雷为难了。虽然，陈布雷替蒋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诸如政论文、叙事文、演讲稿、训词、感怀、书信、函电、文告等等，但从没有写过日记。“蒋先生，”陈布雷有点惶然地说，“我没有去过西安，对变乱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厚望。”陈布雷这是在推辞了。但是，蒋显得很大度，也很豪爽地说：“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过的写好了。”领袖说得这样轻松，而且是这样的斩钉截铁，陈布雷不便再说什么了，只好当一回前无古人的“枪手”吧。
2月9日，蒋为治疗腰伤，决定移驾上海。陈布雷以“沪上嚣烦不能动笔”为辞，继续留驻杭州。当天，陈从大华饭店移居西湖饭店，随即因西湖饭店濒临湖滨马路，汽车之声，震动屋壁，心思不能宁静，遂于次日移至东方饭店，再移至蝶来饭店，均不适意，最后选中新新旅馆。
2月10日，为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即旧历除夕，俗称大年三十了。这一天本该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但陈布雷为了替领袖写日记，一切都顾不得了。上午，陈命人在室内添了一张写字桌，做一些必要的写作准备。下午，陈布雷正式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因缺乏参考材料，只得一边炮制一边搜集。这一天，陈布雷绞了6个小时的脑汁，仅编造3页纸。
2月11日，即大年初一了。从上午开始，陈布雷就将自己关在旅馆里，继续昨天?亦即去年?的功课，继续编造蒋先生的《西安半月记》。从1936年12月12日开始，逐日进行记述。12月12日、13日这两天的日记，因使用了邵力子在溪口时所提供的材料，故“信笔记来，清晰有致，殊可佩也”。这一天上午11时半，陈的五妹夫翁祖望赶来相助，帮陈清稿。翁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按教厅规定，大年初一仍须上班，翁只好请假赶来帮忙。陈得知原委，颇为感动。
陈布雷午后小睡，未能成眠，因头晕未止，只得强起工作。晚餐时，陈与翁祖望以酒对酌，亦表示苦中作乐之意。晚餐后，陈布雷继续撰拟。至晚9时，终于完成初稿，全文长约12000言。从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至12月26日蒋脱险回京，逐日记述，前后15天，故名《西安半月记》?后来又把11日的活动添了进去?。其实，蒋于12月25日就已从西安飞抵洛阳，26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已不在西安。
2月12日，陈布雷赶往上海，在沧州饭店安排好住宿之后，即前往贾尔业爱路宋寓谒蒋，将《西安半月记》初稿进呈。次日下午，蒋召陈往谈，陈再将《西安半月记》携回修改一次，大体定稿。二三月间，陈布雷遵蒋命，几次修改润色。随后，宋美龄于3月间亦写成《西安事变回忆录》，宋命陈布雷一并校阅，至4月11日，两稿均定。经蒋、宋夫妇同意，陈布雷将珠联璧合这两本书，以10000元酬金，授予正中书局3年内独家出版经销权。至此，陈布雷才算松了口气。
岂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意外的风波，突然发生。事态变得严重起来，蒋氏的《西安半月记》、宋氏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都不能出版了。麻烦出在宋氏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上面。
2月间，当陈布雷躲在杭州新新旅馆里，埋头为宋的老公炮制《西安半月记》时，她自己也在加紧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宋氏的“另搞一套”，在蒋，当然是知道的。据说，蒋似乎也并不主张。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因为，蒋在宋氏的面前，多多少少有点“气管炎”的味道，历来缺少那么一点大丈夫气概。宋氏一心要炮制这本书，蒋氏固不赞成，但也没有断然反对。
但是，将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放在一起，进行一番比较，其中最让人敏感的差异，集中在两处地方。
其一，对张学良的不同评价。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对张学良训斥、谩骂、嘲讽，语气严厉尖刻至极。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张学良亦颇多指责，但相比之下，语气和缓多了，字里行间，颇多同情、谅解之感。
其二，对南京“主战派”的不同评价。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尽量避开“主战派”这个敏感的话题，间或亦有“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状，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等语，其意亦算是肯定了“主战派”的某些做法。然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主战派”却是大加讨伐，其斥责、嘲讽、鞭挞之语，在书中比比皆是。诸如，宋在书中直言批评：“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为其非健全之行动。”宋进而大义凛然地质问：“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对于何应钦、戴季陶等人所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的观点，宋更是义愤填膺地严词斥责：“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难怪戴季陶看到这本书以后，要气得大发神经，甚至“失手”将一只心爱的花瓶打坏。
对涉及西安事变的一些重大问题，蒋、宋虽然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4月份之前，外间都还没有看到这两本书稿，自然不会有什么议论。看过这两本书稿的，一为蒋介石，一为陈布雷。但是都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蒋、陈都采取了“沉默是金，沉默是银”的策略，不说也罢。就在陈布雷奉谕将书稿交正中书局拿去排印之后，蒋忽然想到应将书稿交邵力子审阅一下，一来邵是中央宣传部长，不能不看；二来邵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之一，不应不看。只是这一看，看出麻烦来了。
邵奉到“上谕”，不敢怠慢，对这两本书稿都看得极认真，甚至到了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议时也在看。当时，邵的旁边坐着改组派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这件事被陈发现了，于是就问邵看什么，邵随手把书稿递给陈，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陈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据陈自己说：仅花了半个钟头，就一气读完。
“这本书很有毛玻”陈公博毫不客气加以批评了。“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有矛盾。”陈甚至对邵加以威胁：你是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你是有责任的。
邵力子其实也看出了问题，经陈这么一惊一诈，亦感到问题不简单。于是，只好如实向蒋进言：既有了《西安半月记》，则《西安事变回忆录》或不出，或大加改削。蒋感到问题严重了，于是将陈布雷召来，要陈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复阅一遍，检出其不妥之处；并通知正中书局，将已经印好的《西安半月记》及《西安事变回忆录》暂缓发售。陈一一遵命照办。复阅《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将文中语意之不妥者标出修改之，得十八条。”但是，陈布雷心里有数：第一夫人的文章，不是那么好动的，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否则，便是老公蒋介石，也不可以轻动笔墨，随便增删一个字。这件事着实让蒋先生为难了，想来想去，只好硬着头皮，婉转地转告夫人：可以先看一看自己的《西安半月记》，然后根据“半月记”，对“回忆录”进行改削。
只是，这个时候的宋美龄，已经今非昔比了。自西安事变之后，宋几于一夜间暴得大名，在海内外声誉鹊起，如日中天。一位美国政治家对宋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大为激赏，认为：宋“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为皇后的气质”。宋美龄既不想贬低自己的作用，也不想把《西安事变回忆录》变成《西安半月记》的简单注脚，于是拒绝进行修改。并且，宋反复纠缠蒋介石，要他下令将已经印好的合刊本发售。当时，正中书局已登出出书预告，深感压力很大，也就不断来催促陈布雷，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发售?陈只好一次次地去请示蒋介石。挨到6月上旬，宋美龄等不得了，抢先将《西安事变回忆录》英文本出版。到了这一步，蒋自忖再对这本书加以封锁，已经没有价值，况宋天天在耳边吹“枕头风”，蒋抵挡不住，只好下令将“合刊本”放行。
（摘自《畅销书摘》1999年第11期 杨者圣 文 原载《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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