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启功先生的师生缘
柴剑虹
1961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系里有不少名闻遐迩的教授，却因种种原因很少给学生讲课。当时，启功先生还不到50周岁，学生们却难得亲聆其教。原因很简单，50年代后期，启功先生蒙受不公正待遇，不但被取消了刚评上的教授资格，连给学生讲课的权利也受到限制。直到1963年夏，他被“摘帽”近4年之后，被安排为二三年级讲诗词格律，我才第一次！也是在本科阶段唯一的一次?听他讲课。记得当时天气较热，启功先生胖乎乎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白衬衣外面套着背带裤，衣袖随便地翻卷着。他一开讲先用纯正的京腔念了几首古诗，那抑扬顿挫的声调马上便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古诗音韵声律，本来是我们这些初学者?尤其是北方学生?深感头疼的东西，启功先生却形象地将平仄声符画成竹竿，用截取竹竿的方法来讲解格律句式，形象直观，深入浅出，不仅妙语连珠，而且还不时地吟唱古诗以增强学生的实际感受，讲得生动风趣，使同学们茅塞顿开。当时，我们这些幼稚学子看着乐呵呵的启功先生，都觉得他是乐天派，竟无人知晓他蒙受的冤屈。
“文革”浩劫，起初，我听说他收藏的古代字画被迫上缴了，大量藏书亦岌岌可危。后来幸亏4年级有两位家庭出身好的同学聪明地将“红卫兵封条”贴在他的书柜上，才使这些藏书免遭厄运。
“文革”烟消。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我又考回母校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的硕士学位。
大约是从1979年春夏之交起，启功先生开始为研究生讲课，仍是那么风趣而透彻。后来系里又按老办法将中国古代文学分成先秦、汉魏、唐宋、元明清四段，让我们各攻一段，我与另两位同学被分在“唐宋段”，由启功、邓魁英两位先生为指导。启功先生很不赞成这种“分段教学法”，认为不科学、局限大。他对我们说，文学的发展，常常随着历史的标志为标志，某朝某代，什么初盛中晚、前期、中期、后期。其实文学和历史，并非双轨同步。文学家们，并非在“开国”时一齐“下凡”，亡国时一道“殉节”。先生打比方说，譬如烹鱼，烧头尾和烧中段，从来也没法规定以第几片鳞为界线去切，只是硬切。而教书又毕竟与烧鱼不同，烧鱼可以裹上面糊用油一炸，断处剖面均被掩盖，更不需血脉相通；教文学则既要在纵的方面讲透它的继承发展关系，又要在横的方面与兄弟艺术品种相关联，一个作家作品的上下、前后、左右都不是孤立的，要弄清就需要丰富的知识，深入的探索，精炼的选择和扼要的表达。启功先生在给我们讲课时，不仅常常有意突破“唐宋”这个小框框，还常常突破“文学史”这个大框框，深受大家欢迎。
第4学期开始不久，系里要教研室进一步确定各位研究生硕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当时，我希望能由启功先生来指导我做论文，但“唐宋段”的另两位同学也很想要启功先生指导，系里让我“发扬风格”。记得有一天从主楼出来，启功先生与我边走边谈心，他讲：“你是党员，又是班长，既要服从组织安排，又要照顾同学情绪，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邓先生指导下做好论文。至于课外时间，我衷心欢迎你多来找我闲聊。”可以说，正是这一句话，进一步结下了我与启功先生的师生情缘。
启功先生与师母没有子女，师母已在1975年病逝。当时，先生一人住在西直门内小乘巷他内弟家中一间小平房里。那是一间十分简陋的小屋，总共不过十一二平方米大小，白纸糊的小窗户，顶篷上已布满窟窿，地面也已凹凸不平。临窗有一张条桌，靠墙安着床，剩下的空间便只够摆两把椅子，书与纸只好插空堆着。1979年秋我第一次踏进启功先生这间陋室时，望着眼前的景象，不但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而且从心头升起浓重的悲哀：一位全国第一流的文史专家与书画家，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倒是启功先生笑着对我说：“我这里还不错吧?晴天可听麻雀争吵，耗子奔跑，雨天接漏有叮当的水声，只是查书不便，多来个客人没处坐，实在对不住了。”
后来有一位在部队工作、跟启功先生学书画的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就找人帮忙将居室一隔为二，虽然里间更为局促，却有了调剂来客的余地。随着先生在书画界的影响与日俱增，登门求字、求教的常常络绎不绝，有时闹得终日不得安宁，先生自嘲地说：“我成了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的大熊猫了?”启功先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及颈椎并气管炎。小屋潮湿，天气一变就易犯玻记得我有一次去小乘巷看见院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启功先生写的16个字：“熊猫病了，谢绝参观。如敲门窗，罚款一元。”我赶紧推门进去，先生正躺在床上，满面病容，不住咳嗽。先生见我进去，还说：“你没有敲门，所以不必罚款了。”就在此时，先生还不忘幽默，真让人辛酸而又感动。
1981年夏，我们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又一次面临分配问题。师大一些老师希望我留校任教，但因我们这一届同学本市生员多，外地生员留校有困难，我表示愿意回新疆工作，启功先生经过周到考虑，认为我还是留京较好。为此，他特地向中华书局推荐我，因为启功先生对书局很有感情，他常说：“中华是我第二个家。”于是，我又开始了自己的编辑生涯。我进书局18年来，启功先生仍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的工作、学习与生活。1984年夏我结婚时，先生特意画了一幅朱竹，装在镜框里，又坐车从城西到城东南蒲黄榆，亲自端着镜框爬楼梯送到我居住的6楼宿舍里，此情此景，我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每当自己在学习、工作与生活中遇到问题、碰到困难时，总能从先生处得到指导、帮助与安慰。我从心底里体会到了“师生情同父子”?启功先生大我父亲半岁，望着眼前慈祥和蔼的先生，我常常想到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的缘故，我从读小学起就不在父母身边，中学快毕业时父亲刚调回杭州，不久我又到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又远赴新疆。屈指算来，父子相聚的日子甚少。这个缺憾，如今却在老师身上得到了弥补，兴许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吧。
1996年4月，启功先生去杭州参加一个笔会，我也回到家乡。乘先生开会之暇陪他游览龙井、灵隐寺等名胜古迹，还观看了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及敦煌写经，可以说十分尽兴。当时，我父亲也从广州回到杭州，两位老人在楼外楼聚餐，都很高兴。两个多月后，我父亲因病去世，启功先生几次打电话安慰我，还特地为父亲题写了墓碑。我想，如果父亲泉下有知，也一定会为这种师生情缘感到欣慰吧。
?摘自《今日东方》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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