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山和庭院中的树
曾庆祥
1952年10月，父亲曾山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商业部长。1953年初，我们全家由上海搬到北京，住在东四北大街九条胡同的一个院子里。父亲在这里住了近20年，直到他去世。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中间一个大院，前后两个小院。庭院中原有的几棵树十分引人注目。前院是一棵葡萄树。后院很小，两棵十几米高的大枣树和一棵不大的盘架藤萝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年入夏，我们经常站在葡萄架下，盼望葡萄早点成熟。而到了秋天，兄弟几个都要拿着竹竿上房打枣，那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
当时，父亲虽然工资还高，但在京城维持有5个孩子的7口之家吃、穿、用也很不容易。父亲一生节俭，把钱尽量用在保证全家的基本生活需要上，偶尔改善改善伙食，惟独舍不得花钱买水果。所以，他很看重家里的葡萄树和枣树。过了秋天，他便和工作人员一起把葡萄藤枝取下架来，盘扎好埋在土里，以防冻伤。到开春又把藤枝清整出来，忙前忙后，亲自浇水、施肥。
每到果实收获的季节，我们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吃着葡萄，嚼着大枣，议论着今年的收成比去年的怎么样。而爸爸和妈妈总想着，这院里不光住我们一家，还有秘书、警卫、公务员、炊事员和司机，摘了水果可不能忘了他们。葡萄数量不多，分装几个盘子；枣收成好，就拿脸盆装。有时我们，有时他们亲自给各家各户送去。邻院的小孩嘴馋，他们翻墙上房过来打枣，把房上的瓦都踩坏了。工作人员发现后就把上房的孩子赶走。一天，父亲看见了，他和善地提醒孩子们注意安全，又亲自装了两大桶枣，让公务员给邻居人家送去。
父亲似乎不满足庭院原来的葡萄和枣树，又栽了苹果树、核桃树和香椿树。父亲平时工作很忙，种树成了主要业余爱好。他的劳动改变了家庭大院的面貌。中院不再是空场，6棵果树把庭院装扮得满园春色，很有生气。树木不言，默默地为大家带来生机、绿荫和果实。父亲依然在种树养树中找到无穷乐趣。然而“文革”的到来，却如萧瑟的秋风，凋零了满树绿色。警卫员早就撤了，“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主动把公务员撤掉，后来又把炊事员也撤了。再后来索性车也不坐了，让司机跟在身边去挤公共汽车上下班。这时机关群众分成两派，一派要打倒父亲，另一派死保，闹得很厉害。我那时在部队，记得一个秋天探亲回家。早上起来，看见父亲一个人在院里一会儿凝望着他亲自种的树，一会儿扫扫地上的落叶。我一阵心酸，赶紧跑过去，接过他手中的扫把。我知道父亲还没有“靠边站”，但会不会被打倒，着实为他担心。我问：“爸爸，部里这么闹下去，结果会怎么样?”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坦然地说：“不要紧的，就是被打倒也没关系，无非是回老家种田嘛?我喜欢劳动，也早有了这个准备。你也应该有思想准备。”我说：“您革命了一辈子，就这么让那些造**派折腾?反正我想不通。”他说：“我的经历组织上很清楚，有没有问题历史也会证明。但这不等于说我就只能长期当部长，不能干别的。我出身劳动人民，再回家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不是很好吗?我在江西苏区当苏维埃主席的时候就有过上上下下。有句话叫‘万事不由人’，许多事情不是你想要办成就能办成的。至于具体做什么，不要看得太重。就像种树，把树种下了，种好，它就会造福人民。”那次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它似乎是父亲一生最主要品德的一个深刻写照。
?摘自1999年12月9日《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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