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将军的一段特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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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29日，时为驻守苏北地区12军军长的李德生接到南京军区紧急通知，立即赴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此时正值武汉“7·20事件”不久，全国在“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下，正掀起一股更为猛烈的武斗狂潮。
这次紧急授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召见。李德生一行乘一架“伊尔－14飞机”飞到北京时，中南海正被揪刘（少奇）火线团团围住，形成红卫兵“兵临城下”的态势；京西宾馆也被一辆辆载着造**派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巡转着进行“揪陈（再道）”轰击。当晚李德生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正在北大厅等候。总理急促而又热情地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谈吧。”
周总理介绍了安徽的情况，说安徽武斗不断升级，动刀动枪越演越烈；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周总理特别加重语调说：党中央对安徽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
受领任务后，李德生迅即率部进驻安徽。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很快确定了解决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
但是，全省各地形势发展并不平衡。1968年6月26日，爆发了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造**派冲击驻芜湖部队领导机关，包围部队，抢枪，殴打解放军官兵，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一时间芜湖处于失控状态。李德生接报后，沉着冷静，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随即力排众议，冒着极大危险，亲自赶往芜湖，并“单刀赴会”，深入最为嚣张的一派据点，进行面对面的交锋，迫使他们承认错误，交出了抢夺的武器。
芜湖事件平息后，安徽全省各地形势稳定，未再出现过反复。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肯定。毛主席曾亲自批转安徽的经验，还让当时在我国访问的刚果（布）总理去淮南参观。李德生的才干和品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毛主席后来在与李德生谈话时曾说：“你是12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应该说，毛主席对李德生的了解和赏识是从他在安徽的表现开始的，而其中周恩来慧眼识英和推介最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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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李德生作为安徽省负责人列席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原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2.7％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因此，它也是中央上层人事权力安排的一次预演。
毛主席作了开幕式讲话后，周总理宣布分组名单。当念到李德生名字时，毛主席接话问：“哪个叫李德生？”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匪军进攻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化名“李得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对“李得胜”这个名字，毛主席十分喜欢，认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革命真理，有了正确的领导，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取其谐音“理得胜”，十分有意义。据说李敏、李纳皆劝李”姓，与此有关。所以当一听到“李德生”这个名字，毛泽东自然感到分外亲切。
周总理介绍了李德生，并招手请他站起来。
毛主席微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你是哪个地方人？”当李德生回答是河南新县人、许世友证明是与他同乡时，毛主席又问李多大年纪。时年五十二三岁的李德生，正值年富力强的中年时代，毛泽东对这个年龄段的人十分看重（后来在中共十大时，周总理按毛主席的意图专门提名李德生作为“老中青三结合”“中”的代表当选副主席）。
这次大庭广众的“会见”，李德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半年后，1969年4月，李德生在“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4月28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前，酝酿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员名单，李德生名字赫然在候补政治局委员之列，这使他既无思想准备，又十分不安。他找到老领导许世友、陈锡联两位司令请教：“你们是了解我的，我干不了这个工作，请你们向毛主席、周总理说说，不要选我了。”
许、陈二司令心中有数，都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我们怎么能去说这个话。”
果然，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投票后，当周总理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主席再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周恩来示意李德生站起来，并要他摘下帽子让毛主席端详。毛主席眯眼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李答复：“53岁。”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心中若有所思。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亲自给李德生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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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28日，李德生奉调进京，下午3时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他谈话。
周总理在征求了李德生的意见后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盛安徽省军区和12军的职务。”
对于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特别是周总理详细而又亲切地介绍情况、提出要求和鼓励，李德生深受感动并增强了信心，但想到中央工作范围那么大，头绪那么多，情况那么复杂，责任那么重，还是有种“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感觉。他这时希望在国务院业务组这个新领域做些尝试，同时也想把安徽省和南京军区的担子卸掉一些。但很快，毛主席在第一次单独接见他时，就打消了他的这些念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毛泽东习惯地把手向外一挥，不容商量地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德生努力按照毛主席“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并按着先参加政治局活动，其次是国务院业务组，然后是军委办事组的顺序开始了在中央的工作。
不久，李德生就遇到了他到中央工作的第一场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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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19日，李德生来到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下午3点，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这次会议议程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为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讨论形势问题（战备问题）。在8月22日的常委会上，毛主席提出由他主持会议，周总理讲形势，康生讲修改宪法，并没有安排林彪讲话。但是开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当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谁先讲时，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这时，开会铃声响了。
周总理宣布会议三项议程后，林彪急不可耐地开讲，他显然是有备而来，讲台上放着稿子。和以往那些套话一样，他先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大加“颂扬”，那些带有“副词”的颂扬语句仍不失“绝对化”。渐渐，林彪的话转入正题：“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彪这次讲话显得极为激动，他以往苍白的脸色也微微泛红。有些话他反复重复，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口吃。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没有听出林彪的“弦外之音”，大家不假思索地鼓掌，热烈鼓掌。只有台上被“颂扬”的毛泽东越听越不耐烦，明显表现出不高兴。周恩来、康生不时看看表，表现出着急的神态。
林彪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话完毕，已是下午4点半了。毛主席以不悦的情绪对周恩来、康生说：“你们讲吧！”周恩来和康生一看此况，都表示要讲的有材料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泽东一声“散会”，这个偏离主题的会议结束了。
事情并未结束。当晚政治局会上，吴法宪提出要全会播放学习林彪的讲话录音，众委员附和。第二天听林彪讲话录音时，有人提出要印发林彪讲话稿；紧接着陈伯达又拿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要求印发给政治局委员。8月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几乎都是引用陈伯达搞的那几段语录（此时陈要求印发的语录还未下发），都就“天才论”、设国家主席大肆煽动，主题突出，口径一致。
陈伯达在华北组手舞足蹈地比划着，用他那让人听不懂的惠安话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他听说有人认为林彪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是个讽刺，气得浑身发抖。吴法宪指的是在庐山会议前不久，就宪法草案他与康生、张春桥就三个“副词”的争论，其实，这三个副词是毛主席圈掉的。吴法宪五短身材，口沫横飞，在会上他又与张春桥大吵起来。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更是声嘶力竭，她说，林彪产于“天才”的论断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各自的小组煽风点火，一时间庐山阴风四起，山雨欲来，气氛极为紧张。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以为真有人反对毛主席，跟着表示义愤，要求“揪出来示众”、“斗倒斗臭、千刀万剐”。还有部分人联名给毛主席、林彪写信，表示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后来说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非组织活动非常震怒，他认为“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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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毛主席紧急召开了由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分别与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6号简报。”他严厉地说：“你们如果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开。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主席特别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会议决定：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8月26日晚，在毛泽东主席住处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政治局扩大会召开了，李德生参加了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周总理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而林彪却为他们开脱。毛泽东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原来，毛主席在了解陈伯达搞的称“天才”的语录都发给了哪些人，得知军委办事组就是没给李德生时，曾当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面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你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你向他们要呀，“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
毛主席又接着说：有些话不能听。“一句顶一万句”，能相信吗？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还有什么“四个伟大”，他妈的，讨嫌！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十多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这两个会议精神一传达，形势急转直下，与会者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场来势凶猛的风波，绝非偶然。
从8月26日晚，毛主席和周恩来分别找人谈话，调查了解情况，并做出部署，开始对这股逆流进行反击。29日上午，周总理亲自通知李先念、李德生回京替换纪登奎、黄永胜，担任中央值班。30日清晨，李德生临下山时，又去见周总理。此时天还未大亮，周总理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向李德生交待：“李先念同志回京是主持国务院工作，你回去接替黄永胜，主持军委工作。”交谈中，周总理说：“林副主席先发言我没想到。事先并没有经过常委议定。”他又说，华北组陈伯达搞的简报是突然袭击！李德生心里更明白了，庐山这场风波是大有来头的，搞突然袭击的根子实际上是林彪！
8月31日，毛主席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点出事件的性质，公开批判陈伯达，统一全党思想。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公报只字未提庐山这一场激烈的斗争。云遮雾罩之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摘自10月21日、10月28日《中国工商报·大潮周刊》，本文经李德生将军审阅，文中涉及重大历史史实参阅199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李德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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