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真知安子介
吴跃农
1997年7月2日，是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第二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总督府举行仪式，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安子介、霍英东等12位对香港回归祖国作出卓越贡献的香港知名人士颁授大紫荆勋章。
对安子介先生来说，这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谁都无法估量，安子介无论在香港过去的岁月，还是在回归祖国前后的日子，尤其是在参与领导与起草“基本法”那长达4年又8个月的日日夜夜，他曾是怎样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付出了多少心力与才智?安子介博学多才，在香港有很高的威信安子介1912年6月26日出生在上海，他的祖籍是浙江省定海。母亲教育他的启蒙“顺口溜”：“刀在石上磨，人在人上磨”、“求来的雨不大”、“一事不知，士者之耻”、“童年下的种，一生有收获”成为安子介一生推崇的人生哲理。安子介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在他很小时，曾经从海参崴带回来一些俄罗斯的茶壶给安子介，上面的俄文字引起了安子介的兴趣，安子介很小就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安子介少年时代的梦想就是成为语言学大家。青少年时代，他在对中国古典文学保持浓厚兴趣和对汉语刻苦钻研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学多种外语，在上海教会学校芳济学院读书时，他学了英语、法语和日语，以后，又自学了德语和西班牙语。
外语在手，打开书本，安子介就可以自由地驰骋于外面世界。他还要把外面的风景介绍给国人，他在翻译了美国科幻小说《陆沉》后，开始了有系统的对西方经济著作的翻译，译有《间接成本之研究》等著作，他的志向很明确：借外国的经济理论，振兴民族的工业。后来，安子介在上海的一家进出口商行谋得一职。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安子介来到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香港沦陷之后，安子介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写下了受到马寅初好评的著作《国际贸易实务》。马寅初称该书“说理透彻，罗材广泛”、“足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之间一良好桥梁”。1948年，安子介与周文轩、周忠继和唐翔千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建立了香港的纺织业。他成功了，到1969年，以安子介为主席的南华实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成为香港和东南亚纺织、印染、制衣和毛纺针织联合企业中的龙头老大，集团下属20多家工厂，产品销售全世界。
安子介在香港是成功的企业家，他还是和记黄埔、九龙汽车、香港电视、上海商业银行、邵氏兄弟影业、海南发展等大公司的董事。
从事商业，当然使安子介失去了成为专业的语言学家的可能，但他在商业活动之余，对语言的研究依然兴趣不减，且成果斐然，著有《解开汉字之谜》、《劈文切字集》和《安子介现代千字文——启蒙篇》、《安子介现代千字文——书写篇》等受到汉语言学界高度重视的专论著作。
安子介的汉语言专著的写作，也是有感而发的。当年他在香港任贸易发展局主席，遍访五大洲，萌生了向外国人介绍汉字的念头，如《解开汉字之谜》一书，就是安子介用英文写作，专门给外国人阅读、介绍汉语魅力的著作。全书5大册，凡3200多页，是安子介用3年业余时间写出来的，是时，他已是年近七十之人，期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这套著作，在英国、日本和新加坡销势非常好。
安子介对汉语言的研究并不仅是纸上谈兵，在人类进入电脑时代之际，安子介也在为汉字更便捷地输入电脑而努力研究。1984年，他和留学英国、从事电脑硬件研究的长子安如磐合作，创造“安氏汉字电脑编号”汉字输入法，在此基础上，又于1985年推出“安子介写字机”，并在国内申请了专利。这部写字机，能用中、英、日、法、德、俄、葡、西和希腊9种文字，且非常轻便。安子介充满深情地说：“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60年代开始，安子介在香港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显出风采。当时，香港的纺织品出口遭受英、美的夹击，境况艰难。1961年，安子介出任欧洲共同体香港代表团的成员，前往英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游说，磨破嘴皮跑烂鞋，为了开拓香港的纺织品出口，曾创下17天睡了13张床的记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安子介的努力之下，终于打破僵局，使香港的纺织品有了通向欧共体的坦途。从60年代到70年代，他是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为香港的繁荣和对外贸易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他几乎精通西方七国的各种语言，又有很强的外贸专业知识和经验，在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时显得非常自如。1975年至1979年，在他担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期间，他筹划了香港对外贸易发展的一系列大动作，调查国际市尝访问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贸易博览会和在各地举办香港商品展销会，为确立香港出口产品的国际声誉立下汗马功劳。
香港回归祖国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安子介身负重任那是80年代，安子介原准备退出社会活动舞台，静心研究汉语言。然而，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把他推上更为壮丽的历史舞台。1983年，在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关键时期，他应邀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常委。自1985年开始起草基本法起，安子介就被委以重任，既是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又是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了基本法起草的全过程。邓小平的多次接见，无论对安子介个人，还是对今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施行“一国两制”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会见是在1983年6月23日，当时，他与霍英东、马万祺等港澳知名人士站在前排，邓小平与安子介等亲切握手后，开门见山就谈香港问题，他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中国届时将宣布自己的解决方案。仅隔一天，6月25日，邓小平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和委员，安子介还是被安排在前排，这是安子介第二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还是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改变，要继续把港澳工作做好。邓小平强调，实现祖国的统一是80年代、也是90年代我们要办的三件大事之一。当时，香港同胞对英方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顽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而使中英谈判陷入僵局忧心忡忡，邓小平坚定地而又不失灵活性地说：“我们要给英国人下台阶，谈判可能不从‘收回主权’开始，而是先谈1997年之后怎么办。”最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做李鸿章第二，租期不予延长。”安子介清楚，邓小平的这一策略，使中英谈判打破了僵局，谈判重新积极进行。
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出席全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和六届政协二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和委员时，安子介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站在前排接受接见，并与邓小平亲切握手，邓小平在这次接见中，主要谈了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的驻军问题。邓小平当时余怒未息，对在场的港澳委员和港澳记者大声说：“在香港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这个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也承认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可以在香港驻军，只是希望不要驻军，难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中国领土?”安子介对邓小平动这么大的怒气是理解的，因为他知道，当时，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是否驻军香港，是一个全世界关注的关键性问题。1984年4月18日，英国外相杰弗里·豪来到北京，在受邓小平接见时曾提出，希望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邓小平当即义正辞严地责问对方：中国既然收回了香港，为什么不能在香港驻军?邓小平在发怒时，全场鸦雀无声，空气颇为紧张。邓小平环视四周，口气稍微缓和地对出席“两会”的港澳代表进一步说，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港人治港是最广泛的自治了，除了驻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象征了，驻军人数不必太多，大概三五千就够了。次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小平宣布在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息。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在工作进行了一年零10个月时，邓小平又一次接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并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见，安子介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被安排在邓小平的身旁就坐，邓小平落座后，和蔼可亲地对安子介说：“你今年过70岁了吧?”安子介赶忙回答：“我已经75岁了?”邓小平听后笑着说：“那你比我小，我快83岁了?我今年8月就满83岁了，明年算是一个关卡。中国不是有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吗?不过，我看我是可以顺利度过明年这个关的。”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邓小平拿起茶几上的香烟，请安子介抽，安子介用手势表示自己不会抽烟，这时，邓小平对安子介笑笑，诙谐地说：“你们都是好人哪。我就有三个坏习惯，一个是抽烟，一个是喝酒还有一个最不符合西方生活方式的，就是有一个痰盂。”
这次会见后，安子介更加积极地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工作，他努力发动咨询委员们在港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然后逐条逐项地整理成书面材料，如实向起草委员会反映，起草委员会也尽量考虑各方面人士的合理意见和要求。
1990年2月17日上午，邓小平和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邓小平对委员们满怀欣喜地说：“你们经过将近5年的辛苦劳动，写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会见后，安子介对朋友说：“基本法确实是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律。到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权交回中国，我们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可昭示后人。”
他比喻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如造长城一般，是伟大而艰巨的工作。
基本法必须是建立在充分反映民意的基本上，咨询委员会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必须把握好分寸。在安子介的领导下，咨询委员会的组成，采取了在香港各阶层人士中，经过各界定团体自己推举，非界定团体之间民主协商、团体相邀请的办法，并由发起人商定，确定180人为咨询委员会委员，用投票方式选出执行委员19人，使成员能来自广泛的界别和阶层，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而及时的反映。安子介对咨询委员会人员的广泛代表性确实是很满意，为此，有时也会喜形于色。因为，这涉及到能否在基本法中足够地反映香港人的意见。
作为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在咨询会上坚持不掺杂个人意见，不发表个人意见，但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安子介对各项争论和意见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取向。
起草基本法，有很多争论，有时为了一个字，会争得面红耳赤。像字子介这样儒雅之士，有时也会身不由己地卷入“争论”。因为安子介清楚，中央在基本法的起草中，充分尊重港人的意见，在逐条对基本法的投票通过上，有一条特别的安排，即：港方委员全部投反对票，该条款就不能通过。在基本法工作进入紧张阶段，1988年7月，安子介因肺炎引发心脏功能趋弱，入院做了“搭桥”手术，在病榻上，安子介依然不忘基本法起草的工作进度，亲自起草邀请函，请内地委员来香港交流，在医院休仅息了一个月就要求出院，投入工作。
1990年2月，经过4年又8个月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宣告完成。1990年4月4日，经全国人大讨论审查后，未改一字投票通过了基本法。
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工作安子介更是一件也没有少参与，而且都担当了重要职责，他是港事顾问，港英当局单方面撕毁协议，破坏“直通车”安排后，中方被迫另起炉灶，安子介又成为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官的顺利选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1993年的全国八届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安子介与霍英东、马万祺代表港澳方面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
安子介与夫人叶纫荃结婚53年，感情甚笃。1987年8月15日，夫人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安子介十分悲痛，夫人生前看中深圳大鹏湾的地势，要求去世后在那儿购一块墓地，叶落归根，安子介还了夫人的心愿。在夫人落葬时，他把自己的著作放进墓穴，书的扉页写着“献给夫人”四个字。
安子介有三子一女，包括孙辈，全家20人，其乐融融，他的孩子都遵照他的意愿，到世界各发达国家留学，学有所成，在香港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1997年7月1日0时，中英两国举行香港交接仪式，安子介作为中国政府中央代表团成员，在主席台的中方席位就坐。
1998年3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届一次政协会议上，安子介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安子介先生为香港回归祖国献智出力，历史当永远不会忘记！
?摘自《中华儿女》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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