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刘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的生日，是在为他召开的平反大会上被这个国家的人民知道的——刘少奇生于1898年11月24日，湖南省宁乡县。
他比毛泽东小5岁，原来他俩是老乡。
从地图上看，一山横隔，炭子冲与韶山冲直线相距不过30公里。小小一方水土，几乎同时“冲”出来两个冲天人物，他们分别做了新中国的第一、第二任国家主席，这不能说不是件人间大奇。更何况这两个湖南人永远地为中国人留下了多少大喜大悲、大故事。
中国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同样有说不尽的刘少奇。
为国家主席哭泣
1980年5月17日，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得以昭雪。如今又是20年过去，好在人民已写清“四人帮”的历史，好在人民已写清许多好人、恶人，以及又好又恶的人的历史。但是历史究竟多大程度地还给了人民一个真实的刘少奇，特别是历史将多大可能地为中国的后代留下刘少奇的全部??这实实在在是一个令人扼腕的问题、令人痛心的问题。
刘少奇与同代的所有老革命一样，为了维护党的绝对统一，一生只宣传一个人，而从不宣传自己，他们自觉地站在历史的背影里。读过几本党史的还知道，在中共七大上他正式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但刘少奇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何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长久以来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疑问。
刘少奇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神明，他的英灵也永远不需要大梦初醒者的感念泪花，但他所以能够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主席，位居一个人杰荟萃的政党的宰辅相座，也绝对不是一个凡夫俗子。新中国成立之初，当高岗对刘少奇的地位表示眼红时，邓小平说：刘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的开路先锋
刘少奇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于苏联入党的，是最早的党员之一。
刘少奇的一生是极其典型的曲折多难的一生。他的身体瘦弱单薄，得过肺并胃病，不到40岁，白发上头，但他与命运的抗争一生未止。1921年春，23岁的刘少奇从黄浦江登上一艘轮船，漂洋过海，去苏联“取经”。他学成归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指挥安源路矿大罢工，其过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只有历史中人才真正知道它对于中国革命的丰功，对于中国革命的至伟。毫不夸张地说，安源恰似第一个国内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战士的摇篮。
1935年底，被迫长征的工农红军落脚陕北，鼎盛时期的30万人马已不足3万。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并未停止，当时的红军一方面东征就粮，一方面盘算着是直出内蒙还是西去新疆。而此时，苏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日寇又已由东北威逼华北，头破血流的中国革命与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于一个荒僻的小镇，开了一个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在对政治路线作出重大调整，确定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之际，由于一则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同时决定，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奔赴天津，指导北方局，开拓华北。
在中国共产党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折的历史关头，37岁的刘少奇领到几件打土豪得来的金银首饰，单枪匹马地上路了。而此时刘少奇的头上还戴着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奉送了4年之久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到了天津，刘少奇审时度势地联合各界，发动群众；运作“特科”，同国民党秘密谈判；开展兵运，向宋哲元、阎锡山等进行统战，特别是当他为了一方面缓解干部奇缺的燃眉之急，一方面防止这些战友落入日寇屠刀，横下一条心，以史无前例的建议申报中央，要求狱中同志集体履行敌人的手续出狱时，难怪会有北方局的柯庆施等人公然声称胡服(刘少奇化名)是个“老机”，消极以待。
面对紧迫的形势，险恶的环境，复杂的党内争端，禀性温良恭谦的刘少奇不得不峻颜冷对，一而再，再而三地行使中央代表的权力，调马换将，整顿组织，大刀阔斧地施展他白区工作的卓越才华。3年不到，华北数省形成地域广阔、基础牢固的根据地格局，圣地延安有了坚实屏障，发兵抗日有了前出阵地，共产党成为敌后最大的政党，党的武装又迅速壮大至数十万人枪，中共中央至此终于扎稳了大本营。刘少奇独当一面，为拉动中国革命走出低谷，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当华北一片轰轰烈烈的时候，王明所领导的华中却是一片冷冷清清，已到了危机四伏的境地。中央下决心撤销了王明的长江局，重新成立了中原局，刘少奇奉命出山，他交割了北方局的工作，改任中原局书记，两度深入蒋介石政权的老巢，日军侵华势力的腹地——华中，转战津浦路东西，再次独当一面，挽救危局。刘少奇抓住政权建设这个核心，有声有色有效地减租减息、锄奸反暴，有理有力有节地举行反摩擦战争。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为了让根据地的人民比蒋管区和沦陷区的人民过得要好，刘少奇支持邓子恢进行了“三自一包”的最初试验，收效奇佳。在此之前，刘少奇虽然当过红军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却不曾主管过军事工作，到华中后，他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地要求中央从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或八路军三个师长及陈毅当中派一个人过去，但党中央三令五申“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归胡服指挥”之后，他不得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刘少奇是以政治家身份开始他的军事生涯的，很快他便显示出战略家的天赋。他从抗战与革命两个全局当中，敏锐地看到开辟苏北根据地对于战时和战后的极端重要性，并迅速、果断地行动起来。前后不足半年，军政双胜，战略目标实现，华中借助苏北与山东根据地联通了，与华北联通了，除了局部点线，中国共产党在长江以北的力量联成了一片。如此半壁江山，不但使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的抗战有了施展的空间，中国人民要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要与国内反动派争天下的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都在此积聚起来。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当新四军高级将领集体向中央请战，要与国民党孤注一掷、死打硬拼，中央也发出了“不但政治上要反攻，军事上也要反攻”的号令，千钧一发之际，刘少奇经过日夜苦思，亲拟长文，痛陈利弊，说服了中央：只在政治上反攻，不在军事上反攻。挽救了新四军、八路军不至于一朝拼杀殆尽，挽救了到手的大好形势不至于陷入民族内斗，外贼渔利，也挽救了革命不至于重蹈冒险主义覆辙。故此，在中共中央1941年9月的一次本来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甚至当年公开撰文批判刘少奇“围着米袋子打转”的康生，也主动作了过去反对刘少奇的白区工作路线是反错了的检讨。
刘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党内的一致呼声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不等会议结束，亲笔拟电调刘少奇回延安，并十余次发电要刘少奇一路上“安全第一”，如此关切之情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绝无仅有。刘少奇走了9个多月，过了103道封锁线，于1942年12月31日到达，第二天元旦，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回家”的盛大晚会。3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了一个历史性的会议，新改选的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碰巧的是，这三位都是湖南人。毛泽东任政治局、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的主席。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事实上成为党的核心，但职务上只是政治局党委，担任总负责的是张闻天。因此，实际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第二把手的。
1945年9月前后，刘少奇第一次代理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职权，便领导全党、全军，干了一件惊天动地，功在千秋的大事，但他仍旧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张扬起来，以至此事酿就乾坤翻转、日月重光的伟业，在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口颂歌咏的长长的英雄谱上，也未必有的他的大名。
抗战胜利，当国民党忙着下山摘桃，抢占大城市的时候，刘少奇与党内、军内的许多人都认识到共产党最该抢、最该占的是东北。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拥有雄厚的重工业，且东挽朝鲜，西扶蒙古，背靠苏联，呈坐北向南，俯视全国之势，得东北者得天下。在党内高层，“抢”并无争议，如何“抢”却大有问题，除了共产党有无这个力量，由于《雅尔塔协定》，东北还是苏联老大哥替国民党暂时“看管”的地盘，因此包括毛泽东开始都犹豫：是否只适合先派些干部进去。刘少奇面对国际、国内，党内、党外错综复杂的局面，谋深计远，打定了主意。毛泽东1945年8月28日上午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下午就动员“抗大”学员开拔，接着便敢想敢干、敢做敢当地利用代理主席的机会，亲自布置、指挥了数十万大军空前绝后的一场由南而北的大转兵：江南的部队退至江北(额外的作用：在和谈中做了一个实际的姿态)，江北的部队退至山东，山东的部队部分海陆并进，杀向东北，部分退至冀热辽，冀热辽的部队陆路入关。林彪原本奉毛泽东命，赴山东当司令，半途上被刘少奇的电报追上改任冀热辽司令，没走到任上，又被直发东北，总领兵权。战争，来不得菩萨心肠。当年被军调小组组长马歇尔上将痛恨不已的“八路扒路”问题，正是刘少奇命令各解放区破坏交通要道，发动自卫反击战的结果。两种命令，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最初的形式恰似一嘲大赛跑”，结果是刘少奇与蒋介石整整提前了两个月进军东北，一举夺得先机。这便是“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宏图大略。木已成舟，在重庆的毛泽东对这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湖南同乡赞赏倍加，特意与周恩来联名急电中央政治局，授刘少奇在这一时期有独断处置权，并在回延安后，因身体欠佳，仍由刘少奇主持工作，直至一年后形势明朗，内战全面爆发。
最终，斯大林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马歇尔不得不望洋兴叹，蒋介石不得不彻底陷入战略被动——为新中国接生的大决战的第一个战场已在东北准备好了。
历史证明，刘少奇所领导开创的华北、华中、东北这三大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夺取胜利极其重要的阶梯，它们终于使井冈山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梦想变成现实。这三大块根据地不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养壮大的摇篮?华北——野、二野，华中——三野，东北——四野?，而且为新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造就、培育了大量的
治国之才，兴邦之才。
在撼动蒋家王朝的急风暴雨中，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少奇，不但参与了立田之战的军事指挥，而且，以他为主帅，同时掀起了旨在拔除整个旧中国封建根基的另一场暴雨急风。这是一场土地还家之战，一场梦想成真之战。为此，千百年来的农夫曾泣血成川，无以数计的仁人志士曾前仆后继——土改，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先驱手中，接过最后一棒，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这一历史的使命。
有人评说，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一部《土地法大纲》，就“相当于几百万解放军”，此言不虚。陈毅元帅讲：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翻身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其实，共产党的天下，何尝不是翻身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外国人惊呼，中国农民几乎是一夜之间便站到了共产党一边，话虽夸张，但共产党每发出一张地契，便收回一颗赤热人心，确凿无疑。
土改、农民、战争，这是解放之火的三要素。刘少奇成功地把这三个燃点极高的要素聚合在一起，最后的胜利才如同爆炸般地实现了。
1947年的土改是篇大文章，其要旨不仅仅在它对于解放战争的支点作用，而更在于此后，它对于新中国方方面央建设的杠杆意义。
1948年始，刘少奇先后发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等大量文章与讲话，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性质、建设方略，构制出清晰、确定的蓝图。这些治国、建国思想的成熟，起码是相当程度地得益于1947年土改时期全方位的试验，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比如，提出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共存发展一段时间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全国胜利后预防干部腐化和官僚化问题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均发表在1949年3月之前，而这些观点也正是“进京赶考”?(毛泽东语)?前，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七届二中全会的主题，正是当时所有清醒、谨慎的中共领袖的共识。可惜的是，刘少奇的思想并未占取应有的历史地位，刘少奇的理论并未全面实行，刘少奇的路线并未持久地贯彻，刘少奇的思想并未有机会发展、丰富与完善。尽管这一历史机遇发生在刘少奇身后近10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刘少奇的拓荒之旅，前驱之行，功业千秋彪炳，大功绝不可没。
新中国建立，共产党接手的是千疮百孔的摊子，“一穷二白的卷子”，如何搞农业，如何搞工业，如何搞国防，如何搞外交，如何搞教育……如何继续搞好共产党的自身，处处没有现成的路，刘少奇作为“第一线”的主帅，责无旁贷地又担当起开路先锋的角色，他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这样一大批实干家们，探索着、开辟着富民强国的道路，尽管他和他的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绊倒，但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无怨无悔地走在亿万中国人民的最前面。刘少奇所以能够连续两次在全国人民代表的举手和掌声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正是人心所向，民意所归。
摘自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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