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位不愿拿枪的军事家
胡哲锋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战争史几乎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全部。从本世纪初年一直到1949年，战争就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上停息过，不仅没有停息，而且越打越大，直到国共决战，几百万士兵呐喊拼杀的大战席卷神州大地。
世界史上罕见的漫长战争必然孕育出丰硕的军事思想。丰厚的战争泥土上早已生长出丰硕的兵学理论。毛泽东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片泥土和本世纪的战争风云中诞生的。
先说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外国记者听到的传说。说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他的朋友部下纷纷前来祝贺他侥幸脱险，此刻，蒋却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如果我因为生病，或因为别的什么不幸而下野的话，你们猜我会提名由谁来接任我?”于是，这些人就都装模作样地猜起来。有人猜是程潜，有人猜是汪精卫，有人猜是孔祥熙。但蒋介石都摇头说不是。望着这些呆头呆脑的部下，蒋介石一语挑明：“作为我的继承人，我自己要选择——白崇禧将军！”这多少令蒋身边的人感到惊讶，因为白崇禧是桂系军阀，是蒋在军阀混战中强有力的对手。但更令在座的人目瞪口呆的还是下面的话。蒋介石顿一下，说出一句语惊四座的话：“第二人选，我要提毛泽东！”
这个传说的寓意很清楚，就是蒋介石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这个与他较量了10年的对手的能量，他曾发誓用20万元买毛泽东的头。当然，这里最主要说的是两人作为蒋的对手的军事才能，因为，无论是“小诸葛”白崇禧，还是一介书生毛泽东，都曾在战场上让蒋介石铩羽而归。
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是有疑问的，但第二个传说却是有案可查的。60年代初期，世界头号强国，也是中国当时的主要敌人美国，其总统却在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就在1965年1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这个消息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但这年7月，程思远在陪同归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去见毛泽东时也曾向毛提起，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是连他国内和国外的对手也不否认了。
我没有想到打仗
如果将毛泽东比之于像秦始皇那样的“千古一帝”，恐怕是不合适和不恰当的。但就毛泽东在军事上对人类的贡献而言，他决不比古今中外的任何军事家逊色，说他在军事上是“千古一人”恐怕不算溢美之辞。其智慧、谋略、胆略、气魄都是超乎常人的。我们很难设想，三湘四水是如何孕育出这个伟大的军事家的。正因为他的伟大，对他在人类军事史上的贡献和在军事理论上的成就的评价或许还要待多少年后才能看得更清晰。
湘人历来有尚武精神，自曾国藩的湘军“剿灭”了起自广西的“长毛”?太平军之后，“无湘不成军”的民谚便不胫而走，传遍了全国。
但在30岁之前，毛泽东根本没有想到打仗，没有想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华会在打仗中度过，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战争大师。
1965年3月，他在会见叙利亚客人时坦率地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大的志愿是当一名教师，其次是记者。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这个志愿对其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和党的领袖后，还曾多次谈到自己当教师的志愿。即使到了晚年，他仍念念不忘自己曾短期从事的教员生涯。
辛亥革命发生后，毛泽东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身革命军，但时间很短，只有半年。他所在的部队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他在30年代向斯诺回忆时说，当时他不喜欢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协议，南北统一后，“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本行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关于这半年士兵生活对他的影响，他在后来提及说：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步枪?，什么立正、稍息，托四把枪还相当可以。不是吹牛皮，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只提了半年七斤半?步枪?的高个子青年，竟然在多年后成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
一位不愿拿枪的军事家
毛泽东从本质上说是书生，是知识分子。他一生与书作伴，在书海中游泳，战时行军，在马背上吟诵，在担架上看书，直到暮年，犹在床头堆满了书。但是，他却用枪杆子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毛泽东会打仗，却很少拿枪；虽然他提出过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并为此被人封为“枪杆子主义”，但他却不喜欢弄枪，非到万不得已不拿枪。
老将军萧克说他仅看到过毛泽东挂过一回枪，那是在井冈山的时候，传说他被开除了党籍，不能当前委书记了，便改当师长。在红四军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挂着驳壳枪。他诙谐地说：“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
当然毛泽东也并非仅拿过一回枪，在危险的时候他还曾亲自持枪冲锋陷阵。1929年初，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被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穷追不舍，红军远离根据地在白区作战接连失利，险象环生，濒临绝境。在大柏地，红军下决心与追敌决战，大年初一，红军在大柏地设伏，敌刘士毅部两个团进入红军布下的“口袋”后，红军各部拼全力向敌猛攻。军长朱德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在这关头也提枪亲率警卫排向敌人冲锋，身边的警卫排长受伤了，他仍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朱毛深知，红四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鏖战到第二天下午，终将敌两个团大部歼灭，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陈毅称这一仗“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几年后，被削了军权的毛泽东战地重游，不禁感慨系之，写下了“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的豪迈诗句，可见他对这次作战印象之深。
我也打过败仗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他一生直接指挥过数以百计的战役、战斗。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百战百胜的常胜统帅。他说自己能打胜仗，但他一点也不隐讳自己也曾打过败仗，并且多次坦言自己“走麦城”。
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到的他指挥的败仗主要是五次：长沙战役、水口战役、高兴圩战斗、土城战斗、茅台战斗。
长沙战役指的是毛泽东指挥的第二次长沙战役。1930年夏，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这时全军上下都很振奋，谁不想革命早点成功埃毛泽东在率部向长沙进军的路上，也兴奋地吟诵道：“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在毛泽东的红一军团抵达长沙前，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已进行了第一次长沙战役，那次打长沙，敌人猝不及防，长沙被红军攻了进去。但不久敌人集中兵力反攻，红军被敌人包围在城里，突围时又遭到很大损失。第二次长沙战役时，敌人已有防备。毛泽东并不想打，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新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三军团不少人也主张打。上下都要打，毛泽东、朱德只好同意再攻长沙。1930年8月24日朱毛下达了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进抵长沙近郊后，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31个团，又有坚固的工事，与红军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毛泽东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然而，长沙守敌并不上当，坚持凭坚固守，不肯出击。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等得不耐烦的红军将士纷纷要求攻城。毛泽东遂于9月1日晚发出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总攻战斗异常激烈，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甚至采用古老的“火牛阵”，试图驱赶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守将何键看到红军攻势受挫，鼓起勇气派出两个旅出击，受到红军迎头痛击。此后守军不敢再出击，红军屯于坚城之下，只得再次发起总攻，仍未能突破敌军防线。这时，敌援兵已到达湘潭一带。总前委只得下令自长沙撤围。二打长沙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了红军的整体利益，迁就了当时红军内部存在的急躁心理。这次失利的教训也使他们认识到在红军弱小时打中心城市是困难的。
长沙之役并非毛泽东想打，而水口战役则是另一回事。水口战役又叫南雄、水口战役，是红一方面军1932年7月与入赣粤军进行的一场恶战。水口位于广东南雄县境内。1932年6月，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决定红军先解决入赣之粤军，占领梅岭关，随后再沿江北上。7月初，红一军团一部控制了梅岭关要隘后，粤军即由韶关、信丰兼程赶赴南雄，企图与北面国民党军合击红军。这时，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集中一、三、五三个军团，同时消灭由南雄出动和进抵乌迳之粤军。7月8日凌晨，红五军团向水口方向截击，与敌接触，击溃了敌军两个团。次日，粤军援军8个团进抵水口战场，敌军陡增至10个团。对敌之增援，红军未能及时察觉，红五军团仍按原计划实施攻击，结果伤亡很大。直至红军独立第三、第六两师到达，同敌展开肉搏，才稳住战局。10日，红军主力到达战场，向敌发起总攻，水口之敌不支，退入南雄，战役结束。
这场战役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争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水口战役实际上不能说是败仗，最多只能说打成了击溃战。但毛泽东认为击溃战意义不大，“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
高兴圩战斗是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一次战斗。1931年9月7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之敌发起攻击。高兴圩之战，空前激烈，每一座山头，每一个工事，双方都全力争夺。经两天激战，毙伤敌2000余人，自己也伤亡2200余人。终因敌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双方打成对峙。红军为争取主动，旋即撤出战斗。高兴圩之战，红军损失之大为红军战争以来所仅有，包括牺牲两个师长，即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邹平。
土城战斗系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28日，战斗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创，但红军也储出了不少伤亡。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也亲临前线指挥。干部团在陈赓的指挥下猛打猛冲，稳住了阵脚。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巩固了阵地。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没有达到战役目的茅台战斗发生在红军二渡赤水后。1935年3月，红军主力进蔟茅台以南鲁班场之敌，因敌三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已至，红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并于第二天三渡赤水。土城、茅台两次战斗均发生在长征中，红军兵疲马乏，敌人追兵又咬得很紧，要达到歼灭战是十分困难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土城和茅台战斗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打不赢就走”的指挥特色。毛泽东谈到的这几次败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打成了对峙，没有消灭敌人，没有实现预定作战意图；一种是打成了消耗战、击溃战，自己伤亡也不少。
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毛泽东晚年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文化大革命”。对“文革”，他的总体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但是实际情况事与愿违，“文革”的进程没有按照他指点江山的意志运转。在打败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毛泽东，在“文革”中常常不能如愿。烈士暮年，仍然志在千里，但四顾茫茫。晚年毛泽东是孤独的，寂寞的。
在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无奈面前，毛泽东常常回想起“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戎马生涯，“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何雄壮哉。不难理解，为什么晚年毛泽东会在读到一首古诗，一篇古文，看到一部战争电影时，常常为中间战争场景的描述和内容所引发而大发感慨，唏嘘不止，甚至泪如雨下。
毛泽东最为辉煌的年华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这威武雄壮的革命战争画卷，无不如雕如镂地铭刻在这位历史巨人的记忆之中。晚年毛泽东，仍然深深眷恋着广阔的战场，眷恋着战火纷飞的年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摘自《人物》2000年第8、9期，原载《毛泽东武略》一书引言部分，该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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