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百年人生传奇
程中原
赴美勤工俭学
1922年8月20日，张闻天受少年中国学会的邀请，从上海乘中国远洋轮“南京号”前往旧金山（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同船赴美的留学生有130多人，除了五六位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送的以外，一半是自费生，一半是“清华”毕业的官费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赵叔愚、刘衡如，五四运动时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南京代表郎宝鎏，和张闻天同乘这条船，他们都是自费生。
初到柏克利，张闻天临时住在恩特那街2600号（2600Ｅｔｎａｓ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康白情处。
张闻天的学习主要是利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的图书馆。他在该校曾选过几个钟点课程，但没有当过那里的正式学生。通常整个白天或一个上午，张闻天都坐在图书馆读书、翻阅期刊或从事著译。到柏克利不到一个月，他就从英译本转译了德国社会学者米勒·莱尔《社会发达史》的最后一章《文化和幸福》，寄回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下午或晚饭后，赶到坐落在旧金山天后庙街（ＷｅｖｅｒｌｙＳｔｒｅｅｔ）18号的《大同报》社上班。
张闻天在《大同晨报》的月薪是40美元，维持生活不甚宽裕。加之报社经济情况不好，薪水常常拖欠，故有一段时间还要到一家美国餐馆洗盘子，增加一点收入。
在美国最初几个月的生活，使张闻天感到非常失望和颓丧。美国都市生活的纷乱、繁忙，报社工作的机械、刻板，人们对物质享乐、肉欲刺激的热衷而对精神生活的无所追求，在他心上激起一种本能的不满，一种对铜臭的厌恶。
1923年这一年，张闻天着重翻译长篇小说和多幕剧。
同年初冬，张闻天决定回国。他觉得在国外“有点虚副，同时生活也很困难。他在1923年春离开报馆以后，主要是靠到餐馆打工挣钱度日的。后来因潜心翻译，没有什么收入，从10月起只得向朋友求助了。
在1923年与1924年之交的日子里，张闻天结束了他留美勤工俭学的生活，登上林肯号邮轮，返回祖国。
“红色教授”
1928年9月，张闻天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被选送到该学院学习与研究的有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等人。位于莫斯科克雷姆河畔的红色教授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学府。张闻天等入学在旅莫中国学生中反响很大。大家都戏称张、王、沈、郭为“四大教授”。就在张闻天进红色教授学院前后，他用“刘云”的笔名同吴亮平合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李敬永翻译、经他校订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译的书名如此），都在莫斯科出了中文版。
虽然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当研究生的这几位学习基础较好，但学院还是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入学考试。张闻天有一门课程（俄国史）不合格，被录取为旁听生。他读的是历史系东方史专业。在完成第一学年规定的学业时，东方史专业研讨组于1929年5月23日对张闻天的学年成绩作出如下评定：张闻天“提出了两个报告并对他人的报告作了三次发言。对报告完全胜任。表现了工作能力和善于理解问题。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是有内容的”。评语肯定张闻天“完全胜任”在劳动大学的教学工作，说他在劳大研究所和中文出版社“作为编辑进行工作，对此有好的反应”。评语还说，“在党性方面张闻天同志是坚强的和守纪律的”。结论是“认为应该列为正式学员，升至二年级，但需通过必要的考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可予免试”。1929年6月1日经历史系系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6月6日红色教授学院院务委员会决定，同意张闻天升为东方史专业二年级的正式生，但必须在9月1日前通过俄国史的口试。张闻天按时补考合格，9月9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他为红色教授学院的正式学员。
张闻天进入红色教授学院以后，原来很感兴趣但“苦无时间”加以特别研究的“中国革命问题”，成了学习、研究的重点。
对皖南事变的看法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于1月20日、23日、29日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和方针。张闻天在这三天会上作了插话和发言。关于事件的性质，张闻天在20日插话指出：“今天国民党整个国策的中心是放在‘剿共’上面。”在以后两次会上的发言中又指出，“日蒋还有矛盾”，要“利用”和“扩大”“日蒋的矛盾及日与英美的矛盾”，否定了认为这个事件表明蒋氏“降日”的判断。张闻天也不同意认为国共合作将要迅速破裂的估计，指出要“争取延长全国破裂的时间”，认为“我们要孤立他们，使我们打几个胜仗，积极打破他们反共的计划”，“坚定地进行政治上的进攻，公开地批评蒋介石的谈话，提出我们的要求来争取群众，揭破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分化国民党的内部”。同时，张闻天明确反对过激方针，指出：“暂时不应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口号，也暂时不提建立国防政府的口号，而应提出改革政府。”
除了上面讲到的这类比较重要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之外，党中央内的一些具体问题，若干重要的实际工作，也还是由张闻天来过问和处理的。
这类事例是很多的。
例如，茅盾从延安到重庆工作及他请求恢复党籍的事，就是张闻天亲自处理的。沈雁冰（茅盾本名）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可是，他仍然为党的事业而奋斗。1940年5月茅盾脱离盛世才的虎口，带着全家从迪化（今乌鲁木齐）经西安来到延安，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四个多月。9月下旬，周恩来从重庆致电党中央，盼望茅盾到重庆工作，担任郭沫若等退出第三厅之后另外组织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委委员，以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张闻天从杨家岭来到桥儿沟茅盾的住处，将电报交茅盾看，向他讲述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的经过，说恩来想请你去重庆，是考虑你在国内外的名望，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些。不过，这只是建议，如实在愿意在延安，也不必勉强。茅盾表示服从党的调遣，同时又倾吐自己十多年来的心愿，请求党中央研究恢复他的党籍。张闻天对茅盾是很了解的。在他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一节中就写到，1920年各地共产党组织发生了分化，又吸收了一些新的分子进来，沈雁冰（在上海）就是在这一时期入党的人之一。
根据茅盾的历史和对党的忠诚，当然是可以恢复党籍的。（事实上192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曾复信中共东京市委，表示可以允许恢复党籍，其时中共东京市委组织因环境险恶不能立足，未曾接获此件而致延误。）不过，张闻天与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研究了茅盾的请求以后，认为在现阶段，茅盾还是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张闻天又到茅盾住处，将党中央的意见告诉茅盾，希望他能理解。茅盾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把两个孩子（沈霞、沈霜）留在延安，自己又踏上新的征程。
文革中，毛泽东提议把张闻天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的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九大期间，毛泽东几次提到张闻天。有一次，还明确地提议要考虑选举张闻天当九届中央委员。那是在1969年4月11日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毛泽东谈九大选举时说：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那几个“老机会主义”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毛泽东提到了以下老同志的名字：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接着，毛泽东又说：张闻天、王稼祥是犯了错误的，但还是做了些工作的。遵义会议是靠在我们一边的，同我们合作的。那时候我们很困难。以后也是好事做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这一次张闻天、王稼祥是否选上，值得考虑。毛泽东讲到这里，有人插话说，几个老帅要选是可以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困难。这时康生插话说，王明说他们在中国传播了马列主义。老人家很不高兴，说，王明传播什么马列主义，他们一没有搞工人运动，二没有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打过仗。
选张闻天进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提议未被采纳。张闻天仍然处于“监护”之中。
从流放地肇庆迁居无锡
1974年10月，张闻天想回北京的希望破灭。无奈，只得提出拟以自己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转眼之间，冬去春来，五个月过去了，不见答复。“四人帮”是不能容忍张闻天在他们的领地内安居的。张闻天曾考虑是否可去西安，写信给外甥马文彬了解西安情况。马文彬等认为西安不很合适，还是选择离上海较近的苏州或无锡为好。张闻天乃于1975年4月28日致函中央组织部，正式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直到6月9日，才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冰冷的葬仪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清晨醒来，张闻天默默地打开收音机，传出的是一片“批邓反右”、“走资派还在走”的鼓噪。他勉强听完新闻节目，喝了几口米汤，什么话也没说，静静地躺着休息。
下午睡了一会。醒来听黄关祥念《参考消息》。
三点半钟，他坐在沙发上喝了中药，还吃了几颗杨梅。精神似乎还好。
钟敲4点，上床休息。片刻，有便意。
张闻天长征到达陕北后动过一次手术，留下了“肛门狭窄”的后遗症；又加胃肠功能紊乱，便秘也是老毛病了。上床休息后，感到解便未荆遂又灌肠，在吸氧下解便。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不幸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张闻天屏便时，只说了声“心里难过得……”，言犹未了，就昏倒在警卫员张敏群身上。
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终于无力回天。下午7时30分，张闻天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
江苏省委当夜急电当时的中央，请示丧事安排问题。
7月13日，南京的《新华日报》登出张闻天逝世的消息。消息中提到：张闻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六岁。”
（摘自《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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