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中南海岁月
——周秉德回忆在中南海的日子
王凡 刘东平 李小雪
为了一部书的写作，我们采访了周恩来弟弟周恩寿的长女周秉德女士。
没想到登门那天，却看到她眼睑间未抹净的悲郁。她刚刚把与她相濡以沫30余年的恩爱亲人最后送走，客厅里与沙发相对的墙上，悬挂着她的丈夫沈人骅的遗像……我们的话题从她的婚姻，谈到伯父伯母对她的关怀体贴，谈到在中南海度过的那段难忘的岁月。
周恩来对小秉德左右端详，寒暄许久。毛泽东说：好，为你写一个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周恩来将此函告在天津的弟弟周恩寿。
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寿是黄埔第4期学员。但他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脱党，且于1928年后和周恩来断了过往。1946年春，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在此期间，他得悉弟弟在天津，曾邀其来北平见了一面。
看到周恩来发自北平的信，周恩寿即偕妻北行，并在香山与兄长晤面。他再次向周恩来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
独自在北平学习的周恩寿，有时利用节假日到中南海同兄长团聚。春去夏来，周恩寿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说其长女今年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安置弟弟的长女。
就这样，周秉德在1949年6月下旬从天津来到北平。
她到北平时，邓颖超刚刚衔中共中央之命，赴上海请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所以周秉德到北平时，她只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七伯父周恩来。
周恩来对小秉德左右端详，寒暄了许久，把她的妈妈、弟弟、妹妹的近况都询问了，才吩咐卫士长成元功，安顿侄女的住处。于是，周秉德被安排在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办公居住的东厢房内，在其中一间藏书房加了一张床，小秉德就住下了。
让周秉德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的是，她一到北平，竟然和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住在了同一个大院子里。这个大院子就是丰泽园。
她住进丰泽园正逢暑假，院落里由此常因孩子们的欢笑，打破以往的静寂。当然，由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夜晚工作、白昼休息的习惯，孩子们被一再叮嘱，上午是绝对不允许在院中嬉戏打闹的。
院子里有几个与周秉德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朱德机要参谋潘开文的小姨子阎小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二娃子。她们是延安或西柏坡时的旧莫逆，唯独周秉德是刚刚介入圈子的城市人。
走出丰泽园正门，东南斜对着瀛台。两处景区由一桥相连，桥下的水不太深，许多小鱼小虾喜在这浅水洼里麇集游弋。女孩子们的重要娱乐之一，就是在岸边用手捞小鱼小虾，一捞就是半天，其实也捞不到多少，然后向菊香书屋的主人毛泽东献宝。
每当孩子们献宝时，毛泽东就会说：好，送到厨房去，咱们一起会餐。
渐渐地，像伙伴们一样，周秉德跟邻居毛泽东也成了熟人。
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临别赠言，她突然生出请毛泽东也为自己题字的念头。
她捧着小本子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稍加思忖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毛泽东题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邓颖超：不要依赖家庭关系。周恩来：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毛泽东：女孩子学师范、学医都挺好嘛1949年8月28日，决意出席新政协会议的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的陪同下，从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都到前门火车站迎接。
当夹在欢迎人群中的周秉德被带到邓颖超面前时，邓颖超拉着她的手说：“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秉德在近50年后回忆说：“和七妈在火车站初次相逢的情景，至今仍常常浮现在眼前。从那以后，七妈给了我更多长辈的关怀。”
在丰泽园灌木草丛中的玉簪盛开的秋季，周秉德被师大女附中录取，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干部子弟班实行供给制，衣服、被褥都是统一发的。吃饭在大食堂，每月的伙食费7元钱。“我印象中最好吃的菜，就是扁豆肉片。”
大约在这个时候，李讷和她妈妈从苏联回来了，女孩子的队伍又扩大了。秉德记不起伴随她们的到来还有什么惊喜，但她们带回的两辆女式小自行车，受到了女孩子们的青睐。在春藕斋的院落里，学骑自行车的认真，取代了纵情的嬉闹。很快，她们都成了骑车的好手。
11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菊香书屋迁出，搬到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
西花厅的生活，没有丝毫的奢华。周恩来的公私分明和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令周秉德记忆犹新。
因为中南海里实行的是供给制，秉德刚来时，秘书带她到王府井，做了蓝、黄两套卡叽布衣服。周恩来见秉德穿了套新的蓝衣服，询问哪儿来的新衣服，她回答：“叔叔带着去做的。”
几天后，周恩来见秉德又换了一套新的黄衣服，便皱了皱眉：“怎么做了两套呀？”后来，周秉德才明白七伯父话中的含义，是嫌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从那个年纪开始，周恩来、邓颖超就反反复复地向周秉德姐妹兄弟强调：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
1952年，周秉德即将初中毕业。那个年代赴苏联留学是大热门，初中毕业上高中，读留学预备班，出国留学，是多数干部子女的选择。
就学习成绩而言，聪颖勤奋的周秉德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年年是学习奖章获得者。如果不是某种机缘，她或许也循着多数人的选择亦步亦趋。偏偏这时上映的一部影片，使她的心被影片讴歌的高尚职业所震撼。这部影片就是苏联的《乡村女教师》，女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她。心头渐渐锁定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当教师?她随即报名上师范学校，在干部子弟班像她这样的，并无第二个。
一个星期天，在西花厅的餐桌上，秉德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七妈。邓颖超听了，马上就表态赞同：“好呀，这样，你一毕业，就和我当年一样了，我就是16岁当的教师呀?”她停下手中的筷子：“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好嘛。特别是现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需要更多的教师去培养有用的人才，当教师很有意义。”
她不停地鼓励周秉德，可是周恩来却埋头吃饭，没有应和。邓颖超说：“我都表了半天态了，你怎么一声也不吭盁”周恩来和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究竟有多大决心，意志坚定不坚定?如果由于我们给她造成太大压力，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有余地了。”
不久，周秉德的选择，在中南海里又有了一个支持者。
一天，周秉德碰到了难得独自在海边休息的毛泽东，“小秉德，现在读书读到哪一年级啦！”
“我初中毕业了，就要上师范学校呐。”
“噢，师范?”毛泽东顿时来了兴趣：“师范有高中吗？”
“不是高中，是中等专科学校。”周秉德解释道。
“学师范好呵，我就是学师范出身的呵。”毛泽东兴致更浓：“女孩子不一定非要学理工，非得做个科学家、工程师的，学师范、学医都挺好嘛。到时候，我让李敏、李讷也去学师范。不过，你决心下定没有盁”毛泽东的赞赏，使周秉德很高兴，她自豪地说：“决心早下了，已经定下来了，一开学我就要进师范学习啦。”
很久以后，周秉德才从李敏口中得知，毛泽东果然对李敏说过：“你怎么不向秉德学习呀?你也应该去学师范呐。”李敏高中毕业后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也许有一层原因，就缘于她父亲说了这番话。
事关重大，邓颖超不能不给正恋爱的侄女下点“毛毛雨”。邓颖超：这样的人家，不需要再了解什么了。西花厅，周恩来请秉德夫妇吃饭周秉德在政治成长和为人处世方面，没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操多少心。真正让邓颖超为周秉德牵挂得比较多的，是周秉德的婚事。当然，惦记这件事的，不止是七妈、七伯父，还有众多朋友们。
一次，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西花厅，维世留苏的妹妹熙世夫妇也来了。此外，熙世还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介绍给周秉德。
看到他们来，看到熙世给秉德介绍的朋友，周恩来很高兴，他掏出100元钱，说：“我今天有事，没时间陪你们了。维世，你带他们到四川饭店吃顿饭吧。”那是困难时期，他们藉此大快朵颐。但依然由于当时中国特有的家庭成份问题，使这次恋爱又搁浅了。
1960年，在苏联留学的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学成归国。出于热心，她把自己一个同学介绍给周秉德。
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对象，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就在这一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这种裂变将深化扩展到何种地步，一时尚难预料，故而引起当时中共上层领导的非常关注。邓颖超不能不对正在同一个有留苏背景的人谈恋爱的侄女，下一点“毛毛雨”。
那是在西花厅的院子里，邓颖超一边溜达一边向周秉德做着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形势，在短期内恐怕难有好转。斗争可能会越来越复杂，我们不能不对有人会利用各种关系达到某种目的，保持一定的警惕。
周秉德一听就明白了，她表现得十分理智，当即决定终止同那位留苏生的交往。邓颖超感慨道：“秉德顾全大局，能够理解我们。”
将心比心，周秉德越是明白事理、顾全大局，邓颖超越是对侄女的婚姻多一分挂牵。眼看着侄女26岁了，她不由自主地在闲聊时，把自己牵肠挂肚的心事吐露给了周恩来的老秘书何谦。
1963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逝世。何谦在追悼会上，发现在自己熟悉的沈钧儒长子、中南海门诊部内科主任沈谦身边，有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
经何谦进一步了解，青年军官叫沈人骅，是沈谦的儿子，30出头，还没有对象。于是，何谦决意来充当“红娘”。
初见面周秉德觉得沈人骅有知识，老实正派，第一印象就不错。当时沈人骅还在山东济南空军第五航校工作，他们见了几面后，就全凭鱼雁传书了。
渐渐地，周秉德对沈人骅的了解更多了：英语好，专业业务好，政治表现好，家庭背景好……总之是一连串的好。她又请七妈为她参谋了。
邓颖超一听，也跟着说好：“是沈钧儒长子之后啊，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沈老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的女儿沈谱是共产党员、范长江的夫人，他们结婚还向你七伯父和我请示呢。他的4个儿子都是拥护共产党的，沈谦是20年代留德博士，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得很好，被推选为西城区的人民代表，毛主席、七伯父都投过他的票呐。人骅在部队表现也优秀，这样的人家，不需要再了解什么了。”
1964年初，沈人骅因参加筹建西安空军工程学院，临时到北京工作，周秉德的恋爱之花，终于到了临近结果的季节。
结婚选在了“十一”国庆，那年正逢新中国15年大庆，周秉德本以为七伯父、七妈会很忙，当天不一定能来。“没想到七妈那天竟设法来了，还带着她的秘书张元阿姨。那天来人还是挺多，亲戚、朋友、同学。”
婚后，周秉德和沈人骅去西花厅，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留他们共同进餐，席间他兴致盎然。他问沈人骅：“你父亲是浙江省嘉兴人，从小在南方长大，你母亲呢，她是什么地方人?”“她是浙江省海盐人，就在嘉兴东南。”
“噢，海盐人。我知道她姓张，和海盐的张菊生有什么关系没有？”张元济，字菊生，是清末著名的维新官员，受过光绪皇帝的召见。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遁往上海，后出任过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蜚声于文化出版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过政协，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于1959年去世。
“我母亲管张菊生叫伯父。”沈人骅回答。“喔，你家果然与张菊生家有关系呵。张家可是个大家族哇。”就这样由近及远，一发难收，那顿饭吃了挺长时间。
新婚之后，周秉德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七伯父、七妈的关爱却始终如阳光一样沐浴着她。
摘自《党史博览》2000年第3期 王凡 刘东平 李小雪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