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 著 铁竹伟 执笔
要去当演员？
1957年2月21日我给在无锡疗养的爸爸写过一封信：亲爱的爸爸：……伯伯（周恩来）的身体还很好，我已看到他，见他脸被晒得成了褐色了。他告诉我他长了两公斤呢。他还风趣地说，这两次到了十一个国家，走了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也是孙悟空了！温度是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上下九十度。这是一次多么伟大、艰苦的旅行啊！而他完成的使命是多么高贵、在国际上起的影响作用是多么伟大啊！
星期天我和（孙）维世姐都来看他了。他谈到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到一家小饭馆，楼上只有三桌，正好闲一桌，他们占用了。别桌人们都去看他，他与那两桌的人都握了手。他说：我和他们都握了手，都满足了，我又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下去嚷，惹得很多人来。结果他们也都不嚷出去。我们说：你在北京就不行了，人这么多！他一听，立刻说：为什么不行？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我们有些不敢，他说，没什么关系。我们就商量了到个较小的僻静一些的小馆子去吃。我们坐车到了东单新开路的一家“康乐”，但那里满座。我们又出来，伯伯临时想起灯市口西口的“萃华楼”。他说1946年三人小组谈判时，与马歇尔等到这里吃过一次，有了印象。去年吴努来，他说“请你去吃饭馆”，就请他到这儿来了。今天他又想到了这儿。说，我第三次在这儿吃是请你们！我们吃的是简单的菜饭，五个人五菜一汤，米饭、馒头一共是十元零二角。他说：这可比重庆贵，重庆六人，六菜一汤有酒，菜还较好，只有三块四角六分，物价是低。我们回来，小虎（注：伯伯在抗战时期的副官龙飞虎之子）站在门口。他有趣地问小虎：“你猜我们一人吃了多少钱？”
在谈话中，他说他发奋读《家》。已读了三十六页了！大家都笑了。他发奋读只读了三十六页，他的时间太少呀！他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再读剧本。伯伯很爱好艺术，他对文艺界的很多人、剧目都认识、都懂得。他看了《家》电影，说：“演三少爷的就是过去演连长的，他没有生活。他说，我要去演觉新，也要比他演得好。”（这时七妈（邓颖超）提出说：“让周同宇去演觉新才好呢，一定好。”）他又说：“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向你学习（对孙维世讲）。”他（指周恩来）是很活泼的，他现在也仍注意运动，身体真算健康的！他的身体好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幸福！我首先非常高兴，您也一定高兴吧？爸在那很闷，我平常也没故事讲给爸听，今天的故事，我想爸是愿知道这些内容的。
……
女儿 秉德
1957年2月21日
我当时对伯伯的处境毫不知情。胡乔木同志1982年11月4日在回忆1956年“反冒进”情况时曾说：“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1958年2月22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不过，同南宁会议相比，会议的气氛缓和了许多。
但往日车来人往，十分繁忙的西花厅，仍陡然冷清起来。没有外事活动时，伯伯就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写检讨。
白天，秘书已经按照伯伯的吩咐清理他的藏书，自己的留下扎好，从外面借的分头还去。大家心里也猜到几分，不当总理的话，周恩来一定会搬出西花厅，因为国务院办公室与西花厅只是一墙之隔，他要给新总理让地方……叶飞是陈毅元帅手下的一员战将，两人情谊深厚。那是个星期天，他到中南海找老首长“摆龙门阵”，因为陈毅随我伯伯周恩来去朝鲜访问刚回到北京，他便随便问起在朝鲜志愿军的情况。一向心直口快的陈毅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次到朝鲜，总理白天神采奕奕，谈笑如常，一到晚上，他关上门，就独自一个人喝闷酒，也没有菜，一杯接着一杯。我心里最清楚，他是以酒浇愁啊！
“文革”后谈起这段往事，叶飞的眼睛还有些湿润地说：周恩来当时检讨自己“反冒进”错误的报告他已经听了，总理检讨完后，满场掌声，他也热烈地鼓掌。他敬重周恩来是党内“老犯错误老检讨”的一位好领袖。听了陈毅讲周恩来喝闷酒的事，他心里对周恩来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噢，总理也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而并非上面说什么是什么的！于是，对周恩来又增加了几分敬重。他知道周恩来的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
我伯伯立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全力贯彻中央会议的精神。整个1958年下半年，他除了留在北京处理必要的外交事务外，其余时间，他便到广东，去上海，飞黄河，下工地，深入农村、工厂、工地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
烈日炎炎的7月，伯伯要到广东去调查，来到广东新会县调查水稻育种情况。
伯伯坚决不住县委安排好的招待所，就在临街的县委二楼办公室里搭了张床。一住就是七天！天热，新会县城的居民都爱光脚穿木板拖鞋上街，木拖鞋走在石板路上，“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在夜里，清脆刺耳，常常是响到后半夜才停，天还没亮又响。这不要说睡觉很轻的伯伯，连平时入睡很快的卫士长成元功，也常常被仿佛响在枕头边的木拖鞋声吵得睡不着。屋里又闷又热，没有电风扇，无论是我伯伯还是随从的工作人员，人人只靠一把芭蕉扇，不扇就流汗，直至夜深了，太困了，扇累了才在朦胧中入睡，无奈天不亮，那清脆的“踢踏踢踏”声又把人惊醒，一睁眼就一身一脸的汗！伯伯全身长满了痱子，眼角也布满了血丝，然而，他总是精神抖擞，看工厂，看农村，与见到的群众亲切交谈。
1958年6月9日政治局决定了伯伯继续担任总理的职务，不过虽然还是总理，但在国家建设问题上，再没有决定权，凡事必须报中央书记处批准。留在中央档案中，现已公布在《周恩来与北京》一书中，伯伯关于修建密云水库的批示就是明证：
拟予同意。
请彭真同志汇报中央书记处批准，并告水电部办。
周恩来
十月十日
为何下令逮捕自己的亲弟弟？
1968年的一天，北京卫戍区干部王金岭奉命来到谢富治的办公室。谢富治没开口，先递给他一份文件，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拘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二十七号。
“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谢富治口气平静地说，“江青同志直送总理处，总理亲自批准办的一个案子，需要找一个比较强的干部来办此案，选中你，是对你的信任。”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
“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
“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
“是啊，严格地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子，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我现在还要去开会，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
王金岭跟着出门，他敲响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
“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干！”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儿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遭人暗算，甚至杀人灭口！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不就是活活被打死的！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不同了！”“九·一三”事件后失声痛哭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其中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烈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纪登奎震惊了，以至于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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