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人之间：邓小平与毛泽东
齐欣 林娟 佳盈
毛泽东与邓小平结识，最初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会后，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四年以后，两人重逢在中央苏区。
1931年秋天，毛泽东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几位领导人项英、朱德等转战来到瑞金，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同时检查地方工作。当时，邓小平是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领导一个十几万人口大县的工作。
邓小平是同年8月赶到瑞金的。那时的瑞金，正惨罹肃反扩大化之祸。原县委主要负责人为了肃清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全县范围内大搞逼供信，县苏维埃、县工会许多干部被害，一些群众被错杀。邓小平到任后，果断地纠正滥捕滥杀的错误，并重组各级政权，安抚无辜受害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样，民心甫定，社会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等人的汇报，相当满意。27岁的县委书记，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胼手胝足，励精图治，创出如此佳绩，实属难得。这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次年春，邓小平调至会昌。邓小平是个勇于进取的人，他在会昌任职直至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一直是为政察察，兴利除弊，工作热火朝天。但是，邓小平与临时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终于导致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遭坎坷。
从1931年起，邓小平即表现了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赣南会议之后，他又与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任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竣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同志对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或执行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则和方针。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被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这股健康力量的主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打击。邓小平既有所谓“寻乌事件”所招致的“失地”之咎，也因其不肯按临时中央领导人的要求作检查。于是，邓小平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相继被免去了县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先去一个僻远的地方作“巡视员”，继而又到乡村参加垦荒，近似于“劳动改造”。
1934年10月，邓小平、谢唯俊被允许随队长征，毛泽覃、古柏则被留在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毛、谢、古先后在赣南、陕北和粤东战死，邓小平成了“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中仅存的人物。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的境况逐渐改善，由《红星报》主编改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变化，邓小平的职务不断擢升。抗日战争爆发，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半年之内，又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
1943年，延安整风结束时，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批判“左”倾错误路线方面的认识已趋一致，重用一批德才俱佳、忠实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的良好环境已经形成。邓小平多年与刘伯承领兵在外，披霜蹈雪，艰苦征战，加之有着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不但被毛泽东倚为干城，在党内其他高级干部中也树立起了声望。
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没有那种思情远举的文人气质和高古奇谲的诗人心态。他是一个胸有丘壑、深藏不露的实干家，胆大多谋，为人严谨，做事干练，分析问题切中要害，善于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恰恰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战争年代，他把邓小平与年长12岁的刘伯承放到一起，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可以说毛泽东知人甚深，用人得法。从组织山地和平原游击战到开展反顽斗争，从挺进中原到指挥淮海战役，从挥师渡江直至进兵大西南，只要邓小平负责的工作，毛泽东就非常放心。对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邓小平都能心领神会，力争在实际工作中圆满地加以完成。尤其是刘邓率军渡河南下，任务艰巨，在中原拖住蒋军劲旅，减轻陕北和山东战场我方的压力，更显出了栋梁之材的本色。所以，当淮海战役打完以后，毛泽东将邓小平由中原局第一书记调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而原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则任第二书记。这除了有统一事权，便于开展南下工作的考虑之外，也表明毛泽东的信任。
邓小平善于辩证地思考问题，他的一些真知灼见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38年，邓小平在太行山工作时讲过一句话：“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要按辩证法办事。”这句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以哲学家的深邃和政治家的敏感察觉到邓小平思想中的精微。他认为这句话很深刻，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一连四五年，毛泽东常常提到这句话。发源于早期的耳濡目染，并结合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悉心研求，邓小平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将之作为得到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的关键。因此他也欣赏能同他一样掌握这个法宝的人。而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深深契合了毛泽东。作为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反映给毛泽东的情况、所提的建议都能做到言之有物，参考价值极高。毛泽东非常爱看邓小平的报告，多次肯定和赞扬，并加上批注，转发各地参考。如邓小平1944年8月起草的对毛泽东所询减租减息等十个问题的答复、1948年6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等等，为中共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为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对此视之为宝。他的许多思想和著作的形成，邓小平有着独特的贡献。遇有疑难，毛泽东亦咨以函电。
此外，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作风也十分满意。邓小平生性恬淡，不喜交际，这与毛泽东的以诗文会友、周恩来的广结各路名士有很大的不同。战争年代，邓小平军务繁重，鞍马劳顿，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忙于党政庶务，即使偶有闲暇，也习惯于一个人独处静思，对于如何与人交游似乎无所用心。他对同事相待以诚，相忍为公；对下属也是约束极严，向来不肯假以辞色；对拉山头、搞宗派深以为戒。其组织纪律性和修养功夫如此之强，令毛泽东十分放心。这些特点在邓小平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尤其是“高饶事件”发生后为毛泽东体察得十分清楚，也更以为难得。
因此，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赞誉之词和倚重之举次第而出。
1956年9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及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时，提议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邓小平当场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向邓小平（也是向全场）解释：“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
接下去，毛泽东不厌其烦，反复表示要为邓小平“宣传宣传”。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毛泽东还说：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几番“比较”，褒奖之情溢于言表。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诙谐恣肆之中则另有一番深意：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对邓小平的赞赏，毛泽东对一些外国领导人也曾流露过。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被罢官。
当时，邓小平因腿骨骨折留在北京，没有亲与会议。但凭着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他敏锐地感受到党内愈来愈浓重的不正常气氛。
自此以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明显，开始疏远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他也一度强调民主，强调实事求是，但“左”的提法和错误决策时有发生。而邓小平更讲求实际，思想和理论上能摆脱某种原则限制而进行灵活的多方面思考，因此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毛泽东越来越不一致。
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要退居二线，不过问日常事务，以专心研究理论、政策。经过党内充分酝酿，这个提议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得到通过。从此，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邓小平任总书记，处理中央经常性工作，站在一线。于是，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在行使自己的职责时，当然是无所顾忌的。
然而，不过几年的时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6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不满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毛泽东还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毛泽东的叙述很生动，尽管是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至少可以看出毛邓二人在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更为关键的是，毛邓之间的思想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主张和见解上。如在经济政策上，在文化方针上，两人之间都存在分歧。
这种矛盾有一个积蓄的过程。
1960年底，毛泽东为人民公社、“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所震动，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着手解决农业问题。1961年他主持制定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但是，他坚决反对“包产到户”，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幢这个原则不能动遥1962年，全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包产到户，中央常委里的同志有的支持，有的也不予反对。邓小平的话说得更明白。他在1962年7月一再提出要进一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在7月2日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时隔五天，他又对共青团一次中央全会的全体代表说道：“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
不久，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邓小平的讲话记录稿下发后被追回。
在职权范围内，邓小平对文化、科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颇有自己的看法。1961年11月，他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这几年，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要大胆提拔工程师，有多少提多少。提拔的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是共产党员但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同时，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盛极一时的“左”的错误，邓小平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1965年3月，他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他还提出可以演帝王将相，写历史剧可以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这就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批示和主张明显不同了。
不仅仅是思想倾向上的分歧，邓小平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也越来越让毛泽东感到不习惯、不满意了。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各大区书记会议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一具是指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这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邓小平与自己离心离德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认定是“刘邓司令部”的主要成员，被“打倒”是“必然”的。但即使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仍能区别对待。
他对邓小平始终有一个基本估计：没有历史问题，有着被错误路线打击的经历；抗战以后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作战有功；在中苏论战中持强硬态度，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所以林彪事件一发生，毛泽东的心灵遭到了巨大的创伤，出于种种考虑，他让邓小平复出。
他盛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可以说，一直到1975年夏秋季节，他对邓小平还是信任的。
但是，这种信任又遇到波折。
邓小平在复出以后尤其是1975年将近一年的工作，其实质就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一步步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是“倒退”，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信号。
尽管毛泽东对是否再次打倒邓小平曾一度心存犹疑，还曾设想让邓小平“专管外事”，但是，作为老年人受到周围亲近人的蒙蔽，一经认定他与邓小平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邓小平已经成了他继续推行其思想、路线的障碍，他就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错误地判断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提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把邓小平从中央领导核心“赶出去”。
邓小平没有因为毛泽东对他的批判和剥夺他的权力而产生对毛泽东的不满或怨恨。他既没有像林彪那样当面吹捧毛泽东，也没有像赫鲁晓夫对待逝世后的斯大林那样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犯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摘自齐欣 林娟 佳盈编著《邓小平与六十人》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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