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搭救王稼祥
受嘱托救人，而引祸上身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党在国内和国际上，实行了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到60年代初期其恶果已经非常明显，我国既在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上发生了严重困难，更在国际关系上出现了极其紧张和危险的形势。伍修权的老同学、战友和上级，当时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在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方针，其中心内容是对正包围我国的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印度等“外国反动派”，采取相对缓和与“和平共处”的方针，这就是所谓“三和”；对我国不顾本身条件，大包大揽地全力支援各国的革命运动，要量力而为适当减少，这就是所谓“一少”。
王稼祥将他的方案与设想向伍修权等中联部领导干部作了陈述，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并得到赞同之后，于1962年2月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写给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的。王稼祥在下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对此承担首要责任。参加讨论并表示同意的副部长中，伍修权首先上去在信后签了名，结果伍修权就作为最早并第一个支持王稼祥意见的人，被“记录在案”了，致使他后来不仅为此承担了重要的“罪责”，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出于忧党忧国忧民之心的王稼祥，写出“建议信”并送交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之后，他们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只是认为问题非常重要，应该引起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将王稼祥的信转发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当时人们也没有认为这信有什么问题。康生看到“建议信”后，他感到信中批评和反对的，正是自己一直热衷和鼓吹着的一套，即中央正实行着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他就向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吹风，用伍修权后来的说法是“向毛主席进了谗言”，说王稼祥提出的，是与中央“三斗一多”的“马列主义方针”相反的，搞“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毛泽东表态肯定了康生的意见。
“文革”开始以后，康生到中联部看了大字报，很不满意地说：“你们写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责怪中联部的“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就让中联部连续召开动员大会和全体党团员大会，康生亲自到会上直接煽动道：“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你们应该集中火力批判‘三和一少’，这才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虽然这时王稼祥已经调出了中联部，康生、王力却授意“造**派”将王稼祥揪了回来，逼他来看大字报，交代“罪行”和接受批斗。伍修权看了，一边为他感到痛苦，一边又为自身难保无法相救深感羞愧。王稼祥被揪斗的情况反映到了中央，伍修权在参加中央一次会议时，周恩来见到他就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了解王稼祥的，毛主席也几次讲过，稼祥同志是为党立过大功的人，在遵义会议上和到延安以后，都是支持毛主席路线的。他在战争时受过重伤，身体很不好，不能再这样斗他，万一把人弄死了，只会造成损失，没有任何好处。”伍修权说这些他都知道，也正在为此着急。周恩来又说，“修权同志，你早就了解中央对王稼祥同志的态度，应该出来为他讲讲话，尽量保护他一下，你看行不行？”
伍修权回到中联部以后，利用一次干部大会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历史贡献，着重说了他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关键时刻，所起的重大积极作用，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毛主席一边，毛主席曾多次说他对党是有功劳的，希望大家能了解和尊重这样的老同志，最后又说：“大家可以批判他的错误，但是应该讲究政策，不能否定他的一切，更应该文明一点，他过去为革命负过伤，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应该照顾他，不能这样狠斗他，如果把人斗死了，那当然不是好事，斗得人都翘了辫子，这还叫人怎么改正错误，更不能说明你们的斗争水平高。”伍修权说着说着就来了情绪，似乎忘了所处的环境，直指着“造**派”们道：“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还是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我们经过几十年革命，什么艰难斗争都经过了，向你们提一点不同意见，也还是可以的吧！”“造**派”们当然听不进他的意见，马上将他的言行报告到康生、王力那儿。康生、王力等认为，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黑干将”，很快将伍修权列为攻击目标和“打倒”对象。
康生下令，林彪发话，伍修权被打倒
“文革”开始时，伍修权还在中联部抓日常工作特别是外事活动，没有直接卷入运动之中，一度还以为这主要是文化界的事，后来却不行了，连自家的孩子都一个不拉地投入了这嘲革命洪流”。
康生一开始还想拉拢和利用他，1966年10月11日让他参加去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并让人传话说，只要伍修权能听他的话跟着他走，他就能保住伍修权。但是伍修权却没有领情，他回话说，自己要没有问题，就不用谁来保，如果真有问题，就谁也保不祝中联部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又坦然地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康生得知，认为此人简直不识抬举，就挑动和唆使人对他下了手。1967年4月6日，由自己的儿子代为执笔，伍修权写出了一份题为《我同×××同志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的大字报，这就是“文革”时中联部有名的“4·6大字报”。
“4·6大字报”贴出后，康生通过王力发话说，伍修权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歪曲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甚至颠倒是非。4月8日深夜，中联部造**派在康生、王力的直接唆使煽动下，立即调动人马冲进伍修权家，把正在睡梦中的伍修权从床上一下揪起，抓罪犯似的反扭着双臂，先在他家里开起了现场批斗会，接着又拉到大院里游斗。伍修权后来回忆说：“开始我还懵懵懂懂不知怎么回事，慢慢地才听出来，事情已经非同寻常，康生、王力已经公开将魔手伸到我头上来了。也有好心的同志悄悄向我透露了康生、王力‘指示’的内容，提醒我注意，但是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专政对象’，一切都身不由己了。”
从4月9日凌晨起，伍修权的处境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在被揪斗了一阵后，由“造**总部”的头头向他“严正宣布”，即日起停止他的一切工作，剥夺他的一切权利，不准再到办公室来，随时接受审查和批判，说着，就在“造**派”们的怒斥辱骂声和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把他赶出了会常他晕晕乎乎回到家里，家已被抄得一片狼藉。
“中央文革”这时又传达林彪和叶群的“指示”道：“伍修权这个人很坏，阴险得很，一般人看不出来。他是个危险人物，是个坏人，是隐患。他脑子里一点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说伍修权在东北时，“支持彭真，每次开会他都骂娘，骂的是林总。他安排干部会议，不让林总参加。彭真同苏联人接触，他翻译。林总说，他们几个人都是洋奴，坏事他都有份。东北所有的坏事，都有他的份。”又说：“他为什么当中央委员，是谁搞的，还要查。这次他自己跳了出来，很好……”。康生、王力等一得到林彪、叶群的这些“指示”，马上向中联部和各单位“造**派”作了传达和布置，紧接着又传出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说，“伍修权是跟彭真走的”。
1967年6月23日夜，伍修权吞下了手头仅有的一些安眠药片，幸而被人及时发现。虽然挽回一条生命，却又因为“自绝于党”，“罪上加罪”，被立即关进“牛棚”看管起来，成为一个未判刑却坐牢的“囚犯”。
抓他进“牛棚”的造**派说，伍修权等人过去做官当老爷，不能再让他们养尊处优，得尝尝劳动的滋味。他们被勒令收拾大字报，清理垃圾，又去拾砖瓦、平场地和劈木柴。1968年“五一”节后的一天，康生下令，由卫戍区部队把伍修权关了起来。
伍修权的新“家”除了一门一窗之外，四周墙壁全是一片空白，那窗户玻璃上被涂满了白色油漆，虽然能透过一些亮光，却一点也看不见外头，不折不扣的“不见天日”，窗框上又加钉了粗厚的木板木条，根本无法打开，似乎连气都透不进来。房间里与外部世界唯一相通的地方，是那日夜加锁紧闭着的房门木板上方，有一个临时挖开的鸡蛋大的圆洞，那是专为在外头巡查监视的哨兵用的，里头的人却不准从那里往外看。
从送饭来的开门关门声中，伍修权听出他的左邻右舍及对门，都关着和他一样的“监护”对象。
1973年春，伍修权在中央的指示和卫戍区的安排下，被带出“监护”地点，进了北京阜外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伍修权在阜外医院，一边治疗，一边接受审查。“9·13事件”以后专案组的人员也换了，不再将他作为“敌我矛盾”，并且上报了对他的审查结论。他由于等待“解放”等得性急，就请求出院以促进“解放”。伍修权虽然如愿出了医院，却没有被“解放”，反而回到了卫戍区的“监护”地点，在“批林批孔”的“反复辟”风潮中，又进了原来的牢房。
1974年9月29日，对伍修权的审查全部结束，按照中央通知，他将出席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975年4月11日，中央下达了“〔75〕政干字第26号”文件，向全党、全军正式公布了对伍修权的新任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4月21日，他第一天赴任上班。他穿上了草绿色的“的确良”新军服，佩戴上了五星帽徽和红领章。为了给一些老同志和老朋友们一个惊喜，他一一走访了好几家，其中之一是王稼祥的遗孀朱仲丽，一见他这身新装束，朱竟兴奋地以洋礼拥抱来对其表示热烈祝贺。不久他又被安排在一座相当宽阔讲究的庭院安下家，从他个人到全家的生活，从此都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摘自《伍修权传奇——中共政治舞台上的福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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