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毛泽东与母亲贺子珍
李敏
父亲留下的遗产是可以使我与广大民众共享的思想，而没有半点儿的家私。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 永新一枝花——我的妈妈贺子珍 爸爸和妈妈是在革命斗争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里，相认相识，在为一个共同目标的奋斗中结为伴侣的。
我的妈妈贺子珍，是1909年9月的一天出生的。那时正值秋月朗朗，桂花飘香。外婆外公喜悦地看着这个眉眼长得十分俊俏的女儿，心里特别高兴。为了表达他们对女儿的爱，对女儿的最美好的祝愿，就给她起名叫桂圆。
妈妈有一个温馨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永新县万源山区的黄竹岭。妈妈的祖辈是个望族。有很多的田山和房屋。我的外公叫贺焕文，是个老实巴交的憨厚的读书人，曾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令。我的外婆叫杜秀，是广东梅县人。听妈妈讲，外婆长得挺漂亮，还读过“四书”“五经”，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
听说，外公、外婆全力支持子女搞革命。当小姨被敌人杀害、小舅被错杀后，外公外婆到东田跟姨妈一起生活时，自己也投身于革命工作。
1938年1月，外公病逝。后事是项英和杨尚奎出钱帮助料理的。外公去世了，外婆感到凄苦孤单，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跟妈妈一起生活。可当外婆到延安时，妈妈已经到了苏联。
外婆的生活就由爸爸照顾，直到她病逝都生活在爸爸的身边。
外婆病逝后，又是爸爸把她安葬的。爸爸还给她立了一块石碑。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外婆的坟给挖了。延安收复后，又是爸爸出钱，请当地老乡重新为外婆修了坟。
妈妈的兄弟姐妹挺多，大舅贺敏学，妈妈排行第二，第三是姨妈贺怡（银圆）。他们三个年龄上相差的不多。因此在各方面志趣都很相投。小舅贺敏仁，小姨贺先圆，年纪比他们三个小得多。
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妈妈同姨妈就读于永新福音小学，妈妈给自己取了个学名叫自珍，意思是善自珍重。
子珍这个名字，是同爸爸结婚以后，妈妈请爸爸给自己另取个名字，爸爸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还是在中央苏区时，妈妈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沿用下来了。
听姨妈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啦，秀气的瓜子脸，配上一双大大乌黑而亮的眼睛，加上白嫩的皮肤，中等身材，长得挺苗条，真是没处挑缺点。她人又活泼热情，高兴的时候，常常是开怀大笑，真可谓容光焕发，楚楚动人。她被人们称为“永新一枝花”。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妈妈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并参加了青年团，成了贺家兄妹中最早的革命者。
1926年7月，大革命进入高潮，妈妈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年，妈妈还未满17岁。
后来，北伐军建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为了便于革命工作，妈妈又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永新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既是共青团县委书记，又是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县开天辟地第一任妇女部长。
从此，妈妈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大舅、姨妈也都先后被选为永新县县委委员。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传为美谈佳话的“永新三贺”。
不久，永新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革命进行反扑，疯狂地抓捕共产党员，把大批革命者投进了监狱。
舅舅贺敏学也被捕入狱。外婆同姨妈逃离永新，到别处暂时躲避起来。
妈妈同永新的一些同志，联络了井冈山上的袁文才（党员）、王佐所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成功地发动了有名的“永新暴动”。
这次农民武装获得了全胜，使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非常恼火，他暴跳如雷，命令两个团开赴永新。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总指挥部决定，农民赤卫队全部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
妈妈是1927年7月底由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许多共产党员中唯一的一个女同志，当然也是撤向井冈山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
妈妈率赤卫队上了井冈山，那是因为有袁文才。袁文才在永新第一中学读书时，同舅舅贺敏学是同窗好友，还一起搞过学生运动。1926年底参加了共产党。妈妈早就听说过这个人。
爸爸毛泽东与妈妈贺子珍相识在井冈山
1927年10月17日，爸爸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
爸爸能上井冈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袁文才可以接受爸爸这支革命队伍的到来，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可王佐就不同了。他当时是井冈山的山大王，不可能，也不会轻易就让人入伙共享他的山头的，当爸爸带着队伍来到时，与袁文才，主要是同王佐还进行了一番“谈判”：为了表示诚意，支援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准备送给他们枪支的同时，希望他们能安置一批伤病员，协助解决部队的驻防和粮食问题。
通过谈判，袁、王下决心请爸爸上山，共商大计。
会面是在步云山一座大房子里进行的。
爸爸这天穿一身灰布中山装，衣服的袖口、胳膊肘都磨破了。他也和大家一样，脖子上结了条红色带带。
当袁文才领着爸爸来到妈妈贺子珍面前为他们介绍时，爸爸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在如此艰苦困难的环境下，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这样年轻的女将。
袁文才说：“她叫贺自珍，是永新县的干部。”
爸爸笑笑说：“我原以为是哪位的家属呢！”说着握住了妈妈的手。“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也就是在这里，我的爸爸与我的妈妈相识了。
爸爸虽然上了井冈山，也是真心诚意地同袁文才、王佐合作，可是王佐总是对爸爸有点不放心。大概因为他在绿林生涯中吃过的亏太大太多，从而养成了一种多疑的性格。他生怕爸爸会抢占他的山头，会吃掉他的队伍。所以他总是与爸爸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远不近的关系，流露出不卑不亢的态度。
有一天，袁文才与王佐谈起爸爸这支队伍时，王佐又表示出了猜疑态度。袁文才对他说道：“你一会儿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能呆得久，一会儿又怕人家吃掉你。你呀，莫要定不下心来。老毛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你要再不放心，我们就想个主意，把毛泽东拴祝”王佐急切地问：“你说，怎么个拴法？”
袁文才说：“这还不好办，叫贺自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佐听了说：“这个主意蛮好！我也盘算过，自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毛泽东最合适！老毛要是做了井冈山的女婿，我们一万个放心了！”
袁文才又说：“自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只是听说毛泽东在湖南已有妻室……我发现毛泽东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下一颗朱砂痣，日后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你别看他现在那个瘦条条的样子，那副骨架子如果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篆…”“行啊！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就这么定啦。”王佐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了地，心里踏实了不少。
袁文才当媒人，想把毛泽东拴住
有一天，袁文才来到茅坪八角楼，与爸爸见面了。谈完了工作后，袁文才说：“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
“么子好事呀？”爸爸问。
当他听说他们要当“月老”时，惊讶得身子往后一仰，一时答不上话来。“毛委员，我们的‘井冈山才女’贺自珍，你看她怎么样？”袁文才问。
“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爸爸连连摇头说。
“不般配是吗？她可是个才貌双全的人。”袁文才又说。
“是我不配人家。文才，我在湖南有妻子呀。”爸爸说。
“毛委员，你莫辜负我们的一片好意……王佐肯定已和自珍讲了此事，要是这样，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袁文才说完看看爸爸。
“文才，感蒙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乱来不得。”爸爸有些着急地说。
“那，你考虑一下，日后再说吧。”袁文才结束了这次谈话。至于爸爸和妈妈的恋爱、结婚那是以后的事了。
从1927年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初，爸爸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跑永新、到宁冈；跑宁冈又到永新，来回对两地的一些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搜集到的东西不少，但是还没有时间加以整理。
这时，他和妈妈相处的时间也长了，彼此也算比较熟悉了。
一天，爸爸忙完军事的事以后，对妈妈说：“这几天，我想腾出手来，到象山庵住几天，好静下心来把《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继续写完。想请你帮个忙誊写一下。你看怎样？”
“不嫌我的字写得差就行。”妈妈说。
他们就到了象山庵。这是一座古庙，工农革命军在这儿开办了后方留守处，这儿住着20余名官兵。到这里以后，爸爸抓紧时间写，妈妈就赶紧帮他抄。当爸爸遇到困难写不下去，觉得有些地方搞不清楚，理不出头绪时，总要问问妈妈，因为妈妈是当地人，对情况比较了解。这样妈妈成了爸爸调查的对象，也成了爸爸调查报告的第一个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两个调查报告都整理好了。
后来爸爸讲：在他的许许多多的调查报告中，这两份最好，他最满意。他说过，在我党和军队的建设中，妈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此，他也最珍惜。可惜，这两份报告在长征途中丢失了。他感到非常遗憾。他讲：“丢掉其他东西我不痛心，惟这《井冈山调查》的丢失，是最为可惜的事。”就是在这日常的接触、工作中，他们彼此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
在井冈山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在那风云多变的岁月里，爸爸此时已无法了解到湖南家乡的情况，但他如实地将家里情况告诉了妈妈，他不会欺骗妈妈的感情。那么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结识新的同志，认识新的朋友，又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进而产生了诚挚、纯洁的爱情，恐怕这也是人生活中合情合理的事情。
1928年5月，是25日还是26日，爸爸记不清了，妈妈也说不准了。爸爸毛泽东和妈妈贺自珍成婚了。说是成婚，其实没有搞什么婚礼。没有鞭炮，没有锁呐，也没有锣鼓，更没有花轿。只有袁文才他们带了一些糖果、花生之类。
爸爸妈妈在这儿只住了两天。爸爸惦记着正在永新帮助农民分田的红四军官兵，就告别妈妈到了永新。
爸爸和妈妈在战火中的爱情
妈妈和爸爸结婚以后，妈妈肩上的担子重了，既要工作，又要想法照顾好爸爸的生活。在那极端艰苦的年代，要保证爸爸的身体不缺营养，可不是很容易就能办到的事。
听爸爸讲：他特别爱吃辣椒。妈妈有时为了他就从老乡手里买点，这在当时就算奢侈了。爸爸因为吃菜少，腹胀难受，大便困难。这可急坏了妈妈。她步行四十多里，向一位郎中借了个大便通气管拿回来。又把仅有的一块肥皂放在温水盆里，像磨墨一样在盆里来回磨呀磨。等肥皂溶解了，然后把管子插入肛门，把肥皂水灌进去。尽管爸爸感到特别难受，但用这种方法还真是缓解了爸爸的便秘。为给爸爸解除痛苦，妈妈付出了很大的辛苦。
在井冈山这一段时间里，爸爸是非常忙的，白天爬山看地形，晚上开会、听汇报。有时分不清白天黑夜地连轴转，一天只能有几小时的休息。加上生活困难，饮食又差，只见爸爸一天天消瘦下去了。妈妈看着心痛，就和警卫、勤务人员商量如何改善爸爸的生活。没有更好的办法，买吧，没有钱，他们只好下地里捉田鸡，到河里捞鱼摸虾。就这样，爸爸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还时不时地能尝到点鲜味。
1929年的春天，当红军攻打下福建龙岩时，妈妈在这里生下了第一个女孩，也就是直到如今都下落不明的姐姐。这也是爸爸的第一个女儿。爸爸曾高兴地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个好地方才出生。”一句话把妈妈逗笑了。
1932年11月，妈妈在福建长汀生了第二个孩子，我的哥哥，取名岸红（毛毛），跟岸英哥他们排下来了。
长征开始后，爸爸、妈妈把两岁多的哥哥（岸红）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三叔毛泽覃、三婶贺怡代为抚养。当形势发生变化，环境越来越恶劣、斗争越来越残酷时，他们怕哥哥遭到不幸，就把他寄养到瑞金城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叔叔牺牲了，我的哥哥岸红（毛毛）就再也没有下落了。
解放后，姨妈为找我，因出车祸而牺牲了。
1933年，妈妈生了第三个男孩，是傅连璋医生接生的。可惜刚一出生就夭折了。
过密的生育，使她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加上在那样的年代，转战频繁，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妈妈从未休息过一天，从未放弃过战斗。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展开的。
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战斗激烈地进行，突然，敌人的一颗炸弹恰恰落在妈妈和另一位女同志的身旁。把她俩都给震得失去了知觉。等她俩苏醒过来追上队伍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爸爸看见她们平安归来，又是喜又是惊，就风趣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炸弹在你们身边开花，以为你们被炸死了。我打算等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现在，你们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后来，爸爸还跟妈妈开玩笑说：“我原以为这回恐怕连你的尸体也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哟！”
“我的头长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妈妈也笑着说。
遵义会议结束，爸爸笑着对妈妈说：今后有发言权了1934年10月18日傍晚，爸爸带着警卫班的同志，离开于都城，踏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征路！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从这里开始了。
10月上旬的一天，爸爸派人通知妈妈，告诉她：她是中央批准随部队出发的30名女同志之一。妈妈便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们一起，开始了长征。
人们讲到中国革命的这段历史时，把它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低谷，又叫低潮。总归一句话，此时，中国革命受到挫折。
这时候，爸爸接连遭到“左”倾路线的沉重打击和排斥。“左”倾领导人还剥夺了爸爸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权。这种打击使他多年来劳累过度的身体吃不消了，他曾两度病倒。
爸爸消瘦了，那平日英俊的脸庞上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喜欢谈笑的爸爸，常常是一个人默默无语，凝神静思。他，有时遥望苍穹，对天长叹，有时又以吹吹洞箫来排解自己一腔的烦恼和忧愁。
妈妈对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她用她对爸爸的真挚而深切的爱，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使爸爸在生活上得到无限的关怀、无限的温暖，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舞极大的安慰。多少年之后，爸爸一提起这段时间的生活，还总是深深地感激妈妈。
正像老人们说的那样，谁家的夫妻生活中都难免碰碰撞撞，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双方对垒的时候，总是会各有胜负。爸爸有时就爱以“武力威慑”、“政治威胁”来对付妈妈，有时就“开除”妈妈的党籍，给妈妈一次口头“处分”。但爸爸毕竟是爸爸，有时是他自己引起的“战火”，自知不对了，就又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有时爸爸就向妈妈赔笑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响叮当！”妈妈听了也就破涕为笑，再不生气了。
1935年1月9日下午，红军进入北倚娄山，南临乌江的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自开会以来，爸爸总是很晚很晚才回来。妈妈一人在家，心却跟着爸爸到了会场，她同样也在关注这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每到夜深人静时，妈妈总是焦急地等啊，盼啊，期望能了解点会议上的情况。
在静悄悄的黑夜中，妈妈终于等来了熟悉的脚步声。她急速地打开房门，还未等爸爸双脚跨进屋，便急切地问道：“会开完啦？你，你怎么样？”她紧张得语无伦次了。
爸爸知道她关心自己的处境，就笑笑答道：“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这寥寥数语，在妈妈的脑海中却似掀起了狂涛巨浪，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位了。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机构，在中国革命的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矗爸爸和妈妈风雨同舟、相依相随了整整十年在红军进入云南途中，妈妈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轰炸。妈妈为了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了。经过医生的检查，妈妈身上有十七处都挂花了。当妈妈苏醒后看到叔叔毛泽民、婶婶钱希钧时说了两件事：“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爸爸还是知道妈妈受了伤。当爸爸赶到妈妈身边时，妈妈对爸爸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
“子珍，你不要这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爸爸安慰着妈妈说。
几十年后，妈妈谈起她负伤的事时，她还很感激爸爸。说是爸爸救了她一命，否则，留下来必死无疑。
无论是在井冈山艰难的岁月里，还是在漫漫长征途中，这种生死与共、患难相交的战斗友情，使爸爸与妈妈相依相随了10个年头。这种情，这种意，是难以割舍的。
（摘自《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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