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眼中的叶利钦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
他是狡猾的。他注视着整个战场。在许多人认为叶利钦已把战斗输掉的时候，恰恰是他们错了。
他需要的是全部权力
俄罗斯的权力所在地在哪里？所有人都会说，在克里姆林宫。熟悉情况的人会更准确地说，在总统办公室所在的一号楼。情况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在叶利钦当总统的时候，不管他在什么地方，权力就集中在他身上。
非常熟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人都说，可是当你同他接触的时候，你却察觉不到他那种盛气凌人的权势感。他不是在直接意义上崇尚权势的人，但是他的整个身心就旨在攫取权力和掌握权力。
1989年夏天，苏联总统助理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问戈尔巴乔夫：
“您为什么不去满足叶利钦的欲望？比如说，让他当个副总统？”
戈尔巴乔夫斩钉截铁似地说：
“他不适合这个角色，而且他也不会同意干。你不了解他，他需要的是全部权力。”
叶利钦属于那样一种人，这种人只有在扮演全权主人的角色时才能最好地显示出自己的本色。这种人扮演从属角色是扮演不好的。
他生来就是如此，他的遗传结构就是这样的。他的全部生命都从属于这个内在程序。甚至他辞职(他辞过两次职)的时候，他也是辞得意义十分深刻的。不应该忘记，他一生中的第一次辞职使他走向胜利，成了总统，第二次辞职则好像抹去了他的所有错误、失败与失误，保证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他并不总是处于战斗状态的。他经常在游戏的中局，当看到有可能出现败局的时候，才参加战斗。而当他一旦把事情抓起来，形势就会立刻发生变化。他不是一架机器。在他身上，决策需要有个成熟的过程。当决策成熟的时候，他就采取行动。他的一些最奇怪的、能够得分的盘算，正是在他好像是在打瞌睡的时候产生的。
前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说，“他是狡猾的。他注视着整个战场。许多人在认为叶利钦已把战斗输掉的时候，他们恰恰是错了。使人造成了好像鳄鱼在睡觉的印象。而我看到，正是这种状况使许多人倒了霉。可能他是专门装作睡觉的样子。他想观察，人们究竟如何表现？……”
他也犯过错误，要知道即使是最天才的棋手有时也会下输棋。他经历了许多次小的失败，他留下了一个景况贫穷的国家，但是他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赢得了所有主要的战斗。这是他不同于戈尔巴乔夫的地方，后者在策略上非常高明，他赢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小胜利，却输掉了主要的战斗，失去了权力。谁也休想剥夺叶利钦的权力。而当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他就自己下台。
叶利钦的对手们常常看不起他，贬低他。但是在此情况下，正是经常输在他手下的他的对手们才显得可怜!也许，许多人对承认这一点感到不舒服，但是事实是他赢得了他参加的所有选举。有两次人们想把他弹劾掉。而且这两次代表们(最初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后来是国家杜马的代表)都相信，他们最终将把这个人摆脱掉。可是叶利钦还是胜过了他们。
小政治家，如同中等水平的棋手一样，常给自己提出具体的目标，达到了这个目标，再转向下一个，他们好像是在一步一步向上爬，每一次只能往前看几步。
大棋手一下子就能想到整盘棋将如何发展，为了取得胜利，他需要采取什么态势。天生的政治家叶利钦也是在开始时就在头脑中把最终目标拟定好，然后考虑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现在该做什么，以后又该做什么。
叶利钦的一些助手们说，观察叶利钦的行为和他采取的步子，如同观察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下棋或者听天才物理学家朗道(苏联科学院院士)讲课一样有趣。
前总统助理格奥尔吉·萨拉托夫回忆说，“这是一个极有天分的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经常是在学习，吸取别人的东西。他的记忆力很好。他喜欢显露他的记性，每次出差他都作认真的准备，我们经常为他组织同有学问的人士与独立思考的专家的会见，使他能丰富自己的知识。他非常喜欢这样做!”
他经常收到大量的信息，他什么都看，而且都记得。他是一个有极好记性的人，这是许多党的干部的一个特征，可以说，这也是当时挑选干部的一条标准。没有很好的记性，就不可能往上提拔，因为你得常常变换工作领域，去处理昨天还对之毫无概念的一些事情。
前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叶夫根尼·萨沃斯季扬诺夫说，“他记得所有事情和所有人。不需要向他解释某事牵涉到谁，并说出这个人的姓名……”
叶利钦能迅即把握住一切，他善于利用各种信息。他对情况的熟悉程度常使自己的谈话对手感到吃惊。而且不看文件就能靠记忆说出数字和事实。他开始时对出国有些害怕，因此他邀请专家开会作准备，仔细听取他们的意见，把很多东西记在心里。
因此，当叶利钦做出某些明显不妥当的决定时，谁也不愿相信，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大家都抱怨别人，抱怨那些给他出主意的人。可是他周围的人从来都不允许自己超越一定的界限。推到周围人身上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总统明显表露的意愿罢了。
他是有变化的。他放弃了苏维埃时代的许多概念和神话。
1999年秋天，当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在德国医院里死于白血病的时候，叶利钦派了政府专机去接她的遗体。把两位总统的仇恨已留在过去，已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理由要争的了。也许，叶利钦懂得了，生命中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在死亡面前什么都已没有意义。
他在自己身上克制住了很多东西。他不想做一个独裁者，甚至从未有过这种企图。大众媒体一年又一年地向他倾倒脏水。但他认为新闻自由必须保持，所以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对他感到害怕。批评总统比批评国内任何一个官员都更为安全。
有人不止一次地把他推到几乎要同西方进行军事对抗的境地。阿纳托利·丘拜斯有一次给《新时代》杂志的记者们讲述了由于北约东扩而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情况：
“在会上讨论了哪些方案啊听了头发都会竖起来。改变预算，给军事工业综合体拨款，支持联邦安全部门和其他特工部门，加强间谍活动，进行经济动员，中央银行增发钞票……”
可是叶利钦没有走这一步。他感到，这会使国家遭殃。
让我们争论一下好吗？
分析家们以为，叶利钦经常犯错误，一切都不应该那样做。但是分析家们是以通常的逻辑作为指导的，所根据的是他们所熟悉的事实和对形势所作的分析。但是他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以本能而不是以对细节的研究为依据的。
尼古拉耶夫将军回忆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不想深究细节，而是想从所有细节中立即抓住主要的具体东西的人。他不想细问问题的本质。他喜欢得到他感兴趣的一堆问题的答案，从中找出他认为重要的主要环节……”
叶利钦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
安德烈·科济列夫说，“当我向他提到某个问题的时候，他有时会说：‘嗯，怎么，你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这意味着，他给自己留有余地，以便以后在事情发展不顺利的时候他可以说：你看我信任了你，可你犯了错误。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打了电话，并作了报告。我至少是诚实的：我没有去做我不应该做的事。而如果他想有随意处置的自由，那是他的权利……”
叶利钦作决定很快，但不急于公布这些决定。他召开会议，倾听反对意见，有时候使人觉得，他好像倒向了他实际上不同意的那些人的意见。他实际上支持的那些人已准备提出辞职了，这时候他就宣布使许多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
我问过格奥尔吉·萨拉托夫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依靠他周围的人的意见？还是他能用什么方法立刻弄懂：这是好的，而那是坏的？”
“首先，他自己决定，是否可以相信某个人说的东西。我确信，他收集了有关他周围的人的情况，他还敲打他周围所有的人。其次，对应该如何决定许多问题，他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萨拉托夫记得，他曾经带着一份分析报告去见叶利钦，这份报告预测将发生紧张的政治斗争。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当然不用我也对什么都了解，但是有这样一些震荡正在等待着我们……”
叶利钦把手放在桌上说：
“让我们争论一下是不是一切都会正常，好吗？”
萨拉托夫笑着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愿意争论，而且更愿意输掉，但是我也必须设想最坏的方案。”
叶利钦表示同意说：
“这是对的，这是你的责任。”
但是最终总统的直觉胜过了他的助手的估计。
“这是否说，他确实具有有些人赞赏地谈到的那种直觉？”
“他很了解政治精英，了解同他打交道的人，这有助于他的直觉。比如说，普里马科夫的解职。如果那时我是总统的助理的话，我会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不能碰普里马科夫，这会引起巨大的震动。我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一点。在此情况下他同样也会伸出手说：让我们争论一下好吗，一切都会平安无事而结果他是对的……”
鲍里斯·叶利钦的病历不只厚厚的一本。如果不是总统，而是别人的话，甚至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一堆病名就足以使他早就退职家居了。
诚然，我们经常被告知，他的病没有影响他的智能。但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他已是一个行动不灵活的人，讲起话来极慢，而且明显有困难。
“一般说，人说话的状况，同他思考的状况是一样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只是在荧屏上那样说话呢，还是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他是不是脑筋迟钝，或者这是人们产生的错觉，或者这是他的疾病的后遗症？”
格奥尔吉·萨拉托夫回答说，“他中过风，中风的人讲话总是慢的。对他们来说，说话过程是同心灵的自我开启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这是他的生理现象。”
从旁边观察，看到鲍里斯·叶利钦在文件上缓慢地、似乎很困难地、一个字母接着一个字母地签上自己的简单的名字，会觉得很奇怪。当电视上给我们播放这种场景时，人们认为这是某种严重疾病的明显征兆。或者是他的手不听指挥，或者是他已根本难于控制自己。
但是叶利钦周围的人说，他一直是这样的。许多人签起名来大笔一挥而就。鲍里斯·叶利钦签名时总是缓慢和用心的。一般说他对签名这件事是很认真的。
可能，他在年轻时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作为独立的俄罗斯的总统住在克里姆林宫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对伟大的俄罗斯的总统应有什么样的举止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很用心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他的风度、神色有了变化，甚至他的脚步也变得不慌不忙。他开始避免急速地行走，现在他的行动显得慢起来了……
他喜欢听，而不是读
总统曾对尼古拉耶夫将军说：
“请你在每周选一天来见我一次。”
尼古拉耶夫请求叶利钦做这样的安排，以便使他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有机会就军队工作问题向总统作请示。
尼古拉耶夫回忆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经常见面。在每次会见前，总是把材料预先准备好，以便使总统事先了解要研究的题目。照例他都事先阅读过这些材料，谈话一开始就表明他已读了，对问题已清楚，知道要讨论什么，我希望解决什么问题。一般在会见时我们提出两三个最重要的问题，虽然在会谈中也许会对十几个问题做出决定。他当场就会交待必要的任务。”
我问道，“你们需要推动他做出你们所要的决定吗？还是他把你们当作专家一样听取你们的意见？”
“十之八九会接受我的建议。我们从来不向总统提议做出未经深思熟虑的、随意性的决定。如果他认为不能同意，他会说：‘让我们再考虑考虑，你们再商量商量。’他会提出我们应该与之商量的一些人的名字。还会补充说：‘让我们过两个星期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没有发生过他不按说好的时间再回过头来讨论有关问题的情况。我们实际上从来不谈同主题无关的空话。从来不谈生活琐事。只谈有关工作和职务的事。”
“那就是说，总统不曾有过一般地交谈交谈，问问情况，自己也谈些什么的愿望？”
“不。我头脑中从未想过要利用给予我的时间去解决工作以外的任何其他问题。”
“你们能在夜间叫醒他吗？在技术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产生这种必要的话，是有可能的。”
“他不会生气吗？”
“他完全知道，我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做。如果尼古拉耶夫夜间打电话(可能曾有过两次)，这意味着是完全有必要。”
“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他激动地反应说，你们干吗老找我纠缠不休？……”
“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他知道，我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因某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找他纠缠不休。”
许多认识叶利钦的人都指出了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然而，能从总统那里得到更多东西的是那些善于表达，且有说服力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会用书面方式提出最精确和智慧的分析的人。叶利钦喜欢听，而不是读。
众所周知，缺点是我们的优点的继续。有些取得了总统信任和学会了说服总统的人，会利用他们的才能为自己谋私利。当叶利钦听这些人的意见的时候，这就会导致可悲的结果。
谢尔盖·菲拉托夫说，“我了解，领导人不可能把一切都装在自己的头脑里。他信任自己的助手们，信任同他接触的人和前去看他的人。人们并非无缘无故地说：叶利钦的意见就是最后一个去看他的人的意见。”
安德烈·科济列夫反对说，“你要懂得，在那种时刻，一些决定常是逼到跟前匆忙做出的，没有进行分析的时间。历史没有拨出时间让人进行长期的思考。情况往往是这样的：有的人不是带着思想，而是带着最新的消息来见总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会使形势发生改变，是不是？如果房子着了火，就得把东西抢救出来。而早晨来的那个人还不知道房子已着火了。于是就建议对房子进行大修。决定变了，可是形势也变了。所以为此而责备他，那不完全是公道的。”
俄罗斯高层权力领导的生活安排有些不一般。当一位部长傍晚下班后准备回家时，总统会给他打电话说：
“怎么，今天一起打场网球怎么样？一起吃顿晚饭好吗？”
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部长已坐进汽车，而他的警卫用天真无邪的语调问道：
“怎么，去总统俱乐部吗？”
“为什么去俱乐部？”
警卫会意味深长地说：“因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在那里。”
部长会把一切工作都放下而去俱乐部。这种建议是不会遭拒绝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假如总统不希望见到那个人，警卫是不会提醒他去俱乐部的。
当他生病的时候，这种夜间的丰盛酒宴就停止了。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对肝脏是有好处的。但与此同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也失去了与人的交往，至少能给他讲讲周围发生的事情的人的圈子也缩小了。
叶利钦在同人交往中是平易近人的，并不显得高高在上。
他的网球教练、后来当了体育部长的沙米利·塔尔皮谢夫有一次在报纸记者采访时描述了他是如何同叶利钦熟识的。是总统保卫局局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给塔尔皮谢夫打了电话：
“要立刻去机场迎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
塔尔皮谢夫坐车去了，但是胡安·安东尼·萨马兰奇侯爵在机场上没有出现。他就给科尔扎科夫打电话。科说：
“得了，你到总统别墅来，亲自汇报吧。”
叶利钦听完了他的汇报说：
“反正这一天你也浪费了。留下来，一起吃顿饭，打一场台球吧。”
“于是我留下来了。”塔尔皮谢夫结束他的话说。
结果，留了很久。
在叶利钦执政时，网球成了新的政治精英的健康和活力的象征。
(摘自《权力的公式》，新华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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