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记华追忆
尼克松
在动身去中国的几天以前，我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来做客。
马尔罗30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他的《反回忆录》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描写，是我在为访华进行准备时所读的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读物之一。
马尔罗那时已70岁。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言词的敏捷。他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同他谈话时，问到他几年以前他会不会想到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
他回答说，“这个会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了越南战争？”我问。
“啊，是的，即使这样。有一个时期，中俄之间的友谊曾是晴空无云，他们让俄国的武器经过他们的领土运往越南。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聪明的骗局！
“对毛来说，中国是一个大陆——它自成一洲，像澳大利亚一样。惟有中国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有必要接待桑给巴尔的苏丹，它是会这样做的。或者对美国总统也是这样。中国人并不在乎。”
我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他说，“5年前，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10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说，‘当我有6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那天晚上我在住宅里为马尔罗设宴，在进餐时他就我应该怎样同毛谈话提出了一些意见。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对死神说话……你去跑一趟是值得的！”
我又问他，毛身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马尔罗回答说，“正像毛自己所说的，他没有继承人。这话他是指什么说的呢？他的意思是，据他看来，伟大的领袖人物——丘吉尔、甘地、戴高乐——是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的那种医治创伤的历史事件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他认为他没有继承人。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做是16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幻象迷住了他。”
我说，许多伟人都有这种神秘的气氛。认识林肯的人说，他们经常觉得他注视着地平线以外，仿佛在他目光集中的地方天地之间有一片场地似的。他在遇刺的那天对内阁阁员谈到前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艘“难以形容的怪船”上，以极大的速度驶向飘渺的彼岸。我说，“我们不知道那个海岸在哪里，也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我们必须避开浅滩，设法到达那里。”
马尔罗说：“你说起避开浅滩到达彼岸，我感到毛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即使你和他都知道存在着浅滩，你们谁也不知道彼岸有些什么东西。然而，毛知道他的港口是死神。”
后来，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我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想到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我送马尔罗上车。当我们站在北廊台阶上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
我们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在北京降落。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心脏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他指给我看一些建筑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员下榻的地方等候我们，那是两座很大的政府宾馆楼。我们在起坐间喝了茶，然后周说，他相信大家在国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日记
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5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1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1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儿。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口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在人民大会堂同周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由于临时插入的同毛的会见而被打断了，我们只来得及就会谈进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欢的方式是，一方在一次会谈中阐明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另一方则在下一次进行回答。
这次访问最困难和需要小心对待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我重申了我们对这件事采取讲求实效的态度。“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我说，“通常的做法是，像我们就要做的那样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像我们也会做的那样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回答说。
或许是因为我提到了对立的原则，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我反驳说，“可你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我说，“那好，让我们握手吧！”于是我们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这个话题似乎使周兴奋起来了。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第二天晚上，周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京戏。他们安排了一场专场演出，是大型节目《红色娘子军》。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说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答理她。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后，基辛格同副外长会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报的每一个新草案。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的进展或者遇到的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睡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我们长时间的讨论得出了我们预料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要在公报中反映出来。主要由于基辛格的谈判手腕和周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采用十分缓和的公报措词。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帕特和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72岁高龄的国防部长叶剑英元帅。
日记
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说美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似乎能够互相配合，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也合得来。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很对，特别是那些比较深沉和敏感的美国人，而不是那种好闹磨擦的大嗓门的美国人，这后一种人是使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好处，今天的美国人不像19世纪末叶的美国人，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人不大相同。我们不骄傲——我们近乎天真地诚心诚意喜欢别人，想同他们融洽相处。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的经验。
在我们的交谈中，年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
我们见过的中国领导人无不对美国整个代表团比较年轻特别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会谈时，周专门点到德怀特·查平，他只有31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一些。“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说。“我发现你们有许多年轻人；查平先生很年轻，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56岁。
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10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4年零10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我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一天下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这时周说，“我等不了10年。你可以等10年。总统先生也许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
周说，“等4年，你可以再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太老了。”
“总理先生，”我回答说，“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我指的是卸了职的总统。”
周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了我们的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而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
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不能再见面了。我觉得，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并且不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们之间却已经形成了相互尊敬的个人关系。
（摘自《尼克松回忆录》理查德·尼克松著
裘克安等译 马清槐等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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