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邀司徒雷登北上
1949年春，金陵王气已消沉。正当南京指日易手之际，外交圈里出现了一件怪事。苏联竟指示其大使馆随南京政府逃窜广州。与此相反，一直出枪出钱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大使馆，却留在南京不动。司徒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记载：“国民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团迁往广州，这将有助于维持它的声望。按理讲，我们都是委派给国民政府的，应跟着它迁到‘临时首都’去。”不但如此，“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和所有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决定都抱尊重的态度”，“一些小国指示他们的代表跟我们一样行动”。这样一来，除苏联以外，所有外交使团都留在南京了。美国使馆留下，是出自司徒的建议而经国务院同意的。其中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秘书）的影响起了相当作用。“傅泾波对我的备忘录争论甚烈，表示反对迁往广州。”“最后把大家的意见分别列为项目，呈报国务院：
1．南迁广州，是我最强烈反对的。
2．逗留南京才是我最喜欢的。”
果然，他的“逗留”得到中共的积极回应。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挖苦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可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文章写得精彩之至！嬉笑怒骂、亦庄亦谐而不失大家风范。当世人的目光都被这篇对司徒雷登极尽挖苦之能事的大作所吸引时，谁能料到正是毛泽东在不久之前曾悄悄地抛下橄榄枝向司徒招手。奇怪吗？一点也不，这就叫做政治家的艺术。请看以下事实：
黄华派赴南京
1949年5月5日下午，傅忽然接到黄华（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的一个电话，寒暄几句之后，傅立即心领神会问道：“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啊？”“明天上午吧！”黄华回答。于是5月6日上午八时半傅泾波就去南京市军管会拜访黄华。时距南京易手仅12天，中美对话的序幕开始了。除一般闲谈之外，黄指责美国支持国民党敌视共产党。临走时机智的傅泾波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指司徒雷登）。”“好啊！”黄作出积极的反应，但立即补充说：“我也只能称呼他校长。”“那你什么时候去看他？”傅打铁趁热问道。“你跟他说好之后，我随时都可以去。”黄毫不犹豫地回答。
果然，5月13日“晚上八时半，黄华到访了一个钟头零三刻”。在此之前，当天日间黄华属下的一个燕京校友曾以私人身份拜访司徒（司徒在致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没有提及其姓名，据悉当时在黄华属下工作的燕京校友有刘克夷及张林生，不知是否上述二人之一），广泛议论了各种政治问题。黄心中有数之后乃亲自到访。当晚在座的还有傅泾波，他们全部用中文交谈。“谈话友善而非正式”，内容甚广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在平等互利之条件上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黄表现出极大之兴趣”，以及“黄详细地解释中国需要与外国有商务往来及其他关系”。以后黄与司徒又多次接触，与傅的往来就更多了！
近年有些内部档案陆续曝光，其中包括黄华与司徒见面前夕，中共中央要求黄少说多听，以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在陈述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对于傅泾波提出司徒愿意继续任大使和我们办交涉，以及修改商约问题不要表态拒绝。
把黄华派到南京乃中共为打开中美对话而精心安排的棋局。司徒日记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来这儿的。”
当时毛泽东亲自主持外交大计，由周恩来坐镇北平指挥全面，另有两个前沿阵地，一是南京，二是上海。上海聚居着最大量的外国人，外国企业也基本集中在那里。南京则是外国使团所在地，要使这些国家对新政权有所认识，并进而促使它们早日承认新政权，很多工作都要在南京做。两相比较，后者尤为重要。中共派往该两地的是章汉夫和黄华，二人均系中共外交战线一时之彦，但论声望和资历，章又高出一线。没有把章派到更为重要的南京，唯一的解释是章并非燕京学生，和司徒搭不上界。
1999年为纪念南京解放50周年，由南京电视台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的连续纪录片《风雨钟山路》特别访问了黄华。他回忆了出发前周恩来对他的指示：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一语道破天机！
上海之行
1949年5月25日中共攻占上海。6月11日司徒到上海作了一次访问。先是5月31日，即上海易手后第6天，司徒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前往上海的想法。其实当时司徒并无迫切前往上海的需要，无非是“想看看新政权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想同美国公民交谈一下”。同时他亦知道“接管后的一些日子里，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必然处于混乱状态”。中共方面本可对司徒“不识时务”的要求一口拒绝，但黄华一方面说目前司徒仅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另一方面又说他属于“特殊情况”，于是为司徒上海之行做了周详的安排，还指派3名人员陪同前去。
司徒到达上海，燕京校友们照例前往欢迎。当时中共又特别指派杨刚和李宗瀛去参加。杨和李都是当年燕大的尖子学生和学运领袖，司徒对之印象极佳，以后又均服务于《大公报》与司徒时有接触。其时杨已调到上海外事处工作，李仍担任《大公报》记者。司徒在上海前后与三百多位燕京校友见面，其中20多位是共产党人，都一致劝司徒返北平一行。由此可见，司徒确是受到中共的破格厚待，而绝非“没有人去理他”。
毛、周欢迎司徒北上
这是那段时期中美对话的最高潮。如同黄华和司徒见面一样，为此事穿针引线的仍是傅泾波。根据6月30日司徒给国务院的电文，6月初傅偶然向黄华提及有无可能让司徒雷登6月24日在北平燕京大学度过其生辰，因多年来司徒一向如此。当时黄华未予置评。司徒在电文中特别指出他事先并未指示傅这样做。迨6月18日黄主动问傅，在时间安排方面司徒访问北平有无困难？傅未予肯定答复。综上所述：（1）傅只是探询有无可能；（2）傅未肯定司徒是否一定北上；（3）司徒本人并未介入，起码表面上如此。如果说司徒和傅是以低调进行试探的话，则中共的回应可说是极为热烈。6月28日，黄华拜访司徒，转达他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将欢迎他前来北平。当时司徒再次以低调回应。他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太过劳累。这时黄华又再一次显示出诚意，表示所有铁路可供他使用，甚至司徒如果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亦可安排。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黄华通知司徒欢迎他北上之前两天，即6月26日，司徒已从刚自北平回来的周裕康（燕大总务长蔡一谔的亲戚）处得悉此消息。司徒在日记中说，周告“毛泽东宣称我（指司徒）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司徒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又写道：“接到陆志韦6月16日发出的信，也提到关于我要往北平旅行的事。”有些人以此认为对司徒北上的正式邀请是由燕大校长陆志韦发出的，因表面上司徒北上是回燕京度生辰。但我核对该函时发现并非如此。陆志韦6月16日函一开头这样说：“昨天上午我见到周先生。很感谢你关于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很显然这只能算是通风报信。令人感兴趣的是信中提到：“我的一个十分亲密的朋友前天告诉我，未来燕京的成败可能系于你此次北行的结果。”（见陆志韦原函）此人又是谁呢？会不会是中共有意向司徒传话？
两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傅泾波访问黄华后谈及陆的信，黄说毛、周会欢迎司徒的。下午黄华前往美国使馆正式转达了此项邀请。
司徒尽管表面冷漠，其内心热情并不亚于中共。他向国务院进言：“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首领进行非正式的唯一机会的谈话。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显示美国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将可能令今后中美关系获益。”无奈他有不得已之苦衷。因为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局面十分复杂，如果过早公开北上之计划，极可能导致胎死腹中。因此他决定：①未完全准备妥当之前不向国务院报告；②对中共方面不作肯定承诺，因为万一国务院不准，他将失信于人。
黄华转达毛、周邀请之后，司徒与傅之间展开了一场少有的争论。司徒通常对傅言听计从，唯独这次例外，而恰恰就是这一次令他铸成终生追悔的大错。争论的焦点在于何时向国务院报告。傅主张“先斩后奏”，等到上飞机时才打电报给国务院。因他深知国务院面临种种压力，而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恐不易同意，不如造成既成事实以打开僵局。但司徒却显得犹豫难决。于是傅说：“你还有燕京大学啊！燕大是你的，你不管不顾吗？”司徒说：“还是稍为慎重一些好，现在院外援华游说集团活动得很厉害，很能掣肘我们的行动。”傅急了，说：“管他的！咱们做事嘛！”“你这是流氓胡闹（Ｙｏｕｒａｓｃａｌ）！”司徒半开玩笑地结束了这场争论。司徒之所以一再强调小心慎重不为无因，他过去曾数度受到国务院训斥，责其自作主张介入和谈活动。
司徒遂于6月30日请示国务院，7月2日收到复电，不同意北平之行。这一讯息由傅泾波转告黄华，黄甚不悦。
艾奇逊曾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宣称：“我们对中国最关心的是两件大事。第一是谁统治中国，即使是魔鬼本身统治中国，只要他是独立的魔鬼，就远胜于他是莫斯科的化身或中国在俄国控制之下。”北平之行正是争取中共摆脱苏联影响的大好时机。
如今事隔半世纪之后，回顾一下这桩历史憾事，是非功罪就更清晰无遗了。
1．在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司徒和傅设计出来的打着“私人访问燕京”为名的“瞒天过海”妙计，乃是当时打开困局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可惜未能实现。
2．毛泽东和周恩来以无比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胆略纵横捭阖。先是因势利导亲邀司徒北上，其长远战略为化解中美对立，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其近期目的则在于增加手上之筹码，以应付即将举行的中苏谈判。其后邀请被拒，于是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把事情抹得一干二净，仿佛世界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回事。
3．表面上北上之建议乃被杜鲁门所否决，但实际上艾奇逊应负全责。6月30日上午5时30分，司徒电文到达国务院，一片兴奋反应，包括政策设计处的约翰·戴维斯以及一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巴特沃思均主张司徒北上，但又顾虑舆论压力。当时压力之巨大，通过国务院一些官员异想天开的建议，可以窥见一二。例如，巴特沃思建议司徒先到沈阳接回华德，然后归途中在北平停留；戴维斯则建议发表一声明，声称司徒前往北平乃观察毛、周之“暴行”。何以压力如此之大？它来自：①追究“失掉中国”的责任，责怪政府援蒋不力和姑息中共，一时间国务院成了众矢之的；②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及若干使馆人员被中共扣押，全国舆论哗然；③院外援华游说集团在国民党政府支持和策动下，正倾全力攻击中共以阻止承认中共政权。作为国务卿的艾奇逊本来完全有权批准驻外使节在其驻在地外出旅行，何况司徒的旅行还打着“私人事务”的招牌。至于艾本人，其实也希望早日与中共接触，甚至早日承认中共政权。1951年10月《时代》杂志曾披露，早在1949年它的记者从国务院高层获悉，艾奇逊曾“坚持地与杜鲁门争论关于早日承认共产党中国。在杜鲁门去肯威斯特之前，艾奇逊要求他同意早日承认一事”。所以艾奇逊大可以悄悄地批准司徒，司徒亦可悄悄地北上，一待有所突破之后才公诸大众，就像后来的基辛格那样。可是艾奇逊却先在国务院公开征询意见，自己又优柔寡断拿不出主意，最后要求杜鲁门拍板。须知美国总统面临的压力和需要照顾的层面比国务卿大得多得多。就在黄华转达对司徒的邀请前4天，杜鲁门收到16位共和党人和5位民主党人参议员的联名信，要求切勿承认中共。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要杜鲁门公开批准司徒北上，岂不等于把他置于反共靶场上成为众矢之的？庸臣误国，中外皆然，至堪浩叹！
艾奇逊原以为时间可以再次为他带来机会，岂知中共能够从事寻求中美和解的时间是十分短暂的。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底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赴苏，翌年2月中苏在莫斯科缔盟，所以1949年7、8、9这三个月是中美谋求和解的惟一良机。美国著名学者南希·塔克（中文名唐耐心）在其所著的《乱中格局：1949－1950中美关系及有关承认之争论》一书中证实，在1950年初期朝鲜战争前夕，杜鲁门和艾奇逊已准备外交承认北京。但为时已晚，他们还未和北京搭上线，而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局势遂无可挽回。
（摘自10月10日《中华读书报》，原载《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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