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公邵力子
杨之英
嫁给邵公次子邵志刚
那已是60年前的事了。
20世纪20年代末，邵志刚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期间，与我姐姐杨之华、姐夫瞿秋白常有联系。30年代初，邵志刚学习结束被派回祖国从事地下斗争。临行前，杨之华对他说：“到了上海如有困难，可去找我妹妹，她会帮助你的。”
于是，他从海参崴乘船到沪后，便直接来找我，并暂住我家。邵志刚做事认真，待人谦和，颇得我们一家好感。我只见他每天早出晚归，说是去会朋友、找工作。然而每晚回来，我见他总是一脸疲倦，时常还听到他的叹息声。日子久了，他竟有些坐立不安。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为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不上而焦虑。其间，我和邵志刚由相识、相知到相爱，并结为伴侣。我常常安慰他：“明天再去找，或许会找到的。”最后，我俩商量，不如去找志刚父亲邵力子想想办法。
邵公见儿子回家，而且还有了媳妇，十分高兴。听了儿子的处境，他思考了一阵后，建议道：“可先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到瑞士去深造几年后再伺机返回报效祖国。”原本我也随志刚同赴瑞士，无奈此时我已有身孕，我只能暂留上海。
志刚赴瑞士后，邵公对我格外关心，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闲谈之中，我强烈感到邵公对祖国的热爱，他严禁家里用日货。一天，他还专门关照家人不准买日本鱼翅及其他日货。
大约过了不到一年，那天是农历二月廿四日，我快临盆了。邵公亲自把我送入南市红房子产院。顺利产下一子，邵公高兴地为孙子取名美成。
邵公劝我改嫁
志刚赴瑞士之初常有信来，但后来却连续有一年之久不见片纸音讯，我颇觉不安。我想儿子出生后，志刚还没见到，应当尽快把这喜讯告诉他。我想方设法写信询问可能知道他情况的人。终于，志刚的二哥从法国来信告诉我，志刚已经在瑞士去世了。我闻言真似晴天霹雳，悲痛欲绝……二哥还叮嘱我，不要告诉邵公，担心他老人家年高体弱，受不了失子之痛。
但不久，我还是忍不住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了邵公。邵公听了，怔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他关切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可以改嫁。如自愿在这里，生活上绝对有保障。”自此，我一直带着儿子与邵公一家住在一起。邵公支持我东渡日本求学
不久，邵公奉调西安任陕西省主席，我与儿子也随同前往。那一年，我24岁，儿子美成也已5岁了，我该思考一下自己的前途了。我决定去日本学医，那里有所日本女子医科学院年年招生。一天，我把留学的想法告诉了邵公。邵公一听，当即同意，并建议我去读护士学校。
我是在1934年春天到日本的，先入“日本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学日语，然后再学护士专业。但仅仅学了两年，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没过多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受到严密监视，并随时遭受搜查。我们纷纷准备回国参加抗日斗争。
我变卖了一些衣物首饰，筹得一笔路费，不仅自己买了船票，还帮助一些经济拮据的同学买了票。其中有一位叫吴元坎的男同学，回国后先到江西然后转到重庆。他与我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我从日本径直回到上海，住在周建人家中，同时把美成从嫂嫂那里接来同祝可是，不久上海沦陷。经与周建人商量之后，我去重庆找邵公。
过了几天，当我得知邵公快要到苏联去任大使的消息，真是心急如焚，便马上拍电报给邵公，请他设法买机票。仅过了两天，邵公就回电并将机票寄来了。我就和儿子乘欧亚航班到达重庆。来机场接我们的人中，有一位是邵公的张副官，另一位是吴元坎。那时他在重庆国联同志会任编辑，彼此见面十分高兴。邵公为我和吴元坎架鹊桥
邵公去苏联赴任日期就要到了。为了我的安全，他安排我在于右任先生家居住，到了第三天下午，邵公突然问我，那天在机场来接我的那位先生是谁。我如实向他作了介绍，我说：“他叫吴元坎，是我在日本东亚日语补习班的同学。他父母双亡，家境清贫。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生，在学校时曾参加学生运动；到日本是半工半读，刻苦用功，助人为乐，我学日语常得到他帮助。我们之间仅是一般同学关系。”
邵公听完这番话后，没有说话，第二天晚上却将吴元坎请到家中谈话，了解他的具体情况，并向吴元坎介绍了我的身世和人品，还问他结过婚没有。最后邵公笑眯眯地说：“你是复旦学生，我曾是复旦校长，那么，我们就是师生关系哩。”接着，邵公认真地问他：“你是否愿意与之英结婚？”吴元坎听了当即大吃一惊，但他还是答应郑重考虑之后再定。
第三天，邵公又把吴元坎请来，真诚地对吴说：“之英出嫁，我是以义父之名，如果你们成婚，你即是我的女婿。”接着谈了一些具体问题。
过了两天，邵公就开始张罗我们的婚事。
我们于1940年5月25日在重庆结婚。邵公请于右任作证婚人，自己作主婚人，邀请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各报记者。那天晚上，邵公容光焕发，稳步走入礼堂登上讲台，首先向来宾介绍于老，接着就朗声讲道：“新娘是我的儿媳妇。自古以来女子丧夫要终身守寡，而男子丧妻则能续弦。但是，今天我要把我的儿媳妇作为我的女儿一样出嫁，我要冲破这些封建思想的桎梏，为新潮流树立新的榜样……”话毕，礼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吴元坎精通几国语言，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并致力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他翻译出版最多的是日本的文学作品，有《农民之歌，狼》、《黑潮》、《冲绳岛》、《跑道》、《金色夜叉》等。邵公批评我孩子生得太多
解放后，邵公虽住在北京，但他常来沪开会。他每次到上海，总要打电话把我们叫到他的下榻处，谈谈家常。一次，他对我生了5个孩子提出了批评。他说：“子女过多，造成小家庭负担太重，同时对优生优育不利，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利，因此你们不能再生孩子了！”可我当时并不理解邵公的批评，竟又生了两个孩子。
后来我才注意到，建国以后，邵公是最早提出计划生育主张的人。早在1953年冬季，他最先在政务院提出避孕节育问题。1954年9月17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正式提出节制生育的意见，接着，他于1954年12月19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
1966年6月，“文革”狂潮肆虐全国，邵公很快在北京遭到批斗，我也被冲击。我与邵公一年左右不能通音讯，彼此都不知生死。直到1967年，儿子美成从北京来信告诉我，邵公忧愤成疾，已经逝世。……我想起了邵公对我的种种关怀和教导，为自己不能在他病重卧床时尽一点孝心而难受，更为自己不能到北京去为他送行而遗恨终身。
（摘自《上海滩》2001年第2期杨之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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