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首任监察部长钱瑛
巴玖
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长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
1903年5月14日，湖北省咸宁县?现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肖桥村力稼庄一户在潜江县周矶行商的钱姓人家出生了一个女婴。父母为她取名钱瑛。
钱瑛出生时，家庭兴旺，在当地算是殷实人家。钱瑛的父亲钱训臣曾东渡日本留学，钱瑛的母亲彭氏也粗通文墨，钱瑛自幼生长在这个“道德守旧，学问唯新”的家庭里。钱瑛8岁入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当钱瑛10岁时，父亲又到潜江周矶重开商号，将钱瑛母女接到周矶，她又来到潜江读书。初谙世事的钱瑛对一些封建陋习深恶痛绝，于是她向父母力争，不再缠足裹脚。
随着时间的流逝，钱瑛渐渐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慕名提亲的人开始踏进钱家的门。钱瑛的母亲经过挑选，终于收下了一大户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下了亲事。钱瑛知道后，她数次与母亲争论，但母亲却固执地认为女大当嫁，更何况退婚势必引起非议，拒不答应女儿的请求，还对她严加看管。
这天深夜，她写下一封绝笔信后，拿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咽喉，鲜血顿时汩汩流出。时刻留意着女儿房间动静的母亲听到了异常的声音，急急赶去查看，发现女儿的惨状，惊吓之余立即请来大夫全力救治。此后，钱瑛的母亲见她性子如此刚烈，只好为她退了婚，也不再在钱瑛面前提这件事了。钱瑛的颈部从此也留下了一处深深的疤痕。
1923年，钱瑛说服母亲，报考了湖北女师。她如愿以偿跨进了湖北女师的大门。
湖北女师是共产党人传播革命思想的基地之一。湖北地区党的早期领导人李汉俊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同时，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尤其是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半月刊流传到学校以后，钱瑛期期必读，阅读了大量革命文章，思想渐渐倾向革命。1927年3月，在湖北女师，24岁的钱瑛经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听到丈夫被害的噩耗，钱瑛悲痛欲绝。她决心永不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钱瑛接受党的派遣，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兼交通。由于工作的关系，钱瑛结识了当时担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
谭寿林是广西贵县三塘乡谭岭村人，1896年出生，长钱瑛7岁。他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上大学期间，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创办《桂光》社刊，为正义事业呐喊，于1923年加入共产党，后回广西担任梧州特委书记，领导农民革命运动。1926年，谭寿林被反动军阀逮捕。出狱后，他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不久，谭寿林再次离乡，前往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他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由于敌人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谭寿林在1928年获释，辗转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10月，谭、钱俩人在上海结为夫妻。
1929年初，新婚未满百日，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前往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与谭寿林爱情的结晶盃孩子生下来以后，钱瑛把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为抚养。紧张的学习使她几乎没有空闲去看望女儿。1931年春，学习期满，钱瑛就要回国工作了。这时国内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和残酷，谭寿林整日为革命奔波，根本不可能抽出时间照顾幼小的女儿。想到回国后等待着自己的大量工作，钱瑛决定只身回国，把女儿留在苏联。当她临行前最后一次去保育院看望女儿时，搂抱着女儿久久舍不得放下……20多年以后，钱瑛才辗转打听到孩子已夭折的消息。
从苏联回国后，由于湖北洪湖地区急需干部，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洪湖工作。正欲启程，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谭寿林主动提出留下来做善后和恢复工作，处理好上海的工作后再去洪湖与钱瑛会合。于是钱瑛再次与丈夫告别。
钱瑛与谭寿林的这次分别却成了永诀。1931年4月22日清晨，谭寿林又一次被捕，后被转至南京，作为“重犯”严加关押和审讯。于5月30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听到噩耗，钱瑛几乎不敢相信爱护她、支持她，不久前相聚时还笑脸盈盈的丈夫，竟会一下子离她而去。从这时起，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以完成谭寿林未竟的革命事业。
此后，钱瑛一直珍藏着谭寿林烈士的遗物，随身携带着丈夫留给她的一块怀表，房间里悬挂着丈夫的照片。
1933年初，党派钱瑛到江苏省委担任妇委工作。在江苏，她不幸被捕，关进了敌人在南京的所谓“模范监狱”。钱瑛化名彭友姑，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这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里，同时关押的还有帅孟奇、夏之栩、何宝珍等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因钱瑛被捕后化名“彭友姑”，没被列入释放名单，直到帅孟奇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才第二批获释，结束了4年多的牢狱生活，回到党的怀抱。
建国后，钱瑛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被誉为党内“女包公”。
1953年，钱瑛奉调到北京中央机关工作。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钱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党组书记达5年之久。1960年冬，钱瑛接替谢觉哉担任国家内务部部长。钱瑛身居高位，不忘群众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60年代的3年困难时期，她下到基层，直接到公社、大队和小队，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并将直接观察和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调拨赈灾粮款……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指示，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四川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钱瑛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被定为“铁案”的原省委书记李世民错划右派案和省委常委张凯帆“反党反社会主义”案；对四川张西挺、刘结挺一案则坚持原议，不准翻案。钱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钱瑛被隔离审查，受到惨酷迫害。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不准任何人前往探视。在她生命垂危之时，日坛医院党委书记、钱瑛在重庆、南京中央局工作时的上级李克农的儿子李冰借查房之名，避开看守人员去看望她，转达同志们对她的问候，她泰然地说：“我朝前看?”由于李冰等人的关照，钱瑛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四人帮”一伙却不准她继续治疗，11月被“监护”出院，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为钱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摘自《党史天地》2000年第3期 巴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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