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曼夫人
刘荣
很多结识她的人都把她当成一个传奇。一个在中西合璧的自由家庭里长大的女孩子，有个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反抗家里要她嫁给军阀何应钦而出逃到北京的母亲，有个在蒋经国手下任职多年的父亲。1954年一个走进中央美术学院的少女，她爱上了同班的保加利亚小伙子，那是她的初恋……那个时代这样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一个有着复杂的社会和家庭背景的中国女孩，和外国人一起写生、游玩、听音乐会……学校的政工干部找她谈话，别忘了万曼是外国人，而你是中国人?接着又是油画系批斗会，根正苗红的女同学指斥她：你为什么要跟他好，不就是为了将来跟他一起出国，坐小汽车吗?学院领导通过外交部给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国书”，说贵国学生万曼结交了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的中国学生，请保加利亚政府给予关注。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万曼，“……我不怀疑你对宋的感情，但是你能不能谨慎一点?要知道，你不是在索非亚，你的事情让我很难办。你最好把你的恋爱转入地下，这样对大家都有利。”
她和他表面上平静下来，没有人看见那下面的暗涌。宿舍楼后面那棵老树的树洞里，藏有小纸条，上面的字有时候很简单和仓促，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再加上两个人，就是爱的天地了。
1956年，万曼学业即将结束，必须回到保加利亚去了，他们必须作出选择。她回忆这个人生中的大转折，像是从一个情节跳到另一个情节的小说：“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是我妈妈的学生，他好几次带我去看乒乓球赛，有时候我就坐在周总理身边，总理的品格和智慧给我印象太深了，遇到这件事，我几乎本能地想到找总理，总理的形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信就投在中央美院门口的信筒里……6个月之后，我从学校门房那里拿到了一封挂号信，那上面有周总理的签字?”总理签名的信里说：你们的信，我收到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每个公民有婚姻的自由。但你们是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人生大事，望你们慎重考虑。
1956年，北京海淀区婚姻登记处。
一对年轻人携手走进来。工作人员问小伙子：“你是少数民族?”“我是保加利亚人。”一口不太纯熟的中国话。办事员忙不迭地摇起手：“那可不能登记?”姑娘拿出一封信，骄傲地把信举起来，让对方看到那个人们无比熟悉的名字——周恩来。
……
几天后，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大院内发出一阵从未有过的喧闹声和古里古怪的音乐声。一个老太太顺着墙根敲开了一扇玻璃窗。
“里面在干什么?”
“结婚呀。五百个人，一些外国人在里面敲敲打打。我们的院长做主婚人。”
几天后，《参考消息》向人们证实了这一消息：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结婚。周恩来亲批。建国以来第一桩。
她和他后来回到保加利亚，并没有住洋房坐小汽车，他曾经找不到一份适合他发展的理想位置，几乎有一年的时间都待在一间印染厂里，在那里从事一种花布图案的设计工作，他们全家寄居在一个亭子间里，在几年里一直生活拮据，但他们一直不懈地努力。从60年代到70年代，他们在保加利亚创作了1700多平方米的壁挂，装饰了许多重要的公共建筑，如国宾馆、歌剧院、国家元首会见外宾的国事活动厅等。196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受法国文化部艺术司司长安东尼奥先生之邀，来到巴黎，他的艺术活动从此大部分在巴黎展开，全家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十年转瞬，万曼夫妇在法国艺术界功成名就。
1980年，在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她结识了皮尔·卡丹先生，从松散的纯艺术的合作到最终出任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代理人。
她组建中国第一支时装模特队，组织观众上万人的超级时装表演，并带领她们第一次走出国门，远征巴黎。
她经营的马克西姆餐厅是中国第一家合资西餐厅，和她的婚姻一样没有政策先例，她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处跑大小批文和装修材料，马克西姆餐厅的装修速度之快甚至惊动了贝聿铭，放下正在建设的香山饭店跑来参观，结果他看到的不是想象中的作为时装大师首席代表的名媛贵妇，却是穿着牛仔裤正在当工头的她。
她说，小时候妈妈对我说，如果别人问你能不能摘天上的星星，不要忙着说不能，你应该说，让我试试吧。但皮尔·卡丹说的是另一种话：“在她的身上有一种东方女性特有的柔韧和吃苦的精神，即使你把她放在沙漠上，她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并和它们交上朋友。”
1989年，已经成为国际壁挂艺术家和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的万曼因肺癌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因为妻子，他晚年的艺术创作都在中国，他常说的话是：“我是中国的女婿，女婿是半子嘛。”她在他们生活过的北京、巴黎和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分别为丈夫建了三座墓地。她说：“这样就好了，无论我到哪儿，都能和他在一起。”北京的万安公墓里，有块墓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万曼、宋怀桂。她说：“我跟万曼共同生活了30年，得到了很多女人一辈子得不到的最纯粹最珍贵的爱情，我，没有什么遗憾。” ?摘自5月28日《燕赵都市报》 刘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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