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诞生始末及命运
陈徒手 1956年8月，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剧本，曹禺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而其他几幕相对较弱。经过商量，曹禺他们认为不妨以茶馆的戏为基础发展成一个多幕剧，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 老作家康濯去世前与笔者在病房闲谈时，谈到老舍创作《茶馆》的一件小事： 那时老舍先生正在写《茶馆》，受当时公式化、概念化影响，写起来不顺畅。 老舍先生说，在美国时就考虑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他描述了第一幕情节，大家一听叫好，第二幕写了民国、国民党时代。老舍发愁的是怎么写下去：“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现在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戏拿不出来呢？”我们说：“老舍先生，别写这一幕了。”他很惊讶：“不写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写就不写。”他把手杖一立，起身说：“走，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我要回去写了。”（1990年12月13日口述） 老舍躲在家中埋头写作，还没写完，就着急地把于是之找来，兴致勃勃地谈了笔下快呼之欲出的王利发这个角色。他说：“我这个掌柜的，可是从小演到老，二十几岁演到七八十，一共得有好几百句台词呢！”被老舍这么一说，于是之就有了一股创作冲动。等剧本一公布，他赶紧写了一篇很长的申请书，一再恳切地希望：“就让我演吧。” 听老舍朗读新作《茶馆》，是在剧院前厅二楼北侧会议室。大家一致认为一幕超出一般水平，曹禺反复说了这么一个意思：“古典”、“够古典水平”。然而与会者对后两幕觉得还不行，需要做进一步修改。老舍极为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帮助，尤其是第三幕反映的年代，我当时不在国内，对情况不甚熟悉，更需大家帮助出主意。” 于是之曾在一篇《论民族化》学术文章的提纲中，提到曹禺院长在接触到《茶馆》第一幕时那种狂喜的状态。曹禺告诉于是之：“我记得读到《茶馆》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了。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到1957年12月2日，老舍来到剧院205会议室，向全体演员朗读新作《茶馆》。年底，侥幸躲过反右一劫，被传为“不戴帽子的右派”的焦菊隐以戴罪立功的态度来到排练场，心情郁闷的他把一身本事都用到《茶馆》中。 老演员叶子向笔者讲述了人艺那些带来无限感慨的旧事： 当初，曹禺、焦菊隐、赵起扬、欧阳山尊4个大头，一心想把人艺弄成莫斯科艺术剧院，把这看作是他们的共同理想。可惜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到了文革就彻底乱了。有人给江青写信，有人又想把别人打成走资派。这是他们4人悲剧的地方。焦菊隐以为在文革后期没事，穿着整整齐齐的衣服去看人艺的新戏，可是没人理他，戏演完了没人请他开会。他失望极了，抽烟很凶，心情压抑，后来得了肺癌。 从我看来，焦菊隐不像个导演，他是水平最高的批评家、欣赏家，品位最高。需要好剧本、好演员，怎么演他不告诉你，但他知道哪不成。坐在沙发上抽烟说话，训人直哭，对演员要求高，骂演员太厉害，一个动作让你演十几遍，有时过于苛刻。 他跟老舍没有私交，是面子上的事，但两人相互是尊重的。有时焦菊隐没商量就改了台词，老舍心里有意见。老舍就一次一次来听，你们提，我自己改，不叫你们改。老舍坚持要出文学本，也有保持自己东西的意味。 应该说，老舍认真，焦菊隐较真，戏排出来就有个样子，水平很高。（1998年10月14日口述） 在看完《茶馆》连排之后，老舍于1958年3月5日来到演员中间，针对表演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角度，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 王掌柜的口要“老”点，少年老成，能干得不得了。 穿灰大褂的不要坐在房口，这样没人敢进茶馆来。 松二爷的话要“润”，说得有滋味，寻着人叫好的意思，恍然自得。 二德子走路不对，架子大，不像一般戏里的打手。 唐铁嘴，走要溜，像打侄上坟的穷生。 卖女儿的戏没做足，不是很感动人。 秦二爷是个人物，戏已交待清楚。 常四爷是旗人小官，身体壮，有正义感。那时看到大清国不成的人很少，承袭满族人跑马射箭。 太监，说话漂亮，态度柔和，雅。 刘麻子、人犯，应付人一人一样。 逃兵，我们现在看了他们的可笑。当时的兵相当讲究，有他们聪明之处。（摘自北京人艺1958年《老舍先生看茶馆连排意见》记录手稿） 焦菊隐对老舍写人物的大手笔和看人世的眼光极为推崇，欣赏老舍又刁又狠的点评，认为这些三言两语恰恰能帮助演员们开窍，有一通百通之效。在老舍讲评后，他再次强调《茶馆》中人物的重要性：“许多人在这部戏中就是一两分钟戏，要使观众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要叫观众心里叫好。这个戏不是看故事，是要看人的。” 1958年3月5日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指标。北京人艺参照了青年艺术剧院的跃进指标，立即做了调整，定下全年演出场次为950场，创作220件，经济自给并上缴五万五千元，辅导10个工厂、农村、学校文艺点。当天组织全院人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到全国文联“报喜”。《茶馆》在此时悄然排演，建立了以童超为队长，马群、胡宗温为副队长的演出队。4月份坚持在首都剧场演出，一演就是49场。 越来越火热的大跃进气氛如何能容忍《茶馆》的存在，文化部某官员7月10日来到剧院，在党组扩大会上大加指责说：“《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他发出警告：“一个剧院的风格首先是政治风格，其次是艺术风格，离开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 当时担任剧院党委秘书的周瑞祥对当时场景记忆犹新： 刘××越级跑到人艺开党组会，说话很严厉，大批一通。整整批了一个上午，点了于是之等好几个人的名字。党组的人心里不服也不敢说，只能决定停演。刚好当天晚上预定苏联专家彼得罗夫来看《茶馆》，由老舍、梅兰芳陪同，只好等到第二天停演，否则当天就要求退票。 没跟老舍先生说明真实的停演原因，没说党内的事，只说要轮换节目。（1998年10月21日口述） 1958年停演前后，各种非议已经接踵而来。 老演员郑榕告诉笔者，剧中秦二爷有这么一句台词：“我的工厂封了。”就有领导说那不是指工商业改造，不是与党对着干吗？（1998年8月26日采访） 欧阳山尊在剧院领导层的位置听到外界的批评意见很多，其中有全剧结束时3个老头撒纸钱是为新社会唱葬歌，剧中秦仲义有句台词“这支笔原是签合同的，现在没用了”，说是影射公私合营，污蔑新社会一天不如一天，等等。 在北京人艺保存的《茶馆》档案中，笔者发现其中夹杂着《读书》1959年第2期，里面有一篇署名文章《评老舍的〈茶馆〉》，字里行间划了很多圆珠笔、铅笔的线条，表明不少人认真地读过这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 文章充满十足的火药味，体现了当时的主流思潮，足以让人们三思而后怕： 王利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性格，难道不应该予以批判？作者对此没有有力量地给予批判，反而在最后通过王的自白，把他的这种行为美化了。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摘自《评老舍的〈茶馆〉》 不知道老舍看到这类文章有何感想？但是，老舍的不舒服是可以想象到的，甚至暗地里会有些气恼、不安。不过，跟以往一样，他对这种“批评”基本上持回避、沉默的态度。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1963年4月2日那天上午全院召开《茶馆》复排动员大会，当晚《茶馆》试妆、连排，老舍前来观看。4月4日上午，再次在人民剧场连排，请有关方面审查，老舍依然兴致颇高地再看一遍。 剧院的人发现，老舍此次看后话语不多，不像以往那么爱说话。舒乙告诉笔者，老舍回家后，对《茶馆》加红线问题依然不言语，难于说出内心想法。 7月7日，周恩来在乘飞机外出之前匆匆看了一遍《茶馆》，临走前只是简单地告诉焦菊隐等人：《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还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了。 细心的周恩来随即又叮嘱道，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他表示，要亲自告诉老舍先生。 从后来《茶馆》演出很快夭折来看，周恩来或许已经没有机会亲口向老舍提出修改意见。 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回忆道：“总理先说了这部戏没问题，后来又推荐我们演《年轻的一代》。我们见形势逼得很紧，报上不让发演出报道，只好就收了，自个儿撤了《茶馆》。”（1998年10月21日采访） 于是之形容头两次演《茶馆》气氛太压抑，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刘××批评之后，《茶馆》剧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1963年重排时，心有余悸的焦菊隐花了很大力气抓红线问题，他说：“加的红线都是主要的戏，是为了提高戏的思想性。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搞自1963年4月4日焦菊隐与演员谈话记录稿） 一向持艺术至上、唯美观点的焦菊隐居然能想到加进“革命”红线，实在是当时被残酷斗争之后企求自身保护的结果。老舍曾在初稿第二幕中，加进学生在茶馆开会，结果被抓走的一段戏。剧院讨论这些红线段落时一直觉得别扭、生硬，而焦菊隐那时走得比老舍还远，对“革命化”、“斗争性”要求之迫切反映出运动对人畸形的压力。 新整理出的学生戏很快打印出来，依次揉进了演出脚本中，成为1963年演出的一个醒目亮点。比如给剧中人物秦仲义加了这样几句话：“你告诉大家，我仗着年轻气盛，还想富国裕民。可是真给人家说中了，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手指，就把我推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从北京人艺档案室保存的当年铅印本里，还可以看到生硬加进的红线“段落”： 演讲学生：同胞们，请大家看看政府当局吧！正当各国列强要瓜分我国的生死存亡关头，政府当局甘愿做亡国奴！…… 王掌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要唤醒民众。（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 结尾一幕 学生甲：老人家，城门打开了！ 学生乙：我们的队伍进城了！ （二人将“反饥饿”、“美军滚出去”的标语贴在墙上，学生们的歌声雄壮。） 那一次老舍来看重排的《茶馆》，没有多说什么话。演出后，当年北京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只听到寡言的老舍淡淡地谈到了几句红线问题：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你们看着办吧。 （摘自《畅销书摘》2000年第11期，原载《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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