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服刑前致函乔冠华始末
徐庆全
胡风在离京服刑前致信乔冠华
1966年2月11日，胡风曾致乔冠华一信，乔冠华接信后，随即写信给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等，附胡风信。现将二函转录于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加说明。
胡风致乔冠华信：
乔公足下：
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
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
匆匆敬礼 夫人均此
胡风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东郊
乔冠华致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的信：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的〔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
乔冠华
12／2，1966
注：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都在信上画了圈，章汉夫并写道：“我意不理。”
胡风为何写这样一封信
关于胡风的冤案，已经披露了很多。人们知道，胡风的重要性格特点是，对自己所信守的理念如此执著地充满着自信，虽九死而不悔地不改初衷。即令是在关押了10年之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尽管按照宣判之前通过梅志胡风的夫人做工作而达成的默契，胡风没有上诉，但他仍然向中央写了《心安理不得》的判刑后的感想。
所谓“心安”，就是他接受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理不得”，是胡风始终困惑的问题，即他无法找出自己究竟罪在何处。“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信中的这句话虽两处用“糊涂”二字，但胡风并不“糊涂”的形象却跃然纸上：尽管10年的牢狱让胡风几近在地狱的门槛前徘徊，但他仍然没有改变对党的信任和对人民革命事业的信念；同时，他也坚信党会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胡风饱受磨难近三十年后，党中央为他彻底平了反）。
胡风是在1965年11月26日被判刑，12月30日与一家人团聚的。时过一个多月以后，胡风自信“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为何在给乔冠华的信中却如此低调，竟坦言“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活下去有什么意思——“这个问题”？
对照胡风的夫人梅志所写的《胡风传》，胡风在这一年的春节过后的初三或初四，被强行要求到四川去服刑，2月15日，胡风与梅志赴四川，胡风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夜，“在晓风的书桌里找到了信纸信封，给与他有过多年交往和一直崇敬的几位友人写下了告别信”。这几位友人是徐冰、陈家康、乔冠华、徐平羽和老舍。梅志在书中只引了胡风给徐冰和老舍的信，但信末只具年月而未写日期。
这一年的春节是1月21日。按照梅志所述，胡风是在23或24日得到赴四川的指令的。胡风给乔冠华的信是2月11日发出的，并不如梅志所说，是在离开北京的前夜写下的。但他给老舍的信中，明确地提到了“明日远戍”，这才是离开前夜写的。
胡风被判刑后，以为可以在北京服完剩下的4年刑期，殊不料，公安部却要将他们赶往四川。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令胡风非常沮丧。
梅志写道：
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从此再也无法从事自己喜爱的文艺工作了。他一生没有什么名利欲，就是执著于文艺，虽然因此获罪被关了十年，也没能使他断绝从事文艺的欲望，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仍能干这工作。现在，这一切都破灭了，他的痛苦、他的沮丧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连Ｍ（指梅志）——引者也无法帮助他，劝慰他。
他的心情沉重而忧郁。
因为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所以胡风不愿离开北京，所以才“面临着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他提出愿和梅志一起到京郊劳改农场去服满刑期。被拒绝后，他在写出狱后的感想时，因为知道这个感想要呈交周恩来的，所以又提出了留在北京的请求。
然而，没有回音。胡风失望了。他给乔冠华等人的信，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然而，胡风又是执著的。即使是如此，胡风还是希望老朋友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希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变。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时任统战部部长。他在给他们二人的信中，都说到了“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的处境，实是在隐晦地表达请求老朋友帮忙的意愿。
但是，胡风当时不可能知道，就在他以不同的方式向周恩来、乔冠华表达希望留京的愿望之际，“文革”的序幕——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已揭开，“文革”的开场戏——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当时的处境下，不论周恩来还是乔冠华，抑或是徐冰，都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和艰难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乔冠华虽然知道胡风的信“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但是也只能表示“不边〔便〕再理会他了”。
胡风彻底失望了，这才在临行的前夜，给老舍或许还有陈家康、徐平羽写了“辞行”的信。
胡风和乔冠华的关系
胡风在“神情无绪”中想到致信乔冠华，不但是因为他与乔是相知多年的朋友，而且他认为乔对他所坚持的文艺理论是理解的。
有“才子”美誉的乔冠华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学的是哲学。虽然他后来在香港主要是以撰写国际评论而名噪一时，但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他所钟情的。1943年回到重庆后，乔冠华等人创办《群众》杂志，登载了陈家康、胡绳以及乔本人写的探讨哲学的文章。此时也在重庆的胡风，“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因而对乔的做法表示支持。胡风正筹备出版《希望》杂志，“也准备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胡风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乔冠华的支持。乔特意为《希望》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一文。
在这一时期，胡风与乔冠华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胡风回忆说：乔冠华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情况很不满意，常和我谈对这方面的意见……他对我的刊物和文章是同情的、理解的，还特意为第二期译了诗。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因为有“共鸣”，所以乔冠华对胡风在桂林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很赞赏。在胡、乔二人“一道去喝茶”时，乔冠华曾表露过这一想法。
胡风回忆说：
谈到我在桂林写的文章，他觉得我是在不顾一切，意即，我批评错误倾向，完全不顾及误会和攻击。谈到整风，我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表示了同意。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他到重庆后，和陈家康感情相投，常在一起，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一起谈天。（同前书）乔、胡在重庆的这种友情，在后来胡风遭批判时也被旧事重提。
1952年周扬在上海和胡风谈话中，就曾指责胡风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人的亲密关系。
其后，胡风因文艺理论问题招致批评，乔冠华等人的文章，也受到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批评。尽管乔冠华就此在理论上与胡风有了不同，但是，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还依然保持着。
1948年，胡风返回上海，乔冠华去了香港。在香港的乔冠华与邵荃麟等人一起，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发动了批判。乔冠华在《人民与文艺》第二辑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点名批评胡风，给胡风的文艺观点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
这场由权威理论家出面的“批判”，引起了胡风的愤怒。胡风决定自己出面答辩。虽然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但一提起笔，胡风就立刻进入“状态”，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异端”性，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朋友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浑身冒火的胡风”。带着这一愤怒的情绪，1948年9月17日午夜3时，胡风写完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
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胡风叙述了对香港发表的文章的意见，认为香港对他的批评，在思想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在实践态度上是宗派主义，将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他还指出了乔冠华文章中的不妥之处。当然，胡风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争论在后来的日子里所导致的责难。
《论现实主义的路》尚未发行，这年的12月，胡风来到香港，又见到了乔冠华。乔冠华、邵荃麟以及冯乃超三对夫妇和周而复等人，一起招待了胡风。对此，《胡风传》一书写道：“饭后，开始正式谈话，以乔冠华为主，他先问胡风对他所写文章的意见。胡风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那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把它搞清楚了。‘搞清楚’的意思就是驳倒了他，也就是把他的理论根据推翻了，否定了他的意见。他听了，出现了惊愕的神情。他也承认，事情是不简单，同意他们意见的读者并不是多数。……乔不好再说什么，只说他自己是经过了怎样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不是别人能体会到的。”
经过“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的乔冠华，虽然与胡风在观点上迥然不同，但对两人之间的这份友情还是很看重的。
解放后，北京报刊上发表了对胡风的理论进行批判的文章。1953年1月前后，胡风有一次去看乔冠华。在两人的谈话中，很自然地谈到了林默涵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还是对胡风说：“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我觉得，把问题摊开来谈，花几天工夫一定可以谈得清楚。我觉得，这个关一定可以过去。”
而耿直的胡风或许对乔冠华仍有怨气，所以并不理会他的表白，反而抢白说：“我从来没有抱过关思想。”
以乔冠华当时的身份，胡风的话自然让他有点下不来台，他只好说：“我的话说错了……”不过，或许为了安慰乔冠华，胡风最后还是告诉他，自己打算好好检查，长期检查。乔只好说，那就将来再说吧。
到了1955年年初，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运动已波及全国。在此期间，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胡风，也不得不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
这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又一次来看望胡风。同乔一道来的还有陈家康和邵荃麟。这次持续很长的谈话，主谈的是乔冠华，主题还是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乔冠华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
乔冠华还是希望胡风能积极地检讨自己的问题，并苦口婆心地劝道：“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邵荃麟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他对胡风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而陈家康只是认为胡风的问题“一切可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乔冠华厉声打断了：“家康这个同志就有这个毛箔…”陈家康嗫嚅地红着脸不再说下去了。
这次谈话过后两个月，胡风就被逮捕。从现有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乔冠华与胡风的最后一次接触。乔冠华的信中所说1955年“曾去劝过他一次”，也应该是指的这一次。
这次谈话，乔冠华显然是受命而来的。指派他来的人，乔的信中说是陆定一，但是从乔向胡风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看，或许周恩来也知道这次谈话，并也给乔作过指示。
但是，胡风绝不会想到两个月后的结局，当然更不会想到，十年监狱生涯后被判刑还要被驱逐出北京的结局。
（摘自《百年潮》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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