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影后”胡蝶
舒湮 胡蝶是中国有史以来首任“电影皇后”。这事发生于“九·一八”和“一·二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的1933年。胡蝶的当选“影后”，不是来自“自选商场”，而是出于“群众票选”，而主办者却是上海一家小报，胡蝶以21334票当选，按这家小报每份铜元三枚?折合大洋一分?计，“皇后”的身价不过213.34元，实在低廉之至。 胡蝶当选后，那时的“海上闻人”和阔佬吴铁城、杨虎、杜月笙、王晓籁、张啸林、虞洽卿、潘公展之流，曾在“大沪舞厅”举行庆典，名义很堂皇：“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这比“电影皇后加冕”自然来的光明正大。舞厅内挤满了“热心救国”的人们。在“救国”的牌头下，管它娘的古北口日寇的炮声隆隆?胡蝶来得很晚，被许多名人簇拥着进场，密密的人墙中隐约传出了她唱的《最后一声》：“您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怨鬼悲鸣?”真是绝大的讽刺。 等到表演节目完了之后，有人提请“皇后”当场募捐。当胡蝶捧着随手借来的男人呢帽作“沿门托钵”募化时，只见这些“热心救国”的女士先生们一一沿着壁角，曳着快步退出舞场，临了一算仅募得300余元。这使我想起1932年明星公司胡蝶等人赴南京以“赈济水灾”义演为名，住高级的安乐大酒店，宴无虚席，票款收入除去一应开销，七折八扣已所剩无几了。 胡蝶在抗日战争时到了重庆，曾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霸占，知情者言之凿凿，而胡本人却矢口否认。胡蝶曾写了一本回忆录。我原期以她的阅历之丰富与交游之广泛，能记录下有声有色的世事沧桑和个人的俯仰沉浮。遗憾的是除写了许多众所周知的往事和曾主演过的影片故事说明书外，对人们想知道的事和人，却曲意回避或讳莫如深，令人读之索然寡味。她的回忆录《在重庆的日子》一书，有以下几句微妙的话：“……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说胡蝶也未吃亏，她的丈夫潘有声因此在当时唯一对外通道的滇缅公路来回走单帮，有戴笠主管的货运稽查处免检放行，确也捞了一笔横财，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这段话字里行间耐人寻味。并聊以自慰说：“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张学良之事是当“九·一八”事变之夕，盛传张学良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拥胡蝶而舞，以致马君武作诗讽咏其事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赵四即赵一荻，朱五为朱启钤女，都属当时的“名女人”。?但明星公司曾大登广告辟谣，张学良本人也否认其事。马君武的诗传诵一时，不啻火上加油，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胡蝶很聪明，善于辞令，这说明她世故与机智。那时，有一位“封面女郎”电影新星貂斑华?吴明香?，与胡蝶长相极似。当胡蝶欧游归来，在轮埠上有记者举以相告。胡蝶不经意地一笑道：“哪里?应该说是我像貂斑华才对。” 胡蝶是国民党员，知道的人或许不多，而且她还是“特别党员”。这事是我从南京《中央日报》上获悉的。但是，这“特”与那“特”并非一回事。凡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二人介绍入党的，方获此“尊号”，以区别于一般小党员。其实，胡蝶对政治一向无兴趣。当时国民党的声誉不佳，沾染上国民党员并不是什么光荣的“特殊材料”，因此国民党不得不强拉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入党，以资号召而自抬身价。 我和胡蝶仅有一面之雅。说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我既是时常在报上露脸的“影评人”，怎么不去结交大名鼎鼎的胡蝶?这不稀奇，首先我不是“追星族”，我那时思想左倾，有矜持感，不愿巴结明星。我是为当时任职驻苏大使馆的家兄托带几部工具书给他，而胡蝶正待启航赴海参崴转莫斯科。为此我冒昧写了一封信托她偏劳。胡蝶很快回我一信，是端正楷书的文言书札，不知出于明星公司何位老夫子的手笔，信中说容她抽空亲踵尊处去领，“倘阁下不吝屈驾惠临舍间便酌，藉聆雅教，更所盼祷。如何之何，悉听尊便”云云。我忖思，要她御驾亲临寒舍的亭子间走取，实不敢当。她是大红大紫的忙人，何况此日酬酢和整理行装正忙得不可开交，自是一番客套话。她要赏饭，我也不敢叨扰。因此只得将东西托人带给她，以资两便。直到后来她上南京义演时，我们才在后台匆匆见一面。胡蝶暮年孀居域外，孑然一身，度过她由灿烂而归于平淡的恬静寂寞的余生，蓦然惊往事，当有无限感慨。 摘自《畅销书摘》2000年第6期原载《微生断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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