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殷承宗面对面
赵世民 殷承宗，著名钢琴家。1941年生于厦门，9岁时第一次举办个人演奏会。曾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学习，1962年获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曾参与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伴唱《红灯记》等。后移居美国，现主要从事钢琴教育和演奏工作。
——编者 在殷承宗的北京独奏音乐会之后，我终于有幸采访了这位传奇人物。 我问殷承宗：“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所走过的路，你认为作为一个钢琴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 殷承宗眼翻向天花板，然后目光坚定地冲着我：“是爱。有不少很有条件的人，技术好，感觉棒，就是对钢琴艺术缺少足够的爱，最终没能成为大钢琴家，有的甚至半途而废。要知道，人生的路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对钢琴的爱不执著，很可能就上岔道了。” 我问：“你家上一代人是实业家，根本没有音乐方面的遗传，你是怎么学上钢琴的呢?” 殷承宗说：“首先那儿的大环境不错，鼓浪屿有教堂，有传教士，有钢琴。我姑丈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有一阵，他的钢琴放在我家里。我记得很清楚，琴来的那天，我也就3岁，姐姐们弹琴，弹的什么我现在还记得。从此，我就整天坐在琴旁听她们弹琴。那时我还不会看谱，但能听着姐姐弹，自己到琴上找音。我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是个牧师太太，我跟她学了一个月的琴，学会了识谱。以后大陆解放，牧师和太太离开中国，我没老师了。但我买了本琴谱，自己练习弹。就这样，我的第一阶段基本是自学的。” 我问：“第二次呢?” 殷承宗说：“第二次是‘文革’期间。当年，我在苏联得了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第二名，回到祖国一心想大干一场。可一回来就下乡搞‘四清’，那时西洋古典的东西不让弹了，我就抓住一切机会弹中国作品，如《东方红》等都弹。1966年，‘文革’刚开始，围绕着中国还要不要钢琴展开了讨论，其实1958年就辩论了。说不该要的人说二胡好，可随时上田边炉前哨卡为工农兵演奏，而钢琴就搬不过去。那时不少人纷纷改学民乐。我不服气，因为我太爱钢琴了。我以为只有紧密配合政治形势，我的钢琴才有用武之地。于是我找到当时在清华附中读书的朱信人弟弟，叫一些红卫兵，把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让工农兵群众随便点歌。有点毛主席语录歌的，有点《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有点《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没想到还真受欢迎，我连弹了3天，我想这下就不能说钢琴没用了。” 我问：“是不是钢琴伴唱《红灯记》也是在天安门产生的?” 殷承宗说：“应该说是起因。革命歌曲点得差不多了，有人问能不能用钢琴弹段京剧?我开始想，这怎么可能呢?京剧多复杂呀，唱念做打，就说伴奏的打击乐，那不是一个钢琴就能拿下来的。但既然大家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不试试呢?于是我就到京剧院找李维康、刘长瑜、浩亮他们琢磨，先弄出了几段，里面包括京剧唱腔毛主席词《咏梅》和《红灯记》的几段。钢琴伴唱《红灯记》出现后，使许多弹钢琴学钢琴的人又可以公开弹钢琴了。” 我说：“‘文革’之后，你被隔离审查了几年，不让你摸琴，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殷承宗说：“这就是第3次在别人看来我该放弃钢琴而我靠着爱没有放弃。” 我问：“没琴，你怎么办呢?” 殷承宗说：“我每天都在脑子里过我弹过的曲子，脑子不能生锈。一般人放时间长了弹不了琴好像是手僵了，其实是脑袋锈住了。我背协奏曲，除了钢琴部分，乐队也背，背巴赫的赋格。我坚信我的问题能审查清楚，我一定能再弹钢琴。同时我每天还做手指操，压手指，我的手指不算长，以前弹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十度还够不着，没想到出去后，居然能轻松地弹这个十度。现在回过头来看，的确是爱使我能坚持到现在，一次走出家门，一次走出政治，一次走出国门。” 我问：“除了爱，还该有什么素质?” 殷承宗开始说下功夫但又否定了，说：“对姊妹艺术要有很深的了解。要弹好琴，不是技术好就行，要挖掘音乐的不同风格，姊妹艺术会对我有很大帮助，尤其美术更直接一些。 “我喜欢唱歌，以前我在唱诗班唱，如果不弹琴，我该会是一个男高音。所以我钢琴的歌唱性从来就不是问题，因为触键的同时，我的心里在歌唱着。 “人常说，语言终止的地方是音乐。注意，是语言终止的地方，不是没有语言的地方。也就是说你有千言万语，不足以表达你内心的感受，所以才用音乐。那么你的潜台词越丰富，你的音乐表现就越有内涵，空间就越大。 “艺术总有相通的东西。就说京剧吧，那几年我接触的京剧演员都是造诣很深的，从他们身上，我吸取了很多东西，并都渐渐运用到了我的钢琴演奏中。” 我又问他第三项素质是什么，他说是好的身体。我想起他的同学俞丽拿，一说到运动会，首先就会提到殷承宗光脚100米跑第一，她跳高拿第一。殷承宗说：“我喜欢多种体育运动，田径、游泳、球类。我的身体很棒，我们弹琴其实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要在台上发光。” 殷承宗说的钢琴家三项素质——爱、姊妹艺术、好的身体，没一项涉及钢琴演奏本身。 近几年，我看了他的5场音乐会，听过他几次课，他给我的印象是待人平易，对音乐执著。记得他的独奏音乐会之后，我们一块儿夜餐，随便拉着家常。席间有一道菜，是一种蝴蝶蛹，我们都不敢吃，他先尝了尝，说香，其他人才敢伸筷子。我说：“你吃东西像广东人，没有不敢吃的。”他说：“前几天在香港，有人请吃全蝎席，最后上的一道是活蝎子，我挟起它，在各种调料里把它弄迷糊了，然后送到嘴里。晚上等我回去睡觉时，梦中喉咙里全是蝎子在爬上爬下的?” ?摘自《人物》2000年第1期
赵世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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