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中华共和国”
镜智 1933年11月20日，福建省会福州一声惊雷，震撼了全国。 驻守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公开亮出了反蒋的旗帜，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这个宣言提出： 一、否认南京国民政府；二、号召全国人民及反帝、反卖国之革命势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三、于最短期内召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问题。 11月22日，陈铭枢等人又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设首都于福州，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由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11人为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李济深为委员会主席。同时，将第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二、三、四、五等五个军，蔡廷锴兼任总司令；将福建省划分为闽海、兴泉、龙潭、延建四个省。 一面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颗五角金星的新国旗在福建南校场升起，标志着“中华共和国”的正式成立。 举事前夕，在鼓山召集了会议，议决最后的准备事宜。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陈友仁、李章达、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十九路军各军长、总参谋长等重要人物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蔡廷锴对于马上起事犹豫不决，主张拖一两个月看看情况再说。他认为：“现在举事，蒋介石必定武力解决。加之我们联络了红军，广东广西半独立状况也难以出现，更不用说与蒋介石议和的希望了。再者，我们部队未调防，防卫未布置，财政未筹措，后方工事未构筑，杂牌军未就范，内部敌人未肃清……” 蔡廷锴这样一说，会议上立即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陈铭枢火了，发起脾气来：“革命，就不要怕死；胆小鬼就不要革命?谁不同意举事，谁就把我捆起来送到蒋介石那里去请赏好了?” 大家不好再争辩了。陈铭枢便让他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等人拿出拟好的各项政纲，准备宣读，在会上通过。 蔡廷锴很不愉快，不耐烦地说：“这些冗长的条文无济于事，可有可无。成败关键在于军事，在于我们如何抵制南京政府军的进攻?” 陈铭枢自以为成功在望，对蔡廷锴的话毫不以为然。他胸有成竹地说：“组织政府的人员已经集中福州，各方代表业已到齐，时间刻不容缓。蒋介石的部队在江西‘围剿’共军抽不出来。我们义旗一挂出，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必有响应，蒋介石如何应付得过来?而且，蒋介石七八年来政治上已弄得天怒人怨，即使蒋军有十个师来犯，我们一个师可破敌两个师。加上红军与我们已有协定，势必沿途阻击蒋军，我们必胜无疑。” 1933年10月26日，经过谈判，陈铭枢的代表徐名鸿与共产党的代表潘汉年，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中共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驻福州。 11月22日，即“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的当天，陈铭枢在委派各军政大员的同时，派遣十九路军参谋处处长尹时中为“大使”，入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第二天，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徐名鸿代表“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 “福建事变”立即被通电全国，中外震惊，潘汉年及时地通过十九路军的电台，向瑞金发了两份电报，报告了详情，请求指示。 夜已经很深了，瑞金沙洲坝笼罩在冬日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宁静。 “独立房子”?李德的住处?中的灯光还亮着。博古召集的中革军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李德、项英、洛甫、王稼祥、毛泽东、刘伯承等人。 在会上，毛泽东积极主张立即联合福建政府，共同对付蒋介石。他认为，单从军事上来讲，蒋介石的力量大大超过红军，更超过福建政府。但一旦红军与福建联合，就如同三国时吴、蜀联军战胜力量强大的曹兵一样。这样一来，第五次“围剿”几乎是不攻自破，革命力量还可以趁势发展。 王稼祥、刘伯承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博古拿不定主意。他既觉得毛泽东的话有道理，又从内心对陈铭枢等人有反感，不乐意与他们站在同一战壕。 “陈、蒋、蔡是些什么人?”李德问。 博古从皮包里摸出一份资料，有选择地边念边讲：“陈铭枢，字真如，广东合浦人，生于1889年。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后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930年所部改为第十九路军，参加对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以后，任京沪卫戍司令，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代理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蒋光鼐，1887年生，字憬然，广东省东莞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底调驻福建，现任该省政府主席；蔡廷锴，1892年生，广东罗定人，也是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参加过抵抗日军、保卫上海的战斗。随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后，参加过‘围剿’工农红军，现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明白了。”李德听完后说：“说穿了，这三个人也都是反革命，是军阀?他们的手上，都沾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鲜血?他们同样也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过去的确是我们的敌人，”毛泽东说，“可是现在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反对蒋介石，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你们打算与这样的人交朋友?”李德一脸的惊诧：“不错，他们也反对蒋介石，但他们更重要的，也是反革命?” 李德明确表了态，博古的气也壮了起来。“陈铭枢等人是军阀，没有猫儿不吃腥，是军阀就必须要反革命?在反革命上，他们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 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管十九路军过去怎样，今后有什么打算，但他们敢于打出旗号反对蒋介石，我们就应该积极支持。这样，不仅福建政府可以保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也会被尽快打破。” “按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从军事上也支持配合福建政府?”博古问。 “是的。”毛泽东侃侃而谈：“现在，国民党军队已经对苏区实现了合围，‘福建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必然要调军队去应付，那么，对苏区的包围圈势必出现缺口。红军应该抓住这个天赐良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调至外线，打到国民党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区活动，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甚至可以撼动蒋介石的老巢南京……” 博古听着毛泽东的话，不禁想起几天前周恩来、彭德怀分别从前方发来的电报。 彭德怀、周恩来的建议当时被拒绝了。现在，毛泽东又发表了意见，与彭、周的主张如出一辙。博古气不打一处来，厉声说：“打到外线去，打到闽浙赣边去，这不是逃跑，不是置中央苏区于不顾吗?这是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李德又扔掉一枝烟头，站立起来，总结性地说：“陈蒋蔡的福建政府，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无论如何，决不能支援他们。” “对?”博古接着说，“福建政府的目的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与欺骗人民群众，使轰轰烈烈的反帝反蒋斗争陷于失败，从而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他们的政策和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一样的。” “他们与蒋介石不完全一样?”毛泽东见支援者寥寥，但仍然企望作最后的努力：“他们与蒋介石有矛盾，在反蒋?” “关键他们也反革命?”博古大为不悦，加重了语气：“他们是革命的吗?有什么革命行动?半点都没有?如果他们有意放弃原来的反动立场，那为什么不来投降红军?为什么要另立政府?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充其量也只是狗咬狗的矛盾，我们不能受他们的迷惑?” “可是，我们与他们原先已有了协定，现在不能不守信用，坐视不管嘛?”毛泽东说。 “什么协定不协定?”博古不以为然地说：“开始与他们接触谈判的时候，我就是不抱支持态度的。再说，签订的协议也只是互不开火，并没讲要支援他们嘛?” 听了博古的辩解，毛泽东毫不放松：“那么‘福建事变’后，我们为什么要派代表驻福州呢?” 博古红了脸：“我们的确是派了张云逸作为苏维埃的代表驻福州。但我已交待他，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瓦解十九路军，分化十九路军，争取拉一些队伍到苏区来，而不是要支持他们。” “蒋介石正在组织力量，企图一举消灭福建政府。如果我们不从军事上配合福建方面，不去阻击国民党的入闽部队，而听任国民党军越过苏区去进攻福州，那么福建政府就危在旦夕了?”毛泽东满面忧虑地说。 “你说什么?让我们去为陈铭枢他们当挡箭牌?让红军去流血，去牺牲，把苏区变成福建政府的军事屏障?”博古由于吃惊和愤怒，近视镜片后的眼睛睁得鼓鼓的、圆圆的。 “让他们打去吧?”李德幸灾乐祸地说，“打得越猛烈越好?越两败俱伤越好?这样只能对革命有利。” “对?”博古异常满意和兴奋地附和着李德的话，“这就叫坐山观虎斗，我们坐收渔人之利?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毛泽东终于完全明白了。与福建方面谈判、签协定、互派代表，完全是有着另一种目的。 毛泽东怏怏离开会场，回到住处。他总是睡不着，便又打开地图，仔细研究了一番。他觉得，“福建事变”的发生，实在是扭转红军目前军事上被动的一个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思索再三，提笔给博古写了一封信，郑重重申自己的主张。写完信，天已亮了，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将信送给博古。 博古按惯例来到“独立房子”，顺便讲了毛泽东写信的事。李德觉得毛泽东这个人真是固执己见，不封住他的嘴不行。于是，他向博古建议，以党的名义正式发表文件。 与此同时，蒋介石立即召回了在“剿”共前线的司令官顾祝同和陈诚、林蔚，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等共同商议。 蒋介石怒气冲冲，铁青着脸说：“李济深、陈铭枢早就反对我，蔡廷锴也竟敢不识抬举，反叛党国。这次，我们决不能姑息养奸?我决定，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撤销蔡廷锴、蒋光鼐所兼各职?” 顾祝同、陈诚等人连声附和。他们一致认为：福建事变，非同小可。对此，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都可能会幸灾乐祸，增长异心。如果不迅速解决福建，两广就要步其后尘? 这次会上，决定将“围剿”苏区的嫡系主力就地组成“讨伐军”，西进入闽。蒋介石也亲自进入福建，在建瓯设置行辕。 蒋介石磨刀霍霍，气势汹汹，但他内心却提心吊胆。他知道，李济深、陈铭枢及十九路军并非他的对手，但如此调兵遣将，甚至连守卫南京、杭州的张治中部的两个师也拉了过来，倘若红军侦知其详，突进浙皖一带，那可就危险极矣，南京都将不保。同时，他还担心，进入福建的一部分部队，必然要从红军的苏区通过，如果红军趁势袭击，“讨伐军”必然被动挨打。 蒋介石放心不下，亲自打电话给正驻抚州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因为这个师将从红军第一军团的防区通过。 宋希濂小心翼翼地率领第三十六师从红军第一军团的眼皮底下通过，开往福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实在忍不住了，数次电告中革军委，要求侧袭该师，以报大雄关、云盖山之役的一箭之仇。 然而，共产国际顾问却漠然处之。 结果，宋希濂率其第三十六师顺利地按时抵达预定的集结地邵武。 蒋介石出乎意料，喜出望外地对顾祝同等人说：“真不曾想到，林彪、聂荣臻竟然网开一面，宋师不伤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通过他们的防地，实乃天助我也?李济深、陈铭枢之辈必亡无疑?” 果然，“讨伐军”风卷残云，势如破竹，福建政府千疮百孔，不战先乱。 福建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从正式成立到败落只有短短的50天。 一个月前还坐立不安、如芒在背的蒋介石，又变得洋洋得意起来。他又重新把“围剿”苏区列为头等大事了。 摘自《血色梦幻——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中国》镜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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