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一家心中的朱德元帅
周燕 公元2000年清明节，薄云遮日，春风拂面。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朱敏与老伴刘铮带领全家又一次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亲爱的爹爹。 走进革命公墓骨灰堂的大门，一条笔直的甬道径直通威严矗立的中一室。甬道两旁，高大的松柏巍然挺立，盛开的紫玉兰婀娜多姿，密密丛丛的小黄杨绽放出新绿。朱敏在家人的搀扶下，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爹爹安息之地，平静的脸上透着端庄与坚毅。 在朱敏和刘铮的带领下，大家一同向朱德、康克清两位老人家的遗像三鞠躬。按照家庭传统的仪式，分别向老人家倾述心声…… 朱敏—— 1926年4月，我出生在莫斯科。那年，爹爹正好40岁，为了纪念他40岁得一女儿，特地给我起了“四旬”这个乳名。不久，爹爹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从此，走上了艰苦漫长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1927年夏天，我姨妈从四川成都万里迢迢赶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从母亲手中接过刚满一岁正在患病的我。从我记事起，身边没有父亲，直到1940年10月，周恩来伯伯派人把我接到延安，我才认识自己的生身父亲。在奔向延安的马车上，我想了许多问候爹爹的话，可是依偎在爹爹怀里，却什么都忘了，难言的泪水汩汩地往下流。爹爹用暖暖的大手揩去我脸上的泪水，把我稚嫩的小脸紧紧地贴在他饱经战火磨砺的面颊上，半晌没说一句话。爹爹拉着我的手满脸喜悦地走上杨家岭的高坡，走向他和康克清妈妈的窑洞。 两个月后，我又一次面临与爹爹的远别。爹爹和毛泽东伯伯共同商量，决定送我去苏联学习。迎着爹爹充满希望的目光，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 从气候宜人的四川盆地，来到寒风凛冽的莫斯科大平原，我幼年时落下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在国际儿童院仅仅生活了4个月，就与20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一起被送到明斯克去夏令营疗养。万万没有想到，在到达宿营地的当天夜里，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就把明斯克紧紧地包围了。我们不幸落入德国侵略者的魔掌。 从1941年到1945年这4年中，陪伴我的是痛苦深重的地狱生活。在充满死亡气息的孤儿院里，我的一头黑发脱落了许多，已经16岁了，却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那样弱小。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那天，我又成了“卍”旗下的一名小囚徒，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在押往德国的黑压压的人群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幼小的心灵被刻下一道道伤痕。 在德国鬼子的眼皮底下，我勇敢、机智、冷静地越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情，顽强地生存下来。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我在德国集中营拍下的那张照片的背面写下了心中深切的期盼：“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战争结束了。回国后，我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我始终牢记爹爹对我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在同志们的热情关心和帮助下，我很快便胜任了教学工作。从助教、讲师，到教授、教研室主任，我从事业的进取中得到了人生的最大快乐? 刘铮—— 第一次见到爹爹，是在我和朱敏结婚一年之后。1953年底，我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被调回国。尽管人们有口皆碑，说朱老总为人忠厚、平易近人，是位可亲可敬的革命老人，毕竟没有直接接触，我的心情未免有些紧张。 在中南海永福堂，康克清妈妈和朱敏把我引进爹爹的书房。正在专心读报的爹爹，看到我，立刻起身，微笑着迎上来和我握手，并关切地说：“好啊，外面好，国内也好嘛?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需要很好地学习，很好地适应。”尽管我多年从事外交工作，但与总司令这样的大人物握手、说话还是第一次，显得有些木讷。爹爹接着说：“你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国内的环境不是一下子能适应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你首先要学会普通话，过好生活关。”爹爹一再嘱咐我们：“家里的事，不要你们操心，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总司令、谦逊和善的老人，我心中的紧张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一贯严于律己，这是爹爹给我最深刻的印象。爹爹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外事活动很多。他一生行伍，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接见地点。我于心不忍。根据我做外交工作的经验，便在时间的安排上给爹爹的卫侍长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不料，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客人率先到达了。一向谦逊和善的爹爹回到家里竟发起火来：“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尊重，在外交礼节上，绝对来不得闪失?……如果这是打仗，就要付出流血的代价!”爹爹狠狠地批评了卫侍长。主意是我出的，虽然爹爹没有直接批评我，但我内心却非常愧疚。 然而，这一愧疚最后竟变成了终身的遗憾。1976年6月21日，爹爹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时间推迟，爹爹没有得到通知，在放冷气的房间里等候近一个小时。90高龄的爹爹由此引发了感冒，又转为多种病症并发，仅仅两周时间，就离开了我们。 每当站在爹爹和康克清妈妈的遗像前，我的心情总是很激动，好像在报告一份永远写不完的答卷。我一次又一次地告慰老人家：我和朱敏的6个孩子一个个长大了，他们走向部队，走向社会……他们一个个都入了党，又都考上了大学，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他们没有辜负老人家的希望，都在努力地工作，真诚地奉献…… 刘建—— 我是被妈妈从苏联带到北京的。对于我的降生，年近古稀的爷爷真是喜上眉梢：“就叫‘建建’吧?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建设共产主义。”从我一出世，爷爷就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为能够吃大苦、耐大劳的人。 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时，问过爷爷：“朱德元帅，您以为在您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爷爷微笑着，简短而干脆地回答：“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 对我来说，回答只有一个：“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1969年，我16岁，初中毕业后，便和同学们一起去黑龙江农场插队。爷爷拍着我的肩膀说：“好?中国是个农业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 我来到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当了一名“猪倌”。没想到爸爸刘铮在江西干校也当上了“猪倌”。爷爷乐了：“哈，哈，父子养猪，好啊?”他立即提笔，给我和爸爸每人写了一封信，让我们来一个竞赛，看谁的猪养得肥，养得壮，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 1970年冬季，我应征入伍。离别时，爷爷拉着我的手，一再嘱咐说：“要成为一名好战士，不要变成‘兵油子’。”1973年，部队领导正在考虑我的提干问题。爷爷知道后说，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再当几年战士锻炼锻炼对我有好处。直到1975年，我才成为一名干部。我有5年当战士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30多年过去了，遵循爷爷的教诲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现在，我担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爷爷的言传身教正是我不断迈向“真正的军人”的坚实阶梯。 刘康—— 爸爸妈妈在苏联生活、工作的时间较长，我出生后，他们根据列宁的乳名给我起了一个洋名——沃瓦。爷爷听说后，很不高兴，中国人为什么要叫外国名字?我是由奶奶康克清带大的，备受奶奶的疼爱，于是，爷爷给我组合了一个新的名字——刘康。 我是在爷爷无形的教诲下走入社会的。我当过战士，当过工人，大学毕业后，又当了军官，随后又在德国工作了几年。对我来说，要找准事业的定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90年代，我到德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曾去过爷爷在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留学时住过的小屋。它是在哥廷根城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街上，门前挂着一块写有“朱德旧居”中文字样的铜牌。1922年，爷爷到德国留学之前，已经是战功赫赫的护国名将。五四运动的爆发，使爷爷看到中国光明的前途，他断然放弃了高官厚禄，千里迢迢从重庆来到上海，在闸北找到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由周恩来爷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抛弃过去的一切，爷爷重新走上了一条艰苦卓绝的、但是充满光明的工农武装革命的道路。 爷爷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使我震撼，战争给妈妈带来的累累伤痕，又深深刺痛着我的心。在德国，我特意去寻找妈妈饱尝4年地狱生活的集中营。在那里，战争的痕迹已经不复存在，到处是美丽、淡雅的田园风光，一派和平的景象。 回国后，我开始了新的创业。如今，我除了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还与北京东方通科技公司合作，为我国唯一的独立自主产权的基础软件产品——中间件?一种网络通信管理平台?开拓整个市场体系。我从创业的艰辛中尝到了人生的乐趣。 刘敏—— 1978年恢复高考时，我有幸进入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法语，当起了译员，也曾有过远渡重洋到法国求学的经历。 我从小生活在妈妈朱敏身边，与爷爷接触的机会不如两个哥哥多，正因如此，每次和爷爷在一起，给我的印象都特别深刻。1975年，就是爷爷去世的前一年，我正在读高中。6月的一天，爷爷要我陪他到京郊走走。当时，“四人帮”正在肆意横行，北京城里的空气实在压抑。爷爷既没有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没有带警卫车，乘上一辆普通的小轿车便轻装出发了。汽车行驶在颠簸的土路上，一眼望去，金黄色的麦田无边无际，在微风的吹拂下翻起滚滚麦浪。看着地里的好收成，爷爷喜不堪言。他老人家已经89岁高龄，竹杖布履、踽踽独行。他一步跨过小水渠，径直下到田间，摘下一穗麦子，在手里搓了搓，又将麦粒放在嘴里嚼了嚼，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不时碰见几位看护庄稼的老农民，爷爷便坐在田埂上与他们攀谈起来。爷爷问，每亩收多少麦子?有多少交给国家?留多少自己的口粮?听着爷爷浓重的四川口音，看着他笑容可掬的神情，一位老乡疑惑了：“我怎么看您老长得像朱德?”爷爷酣畅、爽朗的笑声至今还经常回响在我的耳边。 这些年，江西井冈山、爷爷的老家四川仪陇多次提出要为爷爷建一座纪念碑。多少年来，爷爷一直安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和奶奶的安息地合起来不足一米见方。爷爷虽然没有纪念碑，但他一生光辉的革命业绩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这是一座屹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刘武—— 1976年7月6日，我正在课堂里进行中考复习。突然，四哥刘敏神情紧张地推开教室门，把我叫了出去，说爷爷病危，要我马上去医院。身材瘦小的四哥用自行车驮着我，顶着炎炎烈日，从新街口外的铁狮子坟一口气骑到北京医院。这时，爷爷的病房里站满了人，只见奶奶和妈妈俯在爷爷的遗体上痛哭。爷爷与世长辞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 为了继承爷爷未竟的事业，丧事刚刚结束，我便穿上了军装，远离父母，远离首都，来到四川大山深处的部队研究所，当上一名穿军装的车工。由于所在部队特殊的工作性质，我经常出入于边境、海防、深山、哨卡，长期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之中。有时道路不通，我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送到工作站；有时连续几个月工作生活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吃水都很困难……我在基层部队一干就是25年，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多次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我所在的单位曾荣获集体二等功，被总参谋部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我个人也曾立功受奖。如今，我担任了所在大队的大队长，仍然战斗在基层。我要像爷爷说的那样，革命到底，一步一个脚印，继续新的长征。…… 摘自《中华儿女》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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