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容国团
张五常 1957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4月23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5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材，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上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1957年7月31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小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50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7年朋友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你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40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糊里糊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1959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10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一次驾车到温哥华，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1968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1967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1987年11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50周年纪念会。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就赶到珠海。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球类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中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
摘自《书城》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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