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 魏久明 2000年7月9日,胡绳同志叫我去,说要给我“交待任务”。下午3时,我来到了他的书房。简短寒暄后,他要我搬椅子坐在他对面,这样说话比较方便。他对我说,他想外出走走,一是去参观一些地方,二是边看边思考一些问题,主要是休息。 他说:我们先去烟台,然后去南方(这时北京很热,气温达到40℃),你同我去,帮我做些事,出去联络安排工作由你负责,就“屈尊”了。我听胡绳同志这样讲,连忙不好意思地说:“您是我的领导,您交待的任务,我会努力去完成。” 从胡绳同志书房出来后,胡绳同志的秘书黎钢告诉我,胡老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医院要他住院治疗,不同意他外出;中央保健局也认为,根据目前胡绳同志的病情,随时可能出问题,应劝阻他外出。而胡绳同志本人不愿意住院,坚持要外出,他还期望能走进2001年!我听后心里很沉重,也感到责任重大。 寻找过去的脚印 这次出行,胡绳同志计划,到烟台后,去威海转转,然后到大连,再转到上海;到10月、11月,秋凉了,回他老家苏州看看,有可能还要去湖北襄樊等地。 7月16日,我们离开北京到达山东烟台市。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吴官正和省府、省政协及烟台市一些领导同志来看望胡绳。胡绳同志对他们说:“我和山东有缘。1948年我离开香港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时,就是经过海路从山东上岸的,1949年元旦也是在济南过的。建国后,195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作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参加大会。会后,还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山东视察工作。后来,外国有些报刊介绍我,说胡绳,山东省人氏也。” 1948年下半年,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党中央组织在香港的党外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北上。同年10月,胡绳和连贯、翦伯赞、宦乡等人,为急于赶到河北平山解放区,他们从香港搭船到韩国的仁川港,从仁川乘船到大连,又从大连渡海到山东威海的成山头上岸。然后,乘卡车经文登、莱阳到青州,进入山东解放区。这时济南已经解放,到济南休整了几天。又从济南乘火车到德州,再从德州坐火车到石家庄,到达平山西柏坡。这次行程,前后历时3个月,胡绳同志称是“一次不寻常的旅行”。这次他在烟台,常常坐在海边上看潮起潮落。尽管天气很热,但傍晚的海风,仍然凉飕飕的。我们怕胡绳同志感冒,劝他回住所休息。他说:“不!我要看看太阳怎样落海的,看看晚上海浪潮的涌动。”我想,这时大概他在追忆1948年11月下旬,从大连乘小快艇,在黑夜冒着大风浪(这样可以避免遭遇国民党海军的拦截)渡过渤海湾的情景。8月3日,胡绳同志专程到烟台南郊“南海明珠”的海滩上观赏渔民修建的一排排小洋楼和海上乐园,白墙、红瓦、青山和金黄色的沙滩及蓝色的大海,构成一幅五彩绚丽的海岸风景线,胡绳同志对陪同的市区领导及工作人员说:“过去农民、渔民都很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给了农民自主权,他们的产品进入市场,很快富起来了,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呀!” 回顾成长的道路 8月8日,胡绳同志到达上海市。到达后的第三天,他就提出要求每隔一天安排他到革命旧址、纪念馆、体现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胜地,以及他过去在上海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去参观。他亲自列出了8个地方的名单,有些地名是解放前的名字,50岁以下的人都不太清楚了。比如当年叫的“法国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复兴公园”。胡绳同志年轻时,常和同学、朋友到这里玩耍。夏天的时候,他躺在公园的青石板坐椅上,边乘凉,边对照书本查看天上星座的位置。胡绳同志说,他的天文知识就是这样学到的。这次他重游公园,要公园主任给他找当时他常坐的那把石椅,去看常会见朋友的玫瑰园。找到以后,他兴致勃勃地在石椅旁和玫瑰园盛开的玫瑰花边,拍照留念。后来我们问他,你为什么对玫瑰园如此情有独钟,他说:“这是个人秘密。”“是不是在这里会见女朋友呀?”我们又问他。他笑着说:“无可奉告。” 他告诉我们,1934年夏,16岁时他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那年,他以胡绳的笔名,写了一篇批判北大哲学系教师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文章,引起北大哲学系和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当时,地下党派杨帆同志(当时也是北大学生)和他接触,约他到东单一家餐馆。胡绳同志说:杨帆开始以为我是一位独立撰稿的老先生,一见面,才知道我是北大读书的小大学生(当时我个子不高)。从此,胡绳同志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始了密切的联系。 1935年夏,他回到上海,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自学和写作,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古典哲学。胡绳同志说:一天,很偶然的机会,我在电车上碰到上海生活书店总编辑张仲实先生。他问我,能不能为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写本书。这套丛书有八本,参加写作的有钱亦石、柳氵是、艾思奇、何干之、钱俊瑞、茅盾、孙起孟等人。我当时问他:写什么内容呀?他想了一下,说:写《哲学人生观》怎么样?我对张说,我回去想想,过几天答复你。张仲实爽快地说:好!我等你的决定。过了几天,我到上海福州路的生活书店编辑部找了张仲实,确定写这本书。胡绳同志用了3个月的时间,于1936年1月,他19岁生日时,写出了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一书。成为激励青年革命和进步的书,多次再版,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国民党把它作为“鼓吹偏激思想”的书,而加以查禁。 这是63年前的往事了。今天,胡绳同志又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这部著作是他这次离京前脱稿的。他冒着暑日40℃的高温,修改完最后一批稿子。10月27日,在他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的前一天,看到了样书。这是他自谓:“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写下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此后不到10天,他就与世长辞了。 和病魔顽强的斗争 在烟台,他每天按时作息,上午有时看报纸、写日记,接待客人;下午做操,散步。每隔几天,外出参观。他饮食口味极佳,有时食量比小伙子还大,也尽量多吃,消化吸收能力很强,他的体重一直没有减少。从表面上看,他气色很好,身体壮实。在会见山东省和烟台市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时思维敏捷,语言简洁,意思表达准确,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 胡绳同志自己也不把病痛当回事,仍然照常工作、写作。他这次外出,带着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还带了一位老同学黄克定同志著作写序言的“任务”。这位老同学,1944年在浙江老家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转战到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在辽宁省从事教育、财务工作。他爱好文学和古代汉语,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但他一直处境艰难,特别是“文革”中下放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在饥寒和艰苦劳动的条件下,每日更深夜静妻儿熟睡之后,在小油灯下,研究很少有人问津的一门冷僻枯燥的学问——汉语“音韵学”,用了30年时间,写出一部学术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黄克定完成书稿后,想请这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老同学胡绳同志写序言。其实,胡绳在中学读书时,与这位老同学并没有什么交往,他对我说:“我还记不起这位同学的样子呢!”胡绳答应为他写序,并不是因为黄克定是他的同学,而是黄克定刻苦钻研学问的精神使他感动,对他从事学术研究有独到见解表示赞扬。他从烟台到上海,常常思考这篇序言如何写。有时半夜醒了,睡不着,起来提笔写这篇文章。我们几次用别的办法,分散他的精力,劝他把写序言的事放一放,但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在上海,在国庆节前夕,终于把这篇序言写完了。他如释重负,有一种说不尽的轻松愉快,一笔“老账”还了。这是胡绳用心血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 关怀 今年国庆节后,胡绳同志身体明显不行了。他外出活动体力难以支撑,做操时手难以抬起来,走路时迈不出脚步,勉强走几步路就不停地喘气,有时一天昏睡16个小时。 10月23日,中央保健局、北京和上海的多位医疗专家,经过全面检查,力劝胡绳同志住院治病,这时他仍然说:“此事以后再说。”27日早晨,他吃了很多,稀饭、点心、牛奶等,量足足有四碗。大家看他吃了这么多,都很高兴,称赞说:“您今天的胃口真好。”胡绳同志平静并带点诙谐的口气回答:“今天不多吃点,以后就吃不到了!”脸上呈现少有的笑容。我们听了他说的话,一阵酸痛袭上心头。 10月28日下午,胡绳同志住进华东医院。29日晚9时,呼吸呈现衰竭,9时50分因心脏窒息停止跳动。经过抢救,10时20分心脏跳动恢复正常,血压平稳。11时10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上海市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匆匆赶到医院。这时胡绳同志已经清醒。黄菊同志弯着腰,贴近胡绳轻轻地说道:“胡老,胡老!我是黄菊,江泽民总书记打来电话,他很关心您!要我代表他,我还代上海市委向您表示慰问。”胡绳同志听后点点头,表示感谢。随后,黄菊同志招呼市委其他领导同志,轻轻走出病房。在病房门口黄菊同志对我说:“胡绳同志是我们党内学术渊博的理论家,我们都读过他写的书,受过他的教育,我们都很敬重他。我和上海市的同志能为他尽些力,为他服务,是应该的。” 30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等都相继来电,对胡绳同志表示慰问。 10月31日这天,第一个来看望胡绳同志的是钱伟长老人。上午9时,钱伟长站在胡绳的病床前,看到年轻时一同在苏州中学读书的老同学静静地躺着,嘴上罩着人工呼吸器,一种伤感涌上心头。他喃喃地说:“前些天我看他时,还好好的,今天就……”胡绳同志知道钱老来看他,伸出手来想和他握手。钱老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你好好休息,多休息就会好的。”钱伟长老人走出病房,心里很沉重,说:“在苏州中学读书的我们那批同学中,只有我和胡绳还在。胡绳一生勤奋敬业,他太辛苦了,太劳累了,也太艰难了!不然他可以多活几年。”老人眼睛湿润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下一辈子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不要像现在活得这么累。” 下午3时半,医院给胡绳同志动了手术,改善呼吸及其他症状。手术非常成功。以后几天,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11月4日整天,胡绳同志精神特别好,会见了亲朋好友。并多次示意想讲话,有些事要交待。后来用一块小写字板,请他用笔写。由于他躺在病床上,用手摸着写,字迹难以辨明。医生会诊,认为胡绳同志的病情虽然尚未脱离危险,但正在好转之中。 就在这天深夜,胡绳同志病情突然逆转,经多次抢救无效,于11月5日清晨8时10分,胡绳从容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 (摘自《百年潮》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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