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潘世兹先生
贾植芳 1952年我国大学院系调整时，外国人办的学校和私立大学都取消了，教师也全部统一分配。我从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潘世兹先生也由圣约翰大学调来，作外文系的教授兼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的夫人陈永娟，此时也跟着到复旦外文系当讲师。 “文革”前，我被上海中级法院以“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刑12年，在监狱蹲了11年，1966年被押回复旦，由保卫科分配到印刷厂监督劳动，这才听说潘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薪的处分。“文革”前夕，有人诬告潘先生和同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历史系的王造时、外文系孙大雨两位著名教授组织所谓“中国社会党”，图谋不轨。“中国社会党”事件发生后，孙先生交里弄委员会严加管制，在南市区的城隍庙扫地。王造时和潘世兹则被抓进监狱。王先生抓进去后死在监狱里。潘先生被关了7年，放出来后也被分到印刷厂“劳动改造”，我们于是就又成了难友。当时潘夫人仍在外文系教书，上海公检法机关给家属一纸判决书，判决潘先生“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她不解其意，拿着判决书到处向人询问打听。 在印刷厂接受管制期间，我除了管油印，还干些重活，比如扫地、打扫公共厕所、通阴沟、搬运重物、拉劳力车等等，总之是些最累最脏甚至最危险的活。潘先生年纪比我大，就做些相对轻些的事。如把大张的纸折叠整齐，再裁出来。接受专政小组批斗时，他不住低头、点头，说“我是洋奴、买办”等等，或者就在下面写检查及思想汇报。 他原先住沪西一幢挺大的花园洋房里，“文革”被抓的那天早晨，他还未来得及吃早餐，就被冲进来的造**派开了批斗会，并当场宣布逮捕法办，这时4个警察突然从厨房里冲了出来，立刻给他带上了手铐。原来这些人在前一夜就埋伏在那里了。房子大，潘先生一家居然不知道家里还藏着陌生人。判刑后，房子就没收了，警备区的政委搬了进去，潘夫人和孩子则被赶进了一幢公共大杂楼的一间房子里，过起了与人合住的生活。因为他们是所谓“反革命家属”，便被周围的房客看不起，备遭欺辱歧视。潘先生出狱后，他们家里换洗的衣服晒出去，因为有些是外国货，常常被别人顺手拿走，他们也不敢说什么。不过潘先生的确有钱，在印刷厂时带午饭，常有烤乳猪、炸牛排、叉烧、酸牛奶，面包里则夹果酱、奶酪，这类西式餐点当时很为工人们所新奇，不晓得那都是些什么。他没事时还吹个口哨，是个蛮率性有趣的人。 1979年，潘先生平反了。当时我尚未平反，但解除了监督，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潘先生问我是否还去印刷厂，他说他每天去外文系上课，中午还是带了饭到印刷厂去吃，然后略事休息。那里的工人现在对他蛮好，孙子出世的时候，他发给每人一块巧克力。他说那是咱们的外婆家，不能忘了，要去的噢? “文革”后期，尼克松访华，潘夫人的姐姐在联合国做事，这时两家开始恢复通信。姐姐写信来给妹妹，说你在信上从不提潘先生，是他已经过去了，还是你们离婚了呢?姐姐要回国看望他们，那时家里除了一桌一床别无他物。潘先生要争中国人的面子，于是去找当时外文系革委会主任龙文佩，说亲戚从美国来，家里连张椅子都没有，虽然有床可坐，但按西方人的习惯，让客人坐床是很不礼貌的，于国家影响也不好，希望领导暂时给他们借一间旅馆房间来招待来宾。这位龙主任说：“你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这个待遇，你跟亲戚讲清楚你的政治身份，不必隐瞒?就在你家里接待?”当然，姐姐来了，是没有法子住在潘先生家里的，只好自己去住了宾馆。 “文革”结束了，潘先生在宝山插队的儿子先去了美国念书，随后潘夫人也跟了去，并在那儿定居，潘先生退休后也去了。但过了两年他又一个人回来了。图书馆新馆建成后，我以现任馆长的名义请前任馆长潘先生参加开馆典礼，并一起吃了午饭。以后潘先生翻译《三字经》，写信给我，用的是宣纸信笺，以毛笔小楷很郑重地写：贾植芳大兄均鉴，译《三字经》，想查有关版本，望吾兄大力协助云云。潘先生译的《三字经》后来在新加坡出版了。 潘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解放时留了下来，想为国家做些事，他捐书，受过政府的表扬，又参加了民主同盟。然而，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遭人诬陷，坐了7年牢。就这么坎坷半生，后来，也没有什么病，年纪大了，就过去了，享年84岁。我是在报上得知他去世的噩耗的，一直想写篇文章纪念他，但自己的年纪也大了，有点力不从心，然而他的神情谈吐却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们相处在一段特殊的岁月，潘先生品格高尚，为人正直，是位值得纪念的朋友。 ?
摘自《随笔》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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