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韦君宜与《思痛录》
杨团 1998年6月，我从美国回来。刚进家门，端端正正摆放在书桌正中母亲韦君宜的《思痛录》样书便跃入眼帘，心蓦地狂跳起来。啊，终于出版了！我把这本薄薄的小书宝贝似的捧在胸前，眼前又浮现出病榻上的母亲紧抿着嘴唇，悲哀地望着这个世界的面容……母亲20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母亲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
母亲写《思痛录》 《思痛录》大约在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的？据我回忆，是在政治空气极端恶劣的那一段，即“四人帮”被粉碎之前，周总理逝世的前后。 当时母亲虽然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但是军宣队还在，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平日里工作很忙，又经常出差，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写作。偶尔写一点她也从来不收拾，草稿撒落在桌子上哪里都是，而且经常随便拾片纸就写，还特别爱用那种没有格子的最便宜的宣纸。可是，有一段我却发现她写东西有点不同往常。每逢吃饭，出门，她都要把刚写完的稿子放在书桌旁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伸手去抓那稿子，被她一把推开。问她写什么她也不说。记不得过了多久，我知道了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思痛录》第一篇的《抢救失足者》。 粉碎“四人帮”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18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60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了却绝不可能发表。到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她还对我说：“等到真能发表的时候再拿出去。”这话她千叮咛万嘱咐了好多遍，直到我赌咒发誓才作罢。我于是明白，这稿子比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所有的工作都更加要紧。 1986年初，已经68岁的母亲离开工作岗位，开始了她的离休生活。每天忙忙碌碌的她突然一下子闲下来。似乎有些接受不了自己已退出社会主流生活的事实，整天还在盘算要到哪里出差，要做些什么事情。4月间的一天上午，当她在作协召开的一次文学作品评论会上发言，手伸向茶杯正要举起喝口水的当口，茶杯突然哗啦一声砸到桌上，她两眼一闭，人事不省了。等我赶到协和医院，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她已经被送入病房紧急抢救，仍然未醒过来，大夫诊断是脑溢血。她的出血部位是在左脑，ＣＴ片子上核桃大小的出血痕迹赫然可见。大夫后来告诉我，这个部位出血，况且又有这么大面积，一般情况下必死无疑，她能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而她居然恢复到能走路、说话，甚至还能写作，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医学上无法解释。如果要解释，只能说她是作家，终日用脑，所以大脑功能被破坏后的恢复和一般人不同。 当夜我一直守在她身旁，夜里12点多钟，在药物的帮助下，她那顽强的生命终于苏醒过来了。她微微动了动眼皮，一定是听见了我在她耳边拼命地叫喊，她努力撑开眼睛，认出了我，艰难地翕动着嘴唇。我竭力分辨那模糊的发音，她是在说：“我完了，我不行了。”我一下子哭出来：“妈妈，你总算活过来了。” 3天后，当她完全清醒了，就立即开始了那顽强的自我训练。每日记着数，刻板地练习抬手、抬脚、握拳。为了能再继续持笔写作，她让我买来小学生用的格子本，说“我要从一年级上起”。她僵直的手指完全握不住笔，第一天练习可谓一笔上天、一笔入地。不过练习极为见效，那四个被她在封面上填上一至四年级的练习本，是她恢复书写能力的见证。第一页上满是歪歪曲曲的笔道，以后就像一两岁小孩画画，再以后就勉强可以辨认字形，最后的几页甚至可以看出一点昔日的笔体了。那本子上写满了唐诗宋词，而且居然一首都不重复。一个月后，她开始下地练习走路。三个月后，我们选择了北京郊区新开的一间民营康复医院，把她搬了过去。入院的第一天，她就把所有的功能训练器械统统尝试了一遍。拄着拐杖在楼道内咚咚地急迫地走着，那情势好像她的心跟着拐杖把步子先于自己的脚迈出去了似的。她在这里一直住到冬天，直到因取暖设备差不宜再住才离开。后来，她写出反映她在康复院生活的散文——《病室众生相》。当我读到这篇散文时，真的大吃一惊，惊异劫后余生的母亲居然如此迅速地恢复了脑力。
母亲的遗嘱 1986年深秋的一天，母亲从康复院回来（她在康复院时每逢假日我们都接她回家），坐在书桌旁对我说：“我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我要立遗嘱，你拿纸笔来给我记录。”她那时的身体状况比刚进康复院时差一些，又犯过一次病，使她几乎失去了恢复的信心。当时我知道她心里很难受，不愿这样委屈地活着，就与她乱开玩笑，怎么也不肯照她说的做。直到被她厉声呵斥才不得不拿出两片纸，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打岔：“你就会杞人忧天，你命还长着哩。”我龙飞凤舞地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除了遵她之嘱给她念过一遍外，根本未交给她，自然更想不到要她签字。可是，人的一切有时的确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的。我怎能料到，我这玩笑似地记录下来的她的话，居然真的变成了她的遗嘱。她现在已经瘫痪到连舌头的肌肉都僵直了，再也不能言语了，耳朵全聋了，身体也完全不能动了，只靠鼻饲维持着生命，但是眼睛依然清亮。每次见她，我只能从她悲哀的眼神里感到她的大脑还活着。她还在思想。 关于《思痛录》，遗嘱是这样记录的：“我的回忆录只差最后两章，我本来希望无论如何把最后两章完成，现在不行了。有一章在抽屉里未发。《山西文学》和《当代》（发的）散在外面，《新文学史料》有一章即登，纪念李兴华的插在中间，按时间排序，共十四章。还有两章纪念周扬，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住手写不出了。在黑柜子里有两小口袋，一个手稿，一个抄稿，最后的几章未装在口袋里。” 从母亲立遗嘱那天起，原来由她自己承担的《思痛录》以及小说集、散文集的编辑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小说集和散文集收集完作品后，很快转到了出版社编辑手里，只有《思痛录》不可能给任何人编辑。我开始一遍遍地翻原稿，找出她未发表的文章，按时间排序并与她蹉商每一章的题目以及给全书命名。关于全书，她起过几个名字，我以为《思痛录》最好，最简洁，最能引起后代人痛彻的共鸣。所以在1997年当林文山同志托我告诉重病在床的母亲出版社希望改换书名时，我当即申明她不会同意。果然，母亲不但不同意，而且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我当时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母亲说的那两个小口袋，里面放着《思痛录》中最珍贵的前8章，从《抢救失足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这就是母亲从1976年开始写起，大约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视为宝贝的8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整天未归家的疯弟弟杨都都写的。当母亲病好了恢复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内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起弟弟。在遗嘱中“我身后的事”整个讲的是他。为了弟弟，母亲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迄今一想起来就令我既心酸又敬畏——我自知如果我是她，肯定做不到这些。她曾为了给弟弟补习初中课程——因为他只上到小学5年级“文革”就爆发了，之后得了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学了，居然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天都跑到外交部街的小图书馆和东城区图书馆翻书、借书、备课，回来后再讲给弟弟听。就这样母亲居然把历史、地理、数学、语文几门初中课程都给我这个傻弟弟补完了。而这一切，还都是在她离休前那繁忙的工作期间完成的，这需要多么博大的母爱和多么顽强的毅力啊。当弟弟抄稿时，我曾问过母亲，“这些稿子不能传出去，他要说出去怎么办？”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不会，他的脑子没有好使到那个程度。”的确，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自我上大学后，母亲已经完全视我为朋友，除个别篇章外，所有作品全向我开放，甚至在发表前专门听取我的意见。我戏谑地说：“我既是你的第一读者，又是你的业余编辑，你得给我发津贴呀！”《思痛录》现在出版的本子，除出版社认为非做不可的篇目删节和字句改动之外，保持了原样。 1982年夏天我刚大学毕业，我和母亲与留学美国的唐先生交往。母亲后来帮助他解决了被人冤屈的事。这位唐先生告诉母亲和我，他在美国曾遇到很多位华裔美国教授。不少人是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一位教授告诉他，他们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在学校拔尖的全都投奔了共产党。唐先生走后，母亲和我谈了很久。她谈到她的父亲——我那曾经第一批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革命的外祖父。他坚持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母亲赴美深造。这机会被母亲弃之如敝屣，她义无反顾奔向了延安。谈到我父亲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就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而且已经列了研究计划，写出了若干篇章，但为了跟随共产党抗日救国，他“已悔名山不朽业，志坚意决报邦家”；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彬、纪毓秀，还有“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衣女县长。最后母亲竟唱起了当年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与唐先生的谈话及母亲的感慨后来被添入了《抢救失足者》一章。 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青年时代的梦想，谁都希望成就一番事业，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比起我的父母——这些后来经历了无数内心痛苦的幸存者，早年怀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学才是真正幸福和幸运的。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 （摘自《书摘》2000年第11期，原载《老照片》第1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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