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章士钊——无愧无悔
章含之 父亲章士钊解放后24年的生活基本上是平静的。他在晚年终于有了一个读书、著书的宁静环境。除了开会，他手不离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收听广播学俄语，短短两年的时间，他已可阅读俄文书籍。他在75岁之后，开始撰写《柳文指要》，历时10载，完成百万字。自50年代末，他又受命于毛主席、周总理，赴香港建立与台湾的对话渠道，每隔一年，赴港会晤台湾故旧或他们的代表，进行祖国统一的非常实质性的探索。 当然，父亲的安宁是与他受到毛泽东的保护分不开的。否则，以他一生直言不讳的性格是难以躲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1957年，整风运动时，在政协的会议上父亲发言说：“物必自腐而虫生”。他说共产党是领导国家的核心力量，如果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那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他希望共产党严于自律，保持廉洁。未料，不久政协开始“反右”，父亲的言论被作为右派言论，重点批判。父亲被逼写检讨。但当政协整理的右派材料报到中央后，毛主席亲自把父亲的名字划去了，并说“章士钊是共产党的朋友。”1966年8月，“新北大红卫兵”抄了我们家，斗争了父亲。第二天，毛主席收到父亲去信，立即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周总理当天即对父亲采取了保护措施。1967年3月，当打倒刘少奇同志已成定局时，父亲仍坚持上书毛主席，劝他与刘少奇团结，不要打倒他，国家需要安定，切不可乱。这封信使我十分为父亲担心，生怕激怒毛主席。但毛主席却回函说：“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父亲的《柳文指要》得以在1971年出版是一件不寻常的罕事。当时，中国大地被疯狂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所席卷，一切文化都被埋葬。偏偏在这个时候，《柳文指要》这部绝非马列主义的作品抵制住康生的压力问世了，这几乎是个奇迹。而在当时只有毛泽东的支持才能使这个奇迹成为现实。 早在父亲开始写作《柳文》时，毛泽东就主动提出要替父亲审稿。他真的一丝不苟地这样做了。1965年8月，在他读完《柳文》全部手稿之后，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毛主席说：“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家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现在看来，《柳文》的出版一开始就遭到了康生的抵制。因为此后，毛主席把《柳文》送给了康生阅读。1966年1月，毛主席把康生给他的回信转给父亲。可见此前信中所说的“友人”是康生。当时由于毛主席的表态，康生也不得不对《柳文》有所肯定。但康生在信中着重说：“当然，正如主席信中所说，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但这些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是可以理解的。” 本来，在毛主席亲自审定之后，《柳文》的出版应当是没有困难了。但数月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始，文化出版界一片混乱，中华书局也就不可能正常运作出版了。父亲十分伤心，他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在年近90岁时希望见到他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问世，最后却不得不停顿下来。 然而，父亲是个锲而不舍的人。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父亲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主席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专断地提出要父亲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他一反1965年12月给毛主席信中的动听言语，杀气腾腾地对老父亲的心爱作品举起大棒。父亲得知康生意见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主席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从父亲的手稿中可见父亲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既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3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96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奇迹是这时出现的。父亲这封讥讽挖苦康生、发泄了很大不满的信不仅没有招来杀身之祸，反而促使毛主席下指示由中华书局立即排印《柳文指要》。1971年，《柳文》终于出版了。现在出版的《全集》收入全部《柳文》成为它的第二版。 《柳文》的出版是父亲一生学术研究的完美终结。此时，他已90岁高龄，可以无愧无悔地度过人生最后的岁月了。常常有外国朋友问我“你父亲是做什么的?”我的确难以回答。父亲的一生如此丰富斑斓，他是早期的革命者；他是寻找中国富强之路的爱国者、先驱者；他是政治家、学问家、书法家；他是驰名的大律师……然而，我想，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一生为人正直的人，刚正不阿，对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正之风，毫不容忍；他从不谋求私利，他一生中经手过不少钱财，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我们家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他唯一留下的一笔金钱是《柳文》出版后，周总理指示送他的一万元人民币。也许更值得我记住的是，父亲到了晚年，他的修养已是炉火纯青，尽管一直遭受误解，却从不为自己辩解，忍辱负重，相信历史。如今父亲已经长逝久去，他的种种品德却超越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的眼前日益显出它们的亮点。今天在他的全集出版之日，抚今追昔，我只想对着父亲的遗像说一声：“爹爹啊，你在天之灵安息吧?历史不会忘记你?” 摘自3月23日《文汇报》，原载文汇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章士钊全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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