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门女将
项小米
彭钢的确切职务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中纪委常委；军纪委副书记。军衔少将。
对彭钢的印象有一个“S”形的过程。早就听说总政纪检部有位女部长。想想看，纪检，本身就是个硬度极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它与党性、原则、铁面无私、大义灭亲这些没有温度的字眼儿连在一块，这工作理所当然应该是男性的。女部长？不好想象。在按响彭钢家的门铃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进行一次谨慎谈话的准备。及至面对面交谈开来，立刻发现她与我接触过的许许多多这个年龄的女同志没什么两样。热情、随和、直爽、反应灵敏并且记忆力极强。因为是在家，她穿了一件中长丝质大楼，款式和花色与她的肤色年龄十分相配，这更增添了一份融洽自然，使人乐于和她接近。这是一个和一般女人没什么两样的女人。我想，在历来是男性独霸天下的政治部，纪检部长为什么独独选中了她呢？
一个一个部门地走过去，在与所有和她共过事的人们逐一地谈过之后，我发觉我又一次错了。一个真实的、真正的彭钢逐渐出现在我面前。她身上有着许多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出许多词来形容她，但所有的词都不如这一个词准确。
这个词就是——钢。
往事：关于钢
彭钢这个名字是她自己为自己取的。
彭钢原本不叫彭钢。从她出生到20岁之前她使用的是一个典型女性化的名字，玉兰。玉兰作为一个农村女孩子的称谓是十分合理的。可玉兰十二岁上到了北京，在北京，玉兰这个名字就不那么适宜了。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所有年轻人一样，玉兰为建设祖国的革命浪潮所鼓舞，把一个20岁姑娘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大炼钢铁的熔炉中去。她忘了吃，忘了睡，头发乱蓬蓬的，每天战斗在炼钢工地上。小炼钢炉是泥铺的底，为了把它踩平，人们使用最原始的办法，脱了鞋赤着脚踩。结果，玉兰的脚感染了。有一次为了炼钢她几天几夜没睡觉，直到伯伯的公务员小何叔叔跑来把她找回家。那一觉香啊，居然足足睡了24个小时！
玉兰至今还记得她当时写的一篇作文，描写自己在去炼钢的路上的细腻感受，“风呼呼地刮着，柳条贴在大地上，像是在和大地接吻一样”。这篇作文，老师把它当成范文张贴出来，并作了讲评，认为它的手法是拟人化的。
玉兰喜欢作文，喜欢文学，她喜欢她那个时代所能读到的一切文学作品：《青年近卫军》、《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当然，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果不是有更诱人的理想，玉兰也许会成为一个作家。
这个更诱人的理想，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所共同编织的：炼钢。科技救国。工业兴国。国家需要钢，需要科学，需要工业。比起这些，作文和文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1959年，玉兰报考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自动控制系，报考大学时，她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彭钢。
大伯问她：“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彭钢说：“我就是要改。玉兰这个名字不好。”
大伯想了想说：“也是。你这个性格不合适叫玉兰。
就这样，玉兰成了彭钢。
改名的初衷，是由于国家需要钢？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一样坚强的意志和性格的启示？也许我们还应注意另一个事实，斯大林的名字？但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在她今后人生的三十年里，她的顽强坚韧刚直不阿……所有这些秉性无不与钢紧紧联系在一起。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研究姓名学的人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可以预示他的一生。不知这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但在彭钢身上却确实印证了这一点。
从最近距离看一下女部长……
1995年4月7日，彭钢带领总政纪检部和有关业务部门一行六人，前往南方我军某大单位。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落实纪检会议精神，检查军队高级干部超标准用车问题。
从去年到今年，中央和军委有关高干用车的规定陆续出台。中央规定：四种进口豪华车高级干部不能坐，分别是奔驰、林肯、卡迪拉克和公爵王。三总部进而规定：正军职干部乘坐的轿车排气量要求在3．0以下，副军职乘坐的轿车排气量要求在2．5以下。于是人们注意到了，目前飞驰在大街上的高级干部的坐骑基本上换成了国产奥迪。
这两项规定在军内究竟落实得怎样？
各大单位的统计表迅速报上来了。总参装备部、总政纪检部各一份。彭钢与总参装备部经过协商，达成了共识：报表是否真实？统计的数字是否可靠？必须经过检查。据有人反映，某集团军军长坐的还是公爵王，某位大区领导还未换车（顺便说一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为了尊重当事人，这里不得不将他们的真实姓名隐去而代之以符号。文中将多次出现某某单位某某人以及A老头B老太太之类的用法，请读者原谅）。主管业务部门必须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向军委打报告才会是真实可靠，实实在在的。他们决定到下面去实地看一看。他们分析，某大单位进口车辆最多，如果这个单位落实了，估计其他军区出入就不会太大。
先解剖这只麻雀。
经查，这个单位确实清理出了110台超标车辆，封存25台。这些清理出的车辆有的做接待用车，有的交企业使用，还有些给退下来的老干部替换旧车。但也还有例外。
某单位两位领导仍在使用公爵王。他们坐的车虽然排气量3．0，并未超标，彭钢耐心向他们解释：排气量虽没有超标，但公爵王却是中央明令禁止乘坐的四种车中的一种，作为领导干部，应当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规定。并提出如本部解决车辆有困难，可向上级提出调换。在彭钢的反复阐释和耐心说服下，工作组临离开前，公爵王终于换了下来。
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彭钢又带工作组上了西北。这次是奔兰州军区后勤部去的。
兰州军区后勤机关自1986年以来，先后有9名二级部正副部长，19名团以下干部因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违法乱纪行为受到党纪国法惩处，其中一名被判处死刑。这些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在军内外造成极大影响，严重败坏了领导机关形象，损害了军队声誉，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兰州军区油料案”已于1993年结案，当事人也已分别受到党纪国法惩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
老班子不存在了，新班子投入运转。所有问题真的随老班子的解体烟消云散了吗？部门还是这些部门，工作还是这些工作，干部手中的权力如此之大，动不动就可以批几十万上百万，如果不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不重视新班子的自身建设，谁能保证不出新的“油料案”？要知道，老班子里也曾经净是部队里优中选优拔出来的精英啊。
彭钢借前去庆祝中纪委监察部为兰州军区纪检部记二等功的机会，帮助兰州军区后勤部党委总结“油料案”事件的教训，以期防微杜渐，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开始，有些干部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们说：“过去的事都过去了，1993年以后的班子就很好了。”彭钢说：“我这次来不是追究某个单位或某个人的责任的，而是来总结教训的。1986年以来，一年出一个部长的问题，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仅仅是这些干部个人的问题吗？比如某某，拿公家钱做交易，在珠海盖房子搞女人，群众明明有反映，为什么无人过问？如果不系统地总结组织建设上的教训，谁能保证不再出问题？”“总结教训，得自己总结，如果由我来总结，等于我吃饱了，你们照样肚子饿。总结教训，不能出一次问题总结一次，要从根本上找原因。好比一个人得了胃病，要搞清楚究竟是胃炎还是瘤子。要是胃炎，吃点药就行了，可要是瘤子，那就得开刀。找不准病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非出大事不可。”彭钢形象而生动的讲话，具有极强说服力。
在短短十天里，彭钢和纪检部的同志们一道，分别找后勤在位的5位党委13位二级部长及处长一一谈话，召开两次常委会，并在后五天时间里帮助后勤整出了一份题为《变教训为财富，变压力为动力，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的材料。材料总结了四条教训：必须把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防止思想上滑坡与蜕变；必须加强党组织对领导干部的管理，防止行为上失控越轨；必须认真坚持对领导干部选拔使用的标准和原则，防止用人上的失误和不公；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变质……
同去的一位副局长感慨地说：“在兰州军区，我们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累归累，但有一条，跟彭部长一起整材料，好干。她的思路非常清楚，大观点要说明什么，下面谈几个什么小问题，一清二楚，我们不过整理一下。”听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彭钢小时候那篇被老师当作范文的大炼钢铁的作文。
兰州军区后勤部的这份文件，得到总政领导好评，成为今年五月份“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的会议参阅件。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彭钢两率工作组，先后跑了武汉、广州、南宁、湛江、海口、三亚、惠州、兰州……。仅四、五两个月里，彭钢下部队出差就达三十多天。而像这样地跑，在彭钢是家常便饭。好几个干部对我说：“跟彭部长出差，回来后感觉累极了。”从这里，大致可以看出彭钢的工作节奏。
我们的最初印象：女部长是相当称职的。
往事：一块肉
玉兰在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那是1940年。
听母亲无数次地讲过，阴历九月初四的一个黎明，天蒙蒙亮的时候，共产党员彭荣华的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当时在家的有彭荣华、彭荣华的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儿女。一阵猛烈的枪击之后，彭荣华被当场打死。
彭荣华的二哥、玉兰的二伯父、同是共产党员的彭金华随即被捕。在敌人手中，彭金华受尽非人折磨，宁折不弯，最后英勇就义。一起被枪杀的有一批共产党员。彭金华死在阴历九月，湘江大地的溽热还未退去，十天之后，当他的妻子前去认尸时，尸体已经腐烂得辨认不清了。彭妻强抑悲痛，凭着一条被血泡透的裤带，认出了自己的丈夫。
彭家两兄弟被合葬在一起。乌石乡浸满血泪的土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接连收回了她的两个儿子。
没有了男人的家，立时垮了下来。母亲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日子的艰难可以想见。为了活下去，还是孩子的大姐14岁就嫁了人。大姐在婆家经常挨打，有时被打得不成样子，常常偷跑回娘家来哭。大哥起超12岁便离家出外做了学徒。不久，不到10岁的二哥康治也外出去做了学徒，因为受不了虐待又逃回来。玉兰记得二哥跑回来的那天晚上，吓得面无人色，说是后面有鬼。
那是个极其恐怖的年代。
母亲预感国民党不会轻易放过彭家的后代，亲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不敢让孩子们在家睡觉，每晚都打发孩子们到外面找地方过夜。玉兰有时在一位姓胡的婆婆家过夜。母亲生怕女儿年幼不懂事，拉着她的手再三叮嘱：“记住，一旦有人抓住你，你就说姓胡。千万不能说姓彭，说出姓彭是要被杀头的！”玉兰为了不给胡家添麻烦，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和二姐一齐跑到山上坟堆边过夜。山风呼呼，野狼嚎叫，玉兰和姐姐紧搂在一起，蜷缩着动也不敢动，睁大眼睛一直到天明。母亲本是个坚强的人，生活的巨大变故更使她变得近乎冷漠。她很少流露自己的感情，甚至不轻易流露对孩子的爱。不是她没有舐犊之情。感情对于这样的家庭无疑是奢侈品。母亲十分清楚，对于她来说第一重要的不是使孩子们感受到疼爱，而是他们怎么活。她对孩子们要求极其严格，小小年纪就让他们出去砍柴、割草、扯野菜。
有一天，五岁的玉兰和二伯母一道去扯野菜，被一条恶狗咬在腿上，险些咬到骨头，血流不止。回到家，母亲见状镇静地去找来邻居，让些许懂得点土单验方的邻居去扯来一些草药，嚼烂了敷在伤腿上。母亲没有掉一滴眼泪。母亲知道，哭没有用。
可是有一次，母亲哭了。这是玉兰童年里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彭家附近有一座石灰窑，窑里有几个做工的穷哥们儿，由于同情彭家的遭遇，常常接济一下他们孤儿寡母。一年夏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彭家已经过了许久煮苋菜当饭吃的日子了，正巧这天是端午，穷哥们儿们不知怎么走得那么快，肉还没有动，父亲一个远房亲戚找上门来，说母亲欠了他的钱，要以肉抵债。母亲当时坐在水缸边，玉兰和哥哥坐在门坎上，从不落泪的母亲，一时伤心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掉泪。看到母亲伤心成这个样子，玉兰和哥哥大声说：“妈，让他拿走1我们不吃！”这就是钢。童年的玉兰这时当然完全没有意识到，钢的秉性——在烈火里烧，在冷水里淬，铮铮傲骨，宁折不弯——已经通过这个刚强家族的遗传基因，不可更改地深植在她的生命中了。这种秉性将伴她一生。
肉就这样被拿走了。那天的情景像火烫一样，烙在玉兰的记忆深处。母亲的眼泪。那水缸。那门坎。
还是往事：从永福堂到吴家花园
1950年，玉兰作为烈士遗孤，被组织接到北京，进华北小学上学
。那时的玉兰，已经分别在家乡和武汉上了一年小学。这点说起来仍要感激父母亲。
父亲是个宽厚善良的人，在他生前常对母亲讲：“女孩子出嫁以后是要吃苦的，所以在娘家时要好好地待她们。”尽管家穷，但在家的女孩子从未感到过委屈，有时二姐和大哥吵嘴呕气了，父亲总是向着二姐。玉兰稍大一点，母亲就送玉兰和三哥一起去上学，而二哥康治却终因家穷不得不去做工，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在重男轻女、封建意识极其浓厚的中国农村，实在是很难得的。
也许是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因而格外懂得珍惜，也许是天生聪慧，玉兰书读得特别好。1950年进京到1953年，只用了三年时间，玉兰就连跳几级读完了小学，考人当时北京牌子最硬的中学——师大女附中。这时，她和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大伯彭德怀夫妇住到了一起——中南海永福堂。
彭总对于自己最小弟弟的这个最小的女儿，的确有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偏爱。早在家乡的时候，彭总就格外疼爱他的小弟弟。彭荣华两三岁上母亲就去世了，等于是彭总带大的。夜里哥俩同睡一床，常常彭荣华尿湿了床，就说：“哥，我这个地方不行了，换一下吧？”
彭总曾对彭钢说，你爸爸对自己的生日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在生日那天可以吃到一个鸡蛋，所以每到他的生日我就得想方设法弄一个蛋，要不那几天就一定会被他缠得过不去。
彭总自己没有子女，对同胞手足的遗孤怎能不格外垂怜？由于永福堂面积不大，除去彭总夫妇、玉兰的卧房和会客室之外，其他房间不是警卫员秘书们使用，就是作为彭总的会议室。因此玉兰的哥哥姐姐们都没能和彭总生活在一起，唯有玉兰。从那时起，玉兰与彭总朝夕为伴，除去玉兰上大学，彭总下三线，玉兰成为彭总终生未离其左右的唯一亲人，直到彭总离开这个世界。
玉兰平时的功课从不必彭总过问，但她的作文彭总是每篇必看的，看完还要给她分析讲解。彭总讲起古文来记忆极好，玉兰总是暗自惊诧伯父怎么会记得那么多那么准，并且抱怨自己背外语单词老记不住。彭总告诉她：“你不能这么背，你要背一会儿就去干点别的事，过一会儿想想都记住了哪些，把记住的淘汰掉，再背那些没记住的，背背停停，停停背背，很快就都背下来了。”这实际上是在教给她一种学习方法。彭总还回忆了自己在湖南讲武堂学习的日子，说同学中数黄公略聪明，平时他总是玩，临到考试突击复习，三两天不睡觉，考得还特别好。
六年中学生活转瞬即逝，1959年，玉兰考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这时她已改名彭钢。
她是以优异成绩被西军电录取的，而且考上的是第一志愿，又是当兵，当女兵。20岁的彭钢回到湖南老家去看望母亲，母亲也像她一样地高兴。考上大学，在旧社会那就是中了举了，孩子的前途、事业、幸福就全有了，母亲吃苦受累负重忍辱，不就是为孩子有这一天吗？彭钢说，那会儿村里人觉得她快活得简直像疯了一样，一会儿跑到田里去车水，一会儿又跳到池塘里游泳，想到伯父爱吃家乡的南瓜，临走，还从家里抱回一个金红色的大南瓜。
这时，伯父正远在江西，参加后来在我党历史上留下惨痛记忆的庐山会议，此刻，他正蒙受着一生中最大的冤屈和羞辱。这一切，彭钢当然不会知道。
彭总从庐山返京，去西苑机场接彭总夫妇的彭钢，在机场就敏感地察觉到彭总神态不对，回家的路上，车内的空气也很沉闷。彭总只是淡淡地问了几句，考上了没有？考上了。见到妈妈了？见到了。妈妈怎么样？挺好。就再没话了。这不是平日的大伯，不是。彭钢明白，出事了。回到家，伯母哭了。伯母告诉彭钢：“你伯伯犯错误了。”
彭钢呆住了。
伯父吼道：“你跟孩子讲干嘛？孩子懂什么？让孩子跟着受罪！”就像一只在江流里游得正畅的小船突然遇到狂风巨浪，彭钢一时确实承受不了。倔强的她哭了，哭了许久许久。她为伯父感到不公。她太了解她的伯父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浴血抗日，从保卫延安到进军西北，更不要提硝烟尚未散尽的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了，伯父一生经历过多少恶战，谁人能够数清？在军队和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伯父挺身而出。她决不相信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一生无私磊落的伯父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不要说相信，就连想象都无法想象。
毕竟，她还太年轻。
伯母来告诉她，不要再上军校了，免得遭人歧视。彭钢真去找了招生委员会。要求改校，不能说明改校的理由。招生委的人说，学校既然已经定了，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能改了。这种毫不通融的作风委实救了彭钢，她到底还是穿上了军装。
1959年8月24日，是彭钢离家去西安之前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彭钢正在收拾东西，彭总轻轻进来，关切地问她是否收拾好了。彭总拿来一个小皮箱，对彭钢说：“这是我出国时用的，以后我也用不着了，你的东西不多，就拿它去装些衣服吧。”皮箱是黄色的，很漂亮。彭钢接过小皮箱。要是在平时，能得到这样贵重的一件礼物，彭钢不知会多高兴呢！可此时此刻，加上彭总这番话，彭钢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彭钢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仍能感受到在她心中深埋的某种东西，这使得她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异样。这只小皮箱，她珍藏至今。
那天晚饭吃的是南瓜饭，用彭钢从湖南抱回的大南瓜做的，南瓜饭香喷喷的，可是吃在嘴里，却再没有了往日南瓜饭的香甜。
五年的大学生活，彭钢是在沉默中度过的。1959年9月底，彭德怀被撤消国防部长的消息一公布，在教师同学中很快传开了。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师生为了表明自己立场的坚定，对彭钢表现出壁垒分明的界限；也有好心的同学，内心虽同情彭钢，却不敢表现出任何热情。自尊心极强的彭钢，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是沉默。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主动提出搬出中南海，住到了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每年的寒暑假，彭钢都要从西安回北京吴家花园看望大伯。
吴家花园里异常冷清。国防部长以往的朋友不来往了，昔日的同志今天反目为仇。这样的例子“文革”中我们见到的太多太多。不要说同志和朋友，就是妻子、丈夫、亲生儿女在一夜之间划清界限的又何其多也。按说，彭钢非彭总亲生，作为侄女，在这种时候离他而去并非说不过去，于自己、自己的将来和自己的亲属都有好处。可这不是彭钢。彭钢从和大伯住在一起的那天开始，就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位可亲可敬的大伯紧紧连在一起了，无论是他显赫还是落魄，直到“文革”被斗，直到大伯被迫害致死在301医院，他身边的亲人，始终都站着彭钢。
每次放假回家见到大伯，她都像过去一样，向大伯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讲讲学校里和社会上有些什么新鲜“愉快”的事，但对自己在学校受到的冷遇和歧视却只字不提。她怕大伯伤心。这一天还是来了。大学毕业的同时，彭钢被迫脱下军装。脱下军装的那一刻，彭钢简直万念俱灰。她的父亲、二伯为了人民的事业流尽鲜血，她的大伯为革命戎马战斗一生，而她，彭钢，性格像钢与火一样坚硬和热烈的女孩子，她的职业只能是军人，最适合她的服装，只能是军装。可是……
伯父黯然神伤，对她说，算了，人家不信任，还是回家吧。命运就是这样在短短几年里和她开了如此大一个玩笑。她学的是国内当时最尖端的计算机，现在只能满身汗渍地和工人一起修理解放牌卡车；她曾是那样地渴望军装并且已经穿上了它，现在却又被迫把它换成挂满油花的工装，一起一伏，全在转瞬之间。当然，命运会继续按照它的路线走，再过十年，它会让她重新穿上军装，再过一个十年，它会把缀着金星肩章的将军服交到她手上，就在她每天往来于吴家花园和右安门那条路往北一点的黄寺礼堂里。这些，1965年的彭钢当然想象不到。要强的彭钢，当时唯一的念头是：不论做什么，我都该成为最好的。
吴家花园距离彭钢上班的右安门，几乎横贯北京北郊，乘公共汽车上班，在路上几乎要花去两个小时时间。即便这样，彭钢仍要求自己每天比别人早到，打水扫地擦桌子，等到别人八点来到办公室，这些活早被她干完了。干部工人们在心、中暗暗赞叹：这个新来的转业干部、大学生楞没一点臭架子，好！人们哪里知道，为了做到这一点，彭钢每天必须在凌晨五点多钟就起床。
在这段时间里，伯父给予了彭钢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一段正是彭钢刚刚走上社会的人生之初，工作最紧张的时期，同时也是彭总在吴家花园“闲居”的时期，彭总便自觉地做起了侄女的后勤。每天清晨，彭钢起得早，彭总比彭钢起得更早，替彭钢弄好早点，通常是打蛋花冲奶粉，再用肉肠或是果酱夹上两片面包，待侄女狼吞虎咽吃完，便陪送彭钢去公共汽车站赶车，自己权当散步。晚上下班时，伯父常常已经站在车站等着接彭钢了。夏天，彭钢喜欢游泳，在外面游完泳回到家要冲一下澡，而吴家花园没有热水，为了节省能源，彭总总是在太阳最毒的中午和下午，接上几脸盆水放到烈日底下曝晒，等彭钢回来，正好能冲个不热不凉的澡。即使是亲生父母对子女，也不可能比这更周到了。
彭总不仅对自己的侄女如此，连对侄女的朋友也充满了长辈的慈爱。有时彭钢把朋友带回家来，临走彭总会送给人家一些自己生产的蔬菜。彭总自己开了好大一块菜地，种了冬瓜、南瓜、茄子、西红柿、辣椒……他把平时的粪尿积攒下来，沤成肥浇在菜地里。由于精心侍弄，他的菜长得特别好。
庐山会议被批判之后，彭总曾向毛泽东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像他磊落坦诚的一生一样，既这样说了，就一定这样去做，他曾对身边的人说：“既然自己不能再为党和人民做工作，就不要再给人民增添负担了。”这片菜地，就是彭总尽最大可能对自己诺言的一个实现。
吴家花园的日子是单调的、压抑的，同时又是充实的、盛满温馨的。这是彭钢与伯父相濡以沫共同生活的最后一段日子，也是留在她生命中一段最难忘的岁月。伯父高尚的品格，不可战胜的钢铁意志，对革命的赤诚和对人民火一样的爱，点点滴滴为彭钢所见，这一切，成为一股巨大的人格与道德的精神养份，注入彭钢心田。
1965年6月，彭钢与袁士杰——北京工业学院的一位普通教师在北京结婚。11月，彭德怀离开北京去西南“三线”。彭钢搬出吴家花园，和袁士杰住到北京东郊。
去“三线”给彭家带来的欣喜是短暂的。很快，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出笼，随即全国各大报纷纷转载，人们在迷惑，在猜测，这是否预示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人们的猜测很快就被证实了。“海瑞罢官”，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一个政治信号。一场大动乱开始了。
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在那个没有真理没有法制的年代，连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都维护不住。他像一条破麻袋一样任由狂热的人们拖来拖去，想怎么斗就怎么斗，头发被揪掉了，牙齿被打掉了，骨头被踢断了，但他不讲一句丧失原则、辱没人格的话，“士可杀、不可辱”、宁折不弯的大将气概一刻也没离开过他。
彭钢和伯父之间，如同一只飘落风筝的线一样，被扯断了。知道伯父人就在北京，却咫尺天涯，不能相见。从小报上、大街小巷的传闻中，伯父受难的消息不断传来，彭钢兄妹心如刀绞，到处打听消息，最后只得到允许，可以到卫戍区给伯父送些必需的生活用品。1973年，彭德怀被确诊患了癌症，直到这时，彭钢兄妹才被获准可以到名为治疗、实为关押伯父的医院探视彭德怀。在一间密不透风、连窗户都被木板钉死报纸糊严的“病房”里，他们见到了伯父。昔日那个即使是被打昏在地也仍虎死雄风在的伯父，已经枯瘦得如同一把干柴。
不久，这位身经百战奇迹般毫发未损、却毁在自己人手里的老兵，这位共和国元帅榜上排行第二的“布衣元帅”，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那一天，是1974年11月29日。
元帅临终前曾对彭钢说：“多么希望死后能和我的两个弟弟、你们的父亲葬在一起。但我没有这个资格。我被打成反革命，而他们是烈士。”痛哉斯言！
又是三年。彭钢在沉默中又走了三年。
她被彻底放到车间劳动，搬活塞，打油眼，8斤重的活塞从机床搬上搬下，一天活干下来，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她从中学第一次开始写入党申请到这时，已经申请了二十多年，但就是得不到发展，有人甚至说：“彭钢就是表现再好，也不能入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这是久历严冬之后春天的到来；对于彭钢，则是新生命的开始。
1978年12月24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为已故四年的彭德怀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亲致悼词，成千上万的人们含着热泪，向着彭总骨灰鞠躬告别，献上鲜花。彭钢作为遗属，站在伯父灵前，心中百感交集。她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可是伯父，他还能知道这一切吗？
彭钢重新穿上军装，重新踏进军营大门。1980年，她被调到总后指挥管理自动化研究室，在毕业十五年之后，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专业。这时，她已年过不惑。
耽搁过去的时光太多了！彭钢工作起来有一种拼命的精神，不是在干，简直是在抢。研究室请来日本专家安装计算机，彭钢日夜泡在研究室里和日本专家一齐安装、调试，同时向日本专家学习那些在她毕业后十五年大大向前发展了的计算机新知识。往往是白天和专家一齐工作，晚上留在机房里将白天学到的东西进行一番反刍消化。半夜实在困了，就和衣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对付一夜，第二天照样接着干。由于她工作表现突出，成绩显著，不久，就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
1983年底，彭钢被借调到总后整党办公室工作。整党办主任是当时的总后副政委陈ying。陈副政委在与彭钢的工作接触中，发现彭钢不仅工作热情高，能吃苦，肯动脑子，更重要的是她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讲真话，是做干部工作的合适人选。因此，陈副政委向总后党委提出了推荐彭钢任总后干部部副部长的建议。他有三条理由：一是彭钢为人正直，思想作风好，公道正派，不搞邪门歪道，办事让组织放心；二是彭钢“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在总后，没有介入总后的派性斗争，比较超脱；三是彭钢是科技干部，科技干部在总后占相当大比重，干部部长懂科技便于做工作。
总后党委对陈副政委的建议进行了认真考察和研究。1985年1月，彭钢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干部部副部长。同年5月，被任命为干部部长。
受命于困难之际。每个侧面都是她，又不都是全部的她
彭钢出任总后干部部长，正赶上全军干部工作最艰难的时期。1985、1986年，“文革”刚过，百废待兴，干部问题上遗留问题很多。1985年，全军裁军100万，那么多的编余干部怎么安排？同时还要改革开放，大胆提拔干部起用新人，改变干部队伍结构。
太难了！净是难啃的骨头。
“和彭部长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正是总后干部工作最紧张的一段——裁军、授勋、授衔、改文职，那一段有三个多月我们都没怎么睡觉，没过过星期天。档案报表堆得像山一样。哪一级以上报总政，哪一级报总后，哪一级干部部批，哪些授勋，哪些授衔，哪些改文职，每个干部由原来的职级往军衔和文职级上怎么套，该调的调，该升的升，总后系统近万名干部一个一个地过，不允许有半点差池。你有差池也不行啊，人家立刻找上门来。到了晚上，办公大楼其他部门都黑了，就我们干部部灯火通明，大伙眼睛熬红了，人累病了，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跟彭钢在一起工作过的干部们这样回忆。
每一个人，从他参加工作那天起，就面临着几年一度的晋升、调职、调级，而这一切又直接关系到工资、房子的面积、出差坐硬卧还是软卧……一句话，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说政治部中管干部的干部权力最大，这话一点不过分。搞干部工作的人，可以用手中这份权力为干部群众做很多事，但若是想使用这份权力为自己谋点什么也是易如反掌。因此，做干部工作的人，必须公正无私，刚直不阿，不欺下，不畏上，不怕得罪人。而做到这些，谈何容易！
但彭钢做到了。
彭钢手中权力如此之大，对自己却严格得近乎苛刻。她从不收受任何人的礼品和财物。有人送礼，她当面退掉；有人把东西送到家里，她都拿到办公室来，要么寄回，寄不了的比如要烂掉了的东西，她就把钱寄过去。下部队，临走时有些部队出于礼貌送一些土特产，她从来不收，实在盛情难却，就个人掏腰包，算是花钱买的。
彭钢对自己这样严格，在工作上也决不徇半点私情。
当初，总后党委准备调彭钢搞干部工作时，彭钢是有想法的，她本心讲，她更愿意搞她的自动化。一开始在整党办，她在工作之余还总是翻翻英语，有的同志说：“你不要老看英语。”彭钢答：“我不能把英语丢了，我将来还是要搞业务的。”后来调彭钢到干部部，她的顾虑就更大了。她了解自己。廉洁自律、处事公正这都没有问题，最大的担心是自己脾气太直，原则性又强，弄不好会得罪人，因此，彭钢曾对某位领导说：“您总说我正派，敢于直言。要是顶到您头上，您准不高兴。”
彭钢是干部部长，但她十分清楚她首先是一名军人。没有一名军人不知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彭钢当然不例外。只要是党委做了决定的事，她坚决服从。作为干部部长，这就更要求她在许多重要决议形成之前，为党委作好参谋，干部部门参谋意见的正确与否，对党委决策的正确与否，起着很大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彭钢常讲：一个参谋有三次建议权，我用两次，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
到干部部没有多久，彭钢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为了坚持原则什么人都敢顶的名声就在总后传开了。直到今天，人们还记得这位女部长。
有个干部想调自己一个亲戚进总后下属单位，经过考察，这个干部不合适。当事人通过关系往上找，一直游说通了总后相当一级的一位领导，领导亲自出面跟彭钢谈，都没谈成。当然，这事黄了。
不熟的人敢顶，熟人又如何？
某位已故重要领导人的夫人，想把自己的女儿调进总后下属的一所大医院。首先，老太太已有几名子女在京，不符合“身边无子女”政策，再则，干部部门对这名干部进行了了解，考察结果这名干部在原单位业务不是很强，而她想调入的那所医院担负军队高级干部的保健和军委、驻京许多大单位的医疗保健业务，调入这所医院的干部必须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显然，这个干部是不合格的。理所当然，这事被彭钢挡住了。一天晚上，彭钢接到另一位首长夫人、她很熟悉的一位阿姨的电话，说是要来看她，彭钢说，我是晚辈，还是我去看您吧。待彭钢骑着车赶到这位阿姨家，见要调自己女儿的那位阿姨也在。当然，这事谈到后来就谈僵了。彭钢默默地听着长辈“训”了她两个小时。作为晚辈，彭钢不会回嘴，但原则，她决不放弃。最后，这个干部还是没能调成。
这位夫人可能会觉得彭钢不近人情。诚然，一个年已古稀的老太太，想把女儿调到自己身边来，无论怎么讲也是人之常情。这里决没有责怪老太太的意思。只是，把这千千万万个人之常情集中到干部部门来看，原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对熟悉的、同时又是自己直接上级的领导，彭钢还能这样坚持原则吗？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总后勤部某位首长，既是彭钢的直接领导，又是彭钢叔叔一般的长辈。彭钢对于这位首长，既有着下级对于上级的服从和尊重，又有着晚辈对长辈的爱戴。但在工作中，首长一时有判断不准处置失当的时候，彭钢照样坚持原则半点不徇私。
彭钢随这位首长在武汉基地考核班子时，基地一些领导提出某个干部要用。由于干部部门事先已对所有干部进行了考核，彭钢心中有数，于是照实发表了意见，认为这个干部不合适。大概是基地某些人已事先在首长那儿做了工作，首长有些恼火，问：“是你考核的？你说不能用就不能用？”换个胆小点或是唯上是从的干部，见状附和两句，大不了闭上嘴也就完了。可彭钢不，她立时就把亲自参与考核的干部叫了来，当面向所有人谈了考核的情况和干部部门的意见，最后这位首长不仅同意了干部部门对这个干部不提升的意见，而且提出调整了这个干部的工作岗位。
某军医大学调整班子之际，首长听到某一位学校主要领导反映政治部、训练部两位主官表现不好，有些搞阴谋的行为，首长最不喜欢这种人，听了很生气，认为这样的干部决不能用。可干部部门听到的反映却完全不是这样。彭钢亲自带人去军医大考核调查，考察的结果，这是两位很不错的干部，作风正派，业务能力强，群众反映好，彭钢立即回来向总后党委作了汇报，认为那位校领导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这两名干部不但不能不用，而且应当重用。总后党委采纳了干部部门的意见，将其中一名干部调到另一所军医大任训练部部长，被干部群众誉为是建校以来最好的训练部部长，后来提升为校长，也干得非常出色。由于彭钢敢于直言，为干部讲公道话，使这个干部洗去污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也为军队建设保留住了一位人才。事后这位首长说：“彭钢做得是对的。”
必须要说一句，像彭钢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难能可贵，而像这位首长这样大度容人、知偏就纠的领导也同样难能可贵。他可贵就可贵在能够实事求是，不怕承认自己不是全能，也有失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完全不失误，更何况他这样一个统率千军万马日理万机的总后勤部首长呢？可怕的不是失误，而是固执己见或知偏不纠，为了一点点可怜的面子要下级向自己低头，只能俯首称臣唯命是从，否则顺我昌逆我亡。如果这位首长是这样的人的话，不要说一个彭钢，只怕有十个彭钢也完了。
如果以为彭钢只是一个敢讲原则，天不怕地不怕皇帝老子也不怕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彭钢像一个多棱的水晶体，无论我们怎样看，她都是透明的，但我们从各个角度看过去，可以看到她的许多不同侧面。正直、无私、刚强、磊落、善良……每一个侧面都是她，又都不是全部的她。
几次见到彭钢，彭钢嘴上念念不忘的是当初指导她，带她走上干部工作岗位的老领导，老首长，她总是满怀深情地告诉你，谁那么大年龄，还亲自带着她到下面去考核干部，和干部谈话时如何叫她坐在一边看，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她怎样做干部工作；谁谁总是适时地对她提出批评，彭钢你坚持原则是好的，但方式方法要讲究，否则事与愿违；谁谁……你能感到，在她刚强的外表后面，内心深处流动着水一样柔的东西。她其实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也许是彭钢拨乱反正的心情过于迫切，在干部部门为建国前入伍的老正团解决了副师离休待遇之后，彭钢曾提出把18级以上的老同志也提高到副师待遇。对这个意见，干部部一位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前一批干部资格老，全军无法攀比。干部工作划框很难，并不是越宽越合理，按这样一动，给全军干部带来的冲击很大，反而会加深矛盾，弊大于利，因此不动为好。彭钢开始并没有采纳这位同志的意见。这位干部感到事关重大，再二再三提意见，直到彭钢火了，说：“这事已经定了，你不要再提了。”这位同志仍没有让步。后来彭钢亲自做了调查并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最后取消了原来的决议。这位同志曾经有顾虑，认为事情虽解决了，但自己多次顶撞彭钢，今后会不会给自己小鞋穿？但他很快发现，彭钢完全没计较他的态度，并多次在大会小会表扬他，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就应该这样。
彭钢手下曾有一位老同志，由于资格比彭钢老，职务也曾比彭钢高，对彭钢在工作上一度不是很配合，周围不少同志都有感觉，彭钢本人当然不会完全不知道。但当上级领导在考察这位同志的德才表现，准备提升他的时候，彭钢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地对这位同志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这位老同志很快被提升了。这件事也许那位同志本人到现在都不知道，但周围的同志们看到了，并记住了。
面对各种角度，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彭钢。刚直不阿、性烈如火是她，坦诚磊落、心地善良也是她。但无论哪种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秉公、无私，这是她的原则。
从干部部到纪检部
纪检——一个更冰冷的职业吗？
1990年6月，总政治部正式设立纪检部，纪检部既是军纪委的办事机构，又是总政治部的一个二级部。自此，在总政治部办公大楼每天上下班的人群里多了一名佩带着大校军衔的女干部。她就是刚刚由总后调任总政纪检部任副部长的彭钢。
早在这之前，1988年彭钢已由总后干部部调任总后纪委副书记。从干部部到纪检部，在她又是一次小改行。
尽管同属于政治部门，尽管都是管干部，但是无疑，纪检工作相对于干部工作，需要更少感情色彩，它更理性并且更坚硬。一旦涉及案件，当事人会千方百计托关系找路子，动不动就请“尊神”，就“通天”。在这种情况下，原则公正和无畏，就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以“钢”而出名的干部部长才有了这次改行。
原总后某部部长收受了下级单位赠送的高级家用电器，以他为首，该部6名师级干部分别收受了下级单位送的录像机、音响等各种高档家用电器。其中一名处长收受下级财物后给该单位批了二十多万元，构成贿赂罪。该部部长对自己和这个部的腐败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为严重的是，这位部长在组织上对此案进行调查时设置障碍，企图阻挠调查，掩盖真相。
对这件案件，总后纪委主张给予主要当事人撤职以上处分，但未获批准。上级党委对案件的事实是认定的，但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愿意自己单位出丑。出了事可以批评，可以教育，给个差不多的处分吓唬吓唬也行，就是别闹大了，否则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因此，上级党委决定，按严重警告处分报军纪委。意见上报军纪委后，被打了回来，军纪委认为处分太轻，并派出由军纪委、总政、总后三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总后，重新审理此案，调查结果，认为事实吻合，但鉴于性质严重，原处分过轻，经过审慎研究，以“留党察看、撤职、降衔”的处理意见再度上报军纪委，得到批准。党的纪律是钢铁，不管违纪者的职务有多高，资格有多老。这位1951年入伍的老干部，终因触犯了党的纪律受到严肃处理，被取下肩上缀着金星的少将肩章。这件事对总后系统以及全军的干部都带来很大震动，为干部们敲响了一次遵纪守法的警钟。事实证明，彭钢的意见是正确的。
由于总政纪检部担负的是全军师、军以上高级干部的纪律检查工作，当事人职位本身就已很高，一旦涉及案件，有些当事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开动全部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为自己或大事化小，或小事化了，这些关系网中不乏当事人的老上级、老领导，没准儿就是个通天人物。彭钢再硬，也不过是个总政二级部的纪检部长，她能顶得住吗？顶一次两次办得到，顶的次数多了，把人都得罪光了，她不怕打击报复吗？
无论是总后纪委还是总政纪检部的干部，说到这点，众口一辞地佩服。从来没见过彭部长畏于来自上面的压力，改变自己原来正确的意见和主张。
某省军区政委曾借组织同意他到广州疗养的机会，带夫人、孙子和一名工作人员，先后到珠海、深圳、三亚、海口等地游览，共花费差旅、食宿费27，754元，全部由公家报销。经调查审核，按有关规定，扣除本人可享有的正常疗养、食宿费用及工作人员来往差旅费、食宿费之后，其余11，923元属违纪行为，应予处理。
事情暴露后，当事人很紧张，在本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因此一开始本单位报上来的意见是免予处分。总政纪检部经过研究论证，认为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一时间说客如云，纷纷将电话打到彭钢部长办公室，连纪检部下属各局的干部都有些担心，这下子恐怕顶不住了。但不管意见来自何方，彭钢的态度很坚决，她一方面一一向说情人讲清政策纪律的严肃性，一方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纪检部的意见是正确的，谁说情都不行。这个案子终于由军纪委讨论批准，给予该干部以党内警告处分。
作为在彭钢手下工作的纪检部干部，对彭钢刚直不阿，坚持原则的作风体会尤深。不止一个干部对我说：“纪检干部到下面去，人家都很客气，谁都知道纪检工作重要，有人说你是‘包公’，你要真得罪了谁，人家可就没那么客气了，就说你是‘阎王’了。纪检干部最担心的是打击报复。纪检工作本来就得罪人，如果部门领导脊梁骨不硬，顶不住，我们下边工作的同志可就惨了。”
纪检干部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
某军区某部曾出现过一个“谎报战果案”，案情是该军区部队一个战士反映的，军纪委派了调查组，通过艰苦调查，终于查清了这名战士反映的情况属实，对有关当事人分别给予了严肃处分。当时总政首长曾高度评价这个战士水平高，觉悟高，应给予重用。可事隔若干年之后，许多当年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都分别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位当时讲了真话的师参谋长先是被调到某山区军分区，后又被以副师按副团处理转业，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在以“服从组织分配”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进行的，明明是打击报复，你还不能说是打击报复。这些党内的不正之风，给本来就难的纪检工作更增加了难度。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案子放下去，让下面自己去处理，往往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而我们去查，很快就能查清。有彭部长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领导替我们主持公道，有总部领导替我们撑腰，干起工作来没有后顾之忧。对比下面的同志，我们的命运好多了！”纪检部的干部如是说。我突然第一次感到，原则这两个冷冰冰的词，有时它居然是温馨的。
如果认为纪检干部的职责就是处理案件、处分干部，像钢铁那样坚硬，像冰雪那样冷，那实在是一种偏见。挽救干部，防微杜渐，还蒙冤受屈的干部一个公道，更是纪检干部经常性的工作之一。纪检干部以一颗正直之心仁爱之心，实事求是，为干部说公道话，为党的肌体保健，并且把这视为同摘除党的肢体上的毒瘤一般重要的工作。
像其他工作一样，纪检工作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例如，往往在三种情况下举报案件多：一是班子不团结；一是干部升迁之前；一是大气候不好。面对举报案件，纪检部的干部决不是感情用事，不负责任地将令牌一丢就“虎头铡侍候”。
某次党代会前夕，纪检部收到一封检举信，信上称某军区司令员有政治上的反动言论。纪检部派了两个干部奔赴军区，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又分别奔赴两座城市听取了与这位同志有关的几位在位领导和退休领导的意见，对本人也进行了谈话和考察，短短五天时间里，给这个同志作了结论：该同志不存在信中所反映问题的思想基础，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好，举报情况不属实，为这个同志洗去了不白之冤，使他顺利赴京参加了党代会。事后经过分析，写检举信的人是因为认为该干部既要参加党代会，下一步可能还会提升，因此想来个“8分钱”，叫你半年不得安生，即使栽不下去也提不起来。
纪检部收到一封检举信，检举某军区空军一位干部有问题，纪检部同空军纪检部一位同志经过仔细调查研究，把这个问题澄清了。这个干部当时感动得直掉眼泪，说纪检部的同志救了他一命。
彭钢在某军区做调查研究时，看到某位领导占用公勤人员过多，就及时地给他提个醒。过去曾有人先于彭钢提过这个问题，可这位领导并没往心里去。彭钢诚恳地、像谈心一样地劝这位领导，身为如此负责的干部，必须严以律己才能服人。这位领导干部听从了彭钢的建议，减去了过多的公勤人员，并发自内心地对彭钢说：“我知道，你是设身处地为我着想。”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不少干部正是在纪检部门的及时提醒下，避免了可能犯的错误。
谁说纪检无情？对党内的蠹虫和腐败现象，它是冰，对正直的人们，它则是驱散严霜的火。
1991年6月27日，在总政治部旃坛寺礼堂，彭钢被授予少将军衔。
成为将军之后
1994年10月2日、3日连续两天，由司法部举办的律师资格考试在全国举行。在北京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考场，有一位50多岁的女干部在一边思索，一边认真答卷。10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间播出了这位女干部认真答卷的特写镜头。
“彭部长！昨天晚上在新闻联播节目里看到你了！”第二天，纪检部的同志们兴奋地说。
没错。那正是彭钢。
从7月份接到纪检部干部可以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通知到10月2日考试，中间只有不到三个月的复习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考生要掌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和《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两大厚本共2600多页教材中的所有重点。
说实话，无须采访，我就可以想象出这场冲刺的艰苦。
这样的冲刺我干过。那是在1979年。我从接到部队考生可以参加地方全国统一高考的通知到参加高考，也是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中学六年所有的书借来，语文、政治、地理、历史、外语、数学公式一通乱背，直背得昏天黑地，分不清白天晚上，有时背着背着不知在说些什么，旁边的人说我在说梦话。那次我是活活蜕了一层皮。可是，那时我不过二十多岁。而她，彭钢，已经年近花甲了。
秘书给我排了排那三个月中彭钢的工作日程和大事表，是这样的：
这三个月中彭钢参加了三个会：中纪委一个会；中央四中全会；中纪委四次全会。三个会，彭钢都吃住在会上，紧张程度不言自明。
身为中纪委常委、军纪委副书记的彭钢，每星期二下午要参加中纪委中心组学习；每星期五上午是中纪委常委会；加上总政办公会、总政党委会……
“这还不算部里所有工作照常进行。”秘书似乎很轻松地对我说。
好一个“这还不算”！
恐怕还得加上几个“这还不算”：这还不算彭钢还有一个家，家里有一个丈夫和两个女儿；这还不算彭钢是一个极其要强的人，即使加进复习考试这样繁重的事，她也务必要使自己所有的工作做得出色。把所有这一切做完，她才能复习。你简直无法想象一天24小时彭钢是怎样分配的。
两天考试共分四个半天进行。奇迹似的，纪检部参加考试的干部中，居然只有两人通过了考试，其中就有彭钢。阅卷是封闭式的，考生姓名，考号全被封严，不存在任何作弊或照顾一名少将的可能。
五十六岁的彭钢，已经到了正军少将的位置，为什么还要去参加这种连年轻人也视为畏途的竞争呢？难道少将、正军、总政二级部长、中纪委常委……等等等等这些身外之物还不够，还需要再加上一个律师资格作点缀吗？
毕竟是与彭钢共事多年的老部下，有两个干部以纯粹他们个人的理解去揣摩彭钢：“彭钢是一个极其刚强、不断进取的人，对她来说，重要的不是律师资格，而是取得律师资格这个过程本身能给她带来和强迫她接受大量新观念、新信息，作为纪检干部，她需要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和视野，因此新观念新信息是必需的。这对她是又一次挑战。”
而这场战斗，她又赢了。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倒在血泊中的共产党员，那个受尽摧残宁折不弯，最后尸体腐烂得无法辨认的坚强战士，浮现出在庐山上那个直言上书替人民说话、抱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悲壮情怀的开国元帅。而且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坐在门坎上的肚子饿得瘪瘪小姑娘，刚强地冲着她泪水涟涟的母亲喊着，妈，我们不吃！让他拿走！还有那个在炼钢工地一连干了几天几夜磨破了脚，为自己改名叫“钢”的年轻姑娘。
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东西将他们连缀在一起。我想，这东西是钢。一定是钢。在他们的脉管中，流的一定是同一种血，一种掺有钢的素质的血。钢，在对敌人和一切丑恶的大恨后面，是对人民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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