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的自白
——《从头说起》选章
作者：黄宏
做好事不留名
人们常说：做好事不留名。
可是有的时候，做完好事不留名还真不行！漠河是中国最北方的一个小镇。在这里，夏天的黑夜短，冬天的黑夜长。冬季到来，景色十分壮观，冰天雪地，大雪没腰，树是白的，山是白的，宛如一个银色的世界。一年的寒冬腊月，我随沈阳军区文工团来到这里，为部队演出。
真叫一个冷啊！滴水成冰。最低温度零下四、五十度，穿着老羊皮大衣还冻得浑身打颤。剧场设在一个大车库里，演员们嘴都冻得不听使唤，大家裹着皮大衣，围在炉子旁，哆里哆嗦候场。有的女演员冻得直哭，你想冷到什么份上。再好的节目也听不到台下的掌声，战士们用跺脚来代替鼓掌，那种演出场面真是令人难忘。
那是一个大肆宣扬做好事不留名的年代。我是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更有着满脑子渴望奉献、付出的念头。我们当时住在老百姓的一家大车店里，所谓的大车店其实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旅店，圆木垒的房子，长长的一溜火炕，屋子中央生了个大火炉。
演出前，我看到灶坑里的火快熄灭了，摸了摸微温的火炕，忽然产生了一个为大伙做好事的念头，把炕烧热！我暗暗拿定主意，心里十分得意。当晚我是第四个节目，下台后直奔大车店。漠河地处大兴安岭林区，遍地都是木材，我先劈柴，后烧炕，甩开膀子大干。其实烧火炕很简单，但绝对不能用急火，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哪里知道这些，只想着在队友们回来之前让炕热起来，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四个灶坑全部塞满了劈柴，那么冷的天，我居然忙乎得满头大汗。
干完了好事，我又急忙跑回剧场去参加谢幕。但是演出已经结束了，当时的教导员刘锡安很严肃地问我跑到哪里去了，然后狠狠地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我低着头接受批评，心中却充满自豪。心想：你不用生气，呆会儿高兴还来不及呢！果然，当演员们跺着脚搓着手回到大车店的时候，一推门，热浪便扑面而来。所有的人都惊喜地叫起来：太好啦！这是谁干的？我预想的结果终于出现了。大伙一边欢呼雀跃，一边脱下厚重的棉衣，穿着背心裤衩在炕上折腾，有的人还用火炉上的热水洗开了澡。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心里甭提有多美了，简直都被自己给感动了。尽管还有人用充满感激的口吻询问着到底是谁干的，我也默不作声地躲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大伙终于睡下了。可是没一会儿又都起来了。原来，炕烧得太热，所有的人都扛不住了，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了半天，一个个抱着棉被开始由炕头往炕梢挪。只有我们的老队长范延东不为所动。范老师是个体重二百多斤的大胖子，打起呼噜来格外的响亮，看着大家都往炕梢靠，范老师得意地说：你们这帮家伙真不会享福！你们不睡我睡！他说着就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棉衣棉裤都铺在身子底下，躺在高高的褥子上打起呼噜来。
迷迷糊糊地睡到半夜，忽然有人大喊着火啦，我睁眼一看，屋里烟雾弥漫，已经看不见人。炕头窜起了火苗，我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好半天，才明白祸是我闯的。这时大伙已经穿着背心裤衩在屋里救起火来，拿着水桶直往炕上浇。最惨不忍睹的是我们的范老师，他所有的衣服都被烧了个精光，披着条湿被子站在那儿直运气。大车店里乌烟瘴气，乱作一团。
教导员刘锡安大声地喝道：到底是谁干的？！今天必须查出来！对！谁干的？把他揪出来！我瞅瞅这个，看看那个，心里直打鼓：我是说还是不说？人都说做好事不留名，对，我不能说！这时火已经被扑灭了，窗门大敞四开，外面的冷风飕飕地刮进来，地下炕上全都是水，看样子很快就会结冰。看着眼前的情景，刘教导员气得直打哆嗦，当然他的哆嗦里肯定也有冷的成分。
当时，我哆嗦得比谁都厉害。开会，一定要查出罪魁祸首！刘锡安宣布。大伙全都披着被子，裹着羊皮大衣愣愣地站在那儿。
我小心地观察了一下屋内的形势，知道必须挺身而出了，于是我举起了手：我说两句，都说做好事不留名，我本来是真不想留名的，可是……大家都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刘锡安好半天才蹦出话来：这……这还是好事吗？这里是大兴安岭，着了火是闹着玩的吗？！你这个家伙……唉！好不容易做了一次好事，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那年头的工资都不高，听说就因为这场火灾，范老师得到了那年全队唯一的一份救济补助。
后来大兴安岭真的着起了大火，我义不容辞奔赴火线慰问演出。也许，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有着漠河大车店的那一次险些酿成火灾的后怕吧？收发室的情缘收发室曾经是我不大喜欢的地方。我想，它既是自由主义泛滥的场所，又是个是非之地。一些没事干的人经常端着个大茶缸，一泡就是一天。春夏秋冬，天天如此。张家长李家短，没有说不到的地方。从国内说到国外，从地球说到宇宙，从克林顿说到院里的寡妇。谁到谁家来，谁往谁家去，哪家来个女的，什么时候走的，为了盯着人家出门的时间，有时候能舍弃一顿午饭。
因此，除了打电话，取报纸信件，我从不在那里逗留。
你可以不喜欢它，可你不能得罪它。别看收发室的权力不大，但有时，还真离不开它。那时，全团只有一部电话，关系好的来电话了，老头可以站在院里给你吆喝两嗓子；关系不好的，他说不在，把电话一挂，你也没脾气。那时通讯落后，收发室门口那块黑板就是BP机，他要是用粉笔给你写上一条，给谁回电话，可算是最大的情分了。后来大家有了BP机了，他又出了新招，用小锁头把收发室拨盘的电话锁上，让你接到传呼也回不了电话。
收发室有个气筒，没事老头把气筒里的皮垫卸下来，在手里攥着，遇着顺眼的他才给你安上，经常是自行车的气没打上，人气得够呛。
一天，我去收发室取信，正赶上他们在议论我的小品。本想扭头躲开，听了两句觉得说得还挺有道理。
看没看昨晚的《招聘》？黄宏演的！你别说，还真不错！我一露面，别人对我说：哎，黄宏，你也不会喝酒啊，酒嗑唠得不错！三盅全会，整啤的！绝了！我问：你们平时都爱喝酒？还有什么酒桌用语？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呀！这两句后来在全国流传的话，最初就是我在收发室里捕捉到的。
也正是从那次开始，我对收发室的印象有了改变。这里是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乱，杂，包括那里的气味。但有一点使我愿意走进它：这里有一群真正的老百姓。?
我在部队文艺界有一个绰号，叫全军一大遛。也就是说，我写完一篇作品，愿意念给别人听。听者无意，说者有心，内行谈门道，外行听热闹。通过他们对作品的反应，我可以判断出作品是否抓人。
收发室不就是我检验作品的最好场所吗？我的许多作品，包括《超生游击队》等的第一个检验场所都在这里。
久而久之，我在这里得到了收获。久而久之，他们对听我的作品也越来越感兴趣。不管意见是否成熟，却常常争辩得面红耳赤。
上次，我才说了一条意见，你说了三条，可是我那一条人家黄宏照着修改了，你那三条，人家根本没理你的碴！尤其是看收发室的老徐头，经常跟外面的人吹牛：黄宏的小品都是我帮着整出来的。可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却全然否定。
任何事都是如此，只有你真正地走近了它，你才会了解它的魅力所在。收发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日出而聚，日落而散。
有位看仓库的老头和老徐头是好朋友，虽说自己一份杂志不订，但是全团的杂志他必须看个遍才让老徐头发放。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杂志。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也没他能说明白的东西。至今我还记得，他翻杂志时冥思苦想的表情，遇到生字时抓耳挠腮的尴尬，他和老徐头一直是我作品最忠实的听众和评委。
后来我上了大学，因为背题枯燥，有时收发室就成了我的自习室，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大学语文、逻辑学和马列主义原理统统带到了收发室背给他们听，其他的人都听跑了，只剩下了老徐头和老杂志。当我背完一段剩余价值时，老徐头拿起饭盒叹了口气：唉！一条剩鱼(余)，有什么价值？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简单道理：幸亏我的作品不像剩余价值那样枯燥，否则就没人听了。
我不仅对收发室，而且对老徐头也产生了感情。我们演出回来得很晚，敲门可费老大劲了。后来，我每次回来时，都给老徐头带上一盒夜餐，只要是趴在门口轻轻地说上一句：带夜餐了！那门开得别提多痛快了。后来，老徐头问我：黄宏，听说每次你给我带饭都跟人家说是给狗带的？，唉！什么狗啊人的，反正都是看门的！我这一句玩笑不要紧，害得我小半年没叫开门。
后来我调到了北京。有一次回沈阳，我特意到团里，也特意到收发室看了一眼，换人了。这里也比从前冷清多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似的。
每一个人，每一张脸，每一次微笑，每一回沉思。老徐头专注的表情。
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冬天掀开门帘的刹那扑面而至的温热。
人们七嘴八舌的话题。渐渐地，我的记忆也变成了一间收发室，收集往事，发送情感。总有一天，我会把你写入我的作品：我的收发室！我与小品一起调入总政我是总政歌舞团唯一不搞歌舞的小品演员。还没调到总政歌舞团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全国一流的文艺团体，它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当时总政歌舞团所谓的十大腕在全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艺术家：李双江、克里木、彭丽媛、董文华、王秀芬、程志、郁钧剑、阎维文、毛阿敏和熊卿材。后来，我和蔡国庆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调入总政，首先结识的人就是李双江，应该说，我是听着他的歌声长大的。他热情好客、乐于助人，在我调动过程中，他忙前忙后，真像个老大哥。他的为人和他的歌声一样热情奔放。
在总政歌舞团，演员们不仅在艺术上互相学习借鉴，在日常生活中相处得也很融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爱好。阎维文家里存有全世界各地的名酒，而自己在酒桌上却滴酒不沾。郁钧剑虽说家里存酒不多，但在酒桌上却健谈豪饮。程志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没有谈不到的话题，可笑的是，家里养了一条小狗，一见到蔡国庆就叫， 后来我为它编了一段广告语---程志家养了条小狗，一见着蔡国庆就叫。因为它经常趴在钢琴上听程志发声，因而不喜欢通俗。
在这个团体中，只要你工作干得出色，什么问题都不用你费心。
我刚刚调到总政不久，因为没有房子，所以暂时住在宾馆，一天在院里见到了团长。
黄宏，你刚来有什么困难没有？沈阳的东西都陆续运来了，没有地方存放。哦，你还没有房子吧？那你住在哪儿？宾馆！是这样……团长沉吟了一下，马上又问我：你现在是什么级别？师级！好，你稍等一下！说着，上楼了，五分钟后他拿来了一串钥匙。这是一套师职住房，你去看看，如果满意，赶紧安顿下来，马上要下部队演出了。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当我来到那套新房子的时候，不知所措了。四室一厅，上下楼，一切设施俱全。
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好好工作，报答总政歌舞团的知遇之恩。
总政歌舞团上为中央军委和三大总部，下为全军各大军区各大兵种服务。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留下了总政歌舞团的足迹。每年要完成一百二十场的下部队演出任务。在任务面前，所有的演员责无旁贷。这样的工作强度，在全国任何一家文艺团体都是不可想象的。
下部队演出有时一天要连演三场，而且还不在一个场地，长途奔波，十分劳累，但所有的演员以苦为乐，把下部队当成一件愉快的事情。演出之余，和战士打打球、玩玩扑克，非常快活。一次我和董文华分到一个小队，到边远部队慰问。穷乡僻壤，生活非常枯燥。部队领导为了让我们轻松一下，把我们带到附近一座新建的庙宇去游览，并向我们介绍：这座庙虽说是新建的，但非常灵验。据说拜完之后，寡妇可以再嫁，想要儿子的可以得子。领导这样热心地推荐，我们也就客随主便了。
庙宇是佛教圣地，虽然我对宗教一无所知，但从心里却很尊重。以前到了五台山或者是灵隐寺，也是一定要烧上一炷香，拜上一次佛的。
在部队领导的陪同下，我和董文华等人来到这座新建的庙宇。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能说会道的年轻大师。刚一跨进门槛，大师就恭恭敬敬地迎上来作了一个揖，用欣喜的口气说：这不是电视里的老熟人吗？今天真是贵宾盈门，让我寺蓬荜增辉啊！看来，现在的庙宇也不像从前那样与世隔绝了，见到几个陪同干部穿着军装，大师连忙说道：咱们可是一家人啊！你们是拿枪的，我们是拿香的！说着他拿着佛珠在女演员们的项链、手镯上画了起来，一边画还一边念念有词：来，贫僧给你们开开光，让你们都沾沾佛气。开完了光，又领着我们前殿后殿正殿偏殿左殿右殿大殿小殿地转了一大圈。最后，把我们领到了一座新建的佛塔前。
大师先是对着佛塔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们正色介绍道：这是新建的一座九级佛塔， 刚刚竣工， 包括贫僧在内还没有人上去过，二位大师(指我和董文华)有幸光临我殿，正赶上黄道吉日，佛塔上午刚剪完彩下午就迎来了二位贵宾，你们哪一位要是能先登上佛塔，可称为佛塔第一人，将载入我佛门史册！眼看着高高的佛塔，真是进退两难。上吧？太高，加上这几天下部队演出实在疲劳；不上吧？人家这么热情。我和小董对视了一下：上！既然来了，就图个吉利！可是要上总得抢个先，佛塔第一人嘛！我和董文华同时抢占了两个不同方向的楼梯口，同时起步，朝塔顶攀登而上。
为了争当第一人，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楼梯是螺旋式的，转起来特别容易头晕，不过大师倒没有骗我们，这座佛塔确实是刚刚建成，扶手上的油漆还没干透呢，蹭了我一手的漆！我气喘吁吁抢先登上了塔顶。啊，我成了佛塔第一人！我高兴得忍不住欢呼起来，我刚刚站稳，董文华居然也跑了上来。
我是第一人！我是第一人！就在我俩争论不休的时候，其他几个演员也都先后登上了塔顶。我第一！我第一！大家吵成一团，没想到吵醒了正在塔尖上午睡的油漆工：吵什么吵？没看见这有人在睡觉吗？什么你第一我第一的，我天天在这塔尖上睡觉！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总政歌舞团除了下部队外，也承担着大量商演任务。由于牌子响，阵容强，总政歌舞团的商业演出效益相当可观。每到这时，所有的主要演员从不比任何人多拿一分钱。后来，这也成了总政歌舞团的一项惯例。在这一点上，也赢得了全团演员赞誉。团的名气大，邀请的单位也就多了，有时日程还真排不开。尤其我，是团里唯一的小品演员，无法替换，所以，赶场的事也时常发生。一天下午，我在沈阳电视台录像，晚上七点要赶到三百公里之外的丹东去参加另外一场演出，电视台怕我赶不上，特意派了一辆好车，录完像，一分钟也没耽搁，立即乘车赶往丹东。离丹东大约还有一百公里的时候，路边有一个警察摆手让我们停车，我告诉司机不能停，万一耽误，就来不及了。警察一看不停车，便启动警车在后追赶。我们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两辆车在沈丹公路上展开了竞赛，依仗着我们的车好，他们一直没有追上，但那辆警车紧追不舍，鸣笛闪灯，叫个不停。我对司机说：千万别让他追上，看样这个警察脾气不小，一旦让他抓住肯定麻烦。警车一直追到丹东，我们的车刚到剧场，团办公室的刘主任就从剧场内匆匆走出来：黄宏，有辆警车到半路去接你们，没碰到吗？他的话音未落，那辆警车鸣着警笛赶到剧场。警察跳下车来：黄老师，我们的警车是给你开路的，你跑啥呀？上山的时候身后跟只老虎，你们在后边追比在前面开路管用。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团里对演员的生活安排非常周到。每年春节之前，都要在中国剧院举办一次大的游艺会。四五百人，连家属带孩子坐在一起，那个热闹劲，不亚于春节晚会。
大幕拉开，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游艺奖品。大的有上万元的电视音响，小的有居家过日子用的饭锅痰盂。最有趣的是，演员和领导可以自己互设奖项。比如说董文华的一辆自行车，阎维文的一瓶酒，都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奖。
那次我到商店买了一对木棉枕头，为了调动大家的胃口，我把枕头装进一个大号冰箱的盒子里。往那一摆，就我这奖的个头大，台下所有的人都以为奖品是一台冰箱呢。
结果那天晚上，黄宏是最抢手的。最后，终于被大剧院的主任抓到了。他兴奋地走到了台上，全场为他鼓掌。他刚要上去搬冰箱，结果被主持人拦住：黄宏说，在领他这个奖之前，必须首先宣读这封信。主任恭恭敬敬地把信打开，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朋友你好！你能抽到这份奖，就是咱们的缘分！礼轻情谊重，冰箱盒子里装的是一对枕头！台下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主任再往下念的时候，气力就不那么足了。
如果这对枕头被未婚者抓到了，希望你把另外一只留给你的梦中情人；如果是已婚者抓到了，希望你们同床共枕，千万不要同床异梦；如果是领导抓到了，希望你多办实事，千万不能高枕无忧！如果是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抓到了，在这里我就给您拜个年吧， 辛苦一年了！吃好！睡好！---黄宏肯定是因为这对枕头的缘故，当抽奖结束的时候，我抓到的奖品是所有的奖品中价值最低的，是团领导贡献出来的一口锅。我上台领奖的时候，台下所有的人都哄了起来。
主持人还不依不饶地非让我谈谈感想。我说：这锅还不如那枕头呢，领导只给了我一个吃饭的槽子，柴米油盐还得自己去挣，努力吧！总政歌舞团的故事是说也说不完的，每个人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从我来到这个团体开始，每台歌舞晚会就多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就是小品。我不仅把小品带入了总政歌舞团，也把小品这种艺术形式开创性地带进了双拥晚会。
双拥晚会是由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民政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四家联合主办的一台大型春节文艺晚会。它的影响虽说没有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那么大，但却是规格最高的一台迎春晚会。每年的大年二十九，来自全国各地的双拥模范代表全部到场，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出席，全国军民共度新春佳节。
1991年，我带着单人小品《演讲》孤身一人闯进了双拥晚会，那也是这台以歌舞为主的双拥晚会历史上第一次接纳小品。
上台之前，我的心情非常紧张。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肩扛一条杠的列兵坐在一起，就要求小品不仅在表演上要保持原有的幽默与趣味，同时要求作品的选材、立意达到高度的水准。观众不乐怎么办？有失格调怎么办？正是这种紧张的心情为我的《演讲》找到了新的感觉。我就像一个真的演讲者站在那里，向大家讲述：我是怎样因为热爱解放军才去抢军帽，结果抢到了特务连连长的头上；我本来想找一个女兵做媳妇，结果找了个女民兵。全场观众轰然大笑，中央领导们也个个捧腹。我在小品结尾的那一句：军民团结紧紧的，试看天下能怎地成了后来中央首长见到我时的开场白。
从《演讲》开始，小品就成了双拥晚会上不可缺少的艺术门类。
从那之后， 我接连不断地带着小品《小站》 、《夜练》、《俺爹来特区》、《歪打正着》、《照相》、《三峡情话》连续七年参加双拥晚会，而且逐渐使小品成为晚会的重点节目。由一个，到两个，甚至整个晚会以小品为主。从此，小品在双拥晚会上，在全军官兵的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双拥晚会的小品与春节晚会的小品不同，它的题材窄，要求作品的立意深、思想性强。可以说，双拥晚会使我对歌颂题材的小品创作进行了尝试，自觉不自觉地提高了我对小品格调的追求。
在我们积极倡导和推荐下，一大批地方的喜剧演员先后穿上军装走进部队，使部队的小品喜剧队伍不断壮大起来。小品轻便易行，演出火爆，可以直接反映部队的现实生活，所以每到一处，都会受到战士的热烈欢迎。总政首长考虑到部队对小品的需要，于是在1996年5月，正式命名成立了总政小品喜剧艺术团。
在全军文化部长和文工团团长会议上，总政于永波主任宣布了这个决定，并告诉我们：双拥晚会上的小品不仅受到全军指战员的一致称赞，而且每年都受到江泽民主席的表扬。江主席看了1996年的双拥晚会，当场就表扬了小品节目，第二天，还通过工作人员把对小品的意见及时转告给总政治部。
在部队的文艺工作中，小品很快地有了它特殊的位置和作用。
在这个会议上，总政话剧团团长王寿仁被任命为小品喜剧艺术团团长，我任副团长。
所有总政系统从事喜剧表演的演员都是这个艺术团的成员：郭达、魏积安、李文启、孙涛、郭月等等。
这是一个结构松散的队伍，也是一个庞大而专业的演出群体。
1996年八一建军节，成立不久的小品喜剧艺术团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了建团后的第一次公演。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小品喜剧艺术团不仅仅面向部队，而且要接受社会的检验。这些反映军人题材的小品是否能得到认可，还是个未知数。我和团长王寿仁都有些担心，因此，我们进行了周密的排练，导演李文启在道具、灯光和布景上也独具匠心。
即使是这样，对于公开售票的上座率，我们心里仍然没底。没想到，第一张海报刚刚贴出，前来购票的人就络绎不绝。一天的功夫，三场演出的门票全部售光，直到这时，我们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首场演出的当天，北京下起了暴雨，交通出现了问题，公共汽车堵塞，出租车拒载。演出就要开始了，我们躲在后台，为观众的上座率担心：观众会不会来？能来多少？要是只来半场怎么办？没有想到，大幕一拉开，全场座无虚席！三场演出结束了，剧场领导一再要求我们加演，我们小品喜剧艺术团首次演出取得了成功。
小品一直是我的生命。记者不止一次地问我：你认为小品还会长久吗？我的回答是：会长久！只要我们付出努力。这么多年来，殚精竭虑，我像珍视自己的女儿一样守护小品，并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完美它。人们酣畅的笑容在里面泛光，官兵们喜笑颜开的样子在里面珍藏。这就是小品艺术带给我的梦想。军营小品永远会健康向上地发展，永远是文艺百花园中开不败的一朵小花。
外面的世界美国的八字祝福小说《北京人在纽约》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人间的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人间的地狱。这段话不仅适用于纽约，其实，也适用于美国。美国的先进与发达是它给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无论是纽约的发达，华盛顿的典雅，西雅图的优美，洛杉矶的繁华，都会让你对这个国家产生越来越深的震动。不过，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出访，我也同时更深刻地感到了美国与中国这两个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种族、文化、风俗、习惯，甚至是为人处事上的巨大差异。而且，由于每次出访的时间都比较短暂，我们和美国人之间的沟通与交往凭借的仅仅是表面的接触，比如吃饭、坐车或者买东西。
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则是那句俗话：入乡随俗。到了美国，一切就都要按照美国人的规矩，否则的话，不仅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与不快，更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冲突和纠纷，导致触犯美国的法律，甚至坐牢。
在发达与繁华的背后，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美国的治安。
初到纽约的一天晚上，我来到第十六街的一家帽子店，店主是一位美籍华人。一拉开店门，他认出了我：你是从大陆来的黄宏先生吧？是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敢在这儿溜达？怎么了？这地方很不安全。前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日本人超了一个美国黑人的车，就因为别了他一下，这个黑人就反超车掏枪把日本人当场打死了。你没看见门口有很多黑人吗？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离他们远点！很不安全！听完这番话，心中难免有些不安，我刚刚走出帽子店，就被一个大个子黑人拉住，满口酒气冲我叽哩嘟噜说了一通我不懂的英语。帽子店的老板急忙赶出来对我说：这个黑人问你打不打电话？打电话？我大惑不解。
你如果要打电话，他可以帮你拨通任何一个国家的长途。而你只要交他一美元，随便讲多久都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是偷窃了别人的电话密码在街上贩卖的。这位帽子店的老板是用中文告诉我的。
我惊恐地告别那里，赶紧在路边打了一辆出租车，一拉门，司机又是一个黑人。
无奈我只好上车，为了给自己壮胆，一路上忐忑不安地吹着口哨以表示一种轻松。
一次从纽约乘机到另一个城市，因为牛群在候机厅拍照，惹来了警察的麻烦。这里是不准拍照的！我没有看到你们禁止拍照的标志呀！牛群说。没有标志也不允许，请把你刚才拍过的胶卷抽出来！为什么？全团都被惹怒了：你们不是法制国家吗？希望能拿出法律依据！警察态度十分蛮横，扣住我们所有人的护照，不准登机。这时身边一个香港华人跟我们说：别跟他们争了。他们说是法制国家，有时是不讲法的。那个警察叫来了治安总头，并命令一个打工的印度人，把牛群相机中的胶卷抽出来。身在他乡，寄人篱下，不能因为一个胶卷影响全团的日程。无奈，二十多人就眼巴巴瞅着胶卷被当场曝了光。
每次去美国总有不愉快的事情。飞机长途飞行，最舒适的座位一是靠过道，进出方便，二是靠窗户，可以看风景。发登机牌，本应该ABCD挨着发，可是那位美国小姐故意像下跳棋一样，把我们二十多个人全都排到了既不靠过道又不靠窗户最难受的中间位置。
登机后，相声演员刘伟跟身边的一个美国人换了个座位。
紧接着，惹来了麻烦。在美国的航班上，酒是收钱的，而且很贵。当卖酒的小姐推车走来时，那个美国人对刘伟说：我换给你座位了，你应该给我买瓶啤酒。刘伟毫不犹豫地掏出四美金买了一瓶啤酒给他，算作答谢。这位美国人接过啤酒不客气地喝个精光。不一会儿，啤酒车又推过来。美国佬又冲刘伟说：你还得给我买一瓶。刘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又给他买了一瓶。饭还没吃完，酒车又推过来了，那个美国佬竟厚颜无耻地要刘伟再给他买一瓶。
刘伟忍无可忍，气得往刚吃完的饭盒里吐了口口水说：你把这个吃下去，我就给你买。这下美国佬把脸转过去，不再作声。
在很多观念和习惯上，我们与美国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彼此评价彼此衡量的标准可能也带着深刻的本民族的烙印。在这里，我不想为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不符合美国标准的行为开脱，可是，在这个标准的背后，是不是也有着他们对我们的一些早已经
根深蒂固的成见呢？中国其实是一个礼仪之邦，是一个懂得尊重别人习惯的民族，但是，我们一样有自己不能被剥夺的尊严。
就是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经历，才有了后来，我为美国人留下的八字祝福。
事情的起因是出于我的不是和冲动，但是就是在美国，有时小冲动却会引起大事，因为你不知道它又触犯了哪一条法律。
我们又一次登机了，又全部被安排在中间座位。飞机要起飞了。殷秀梅回头对我说：黄宏，你的杂志看完了吗？给我看看。因为坐在中间，我不能把杂志从别人头上扔过去，所以匆匆解开安全带把杂志递过去又赶紧回到了座位上把安全带系好。这时，一个美国空姐带着一脸的怒气朝我冲过来，我知道自己错了，急忙向她赔礼。她还是不依不饶地训斥， 我从那听不大懂的英语中，突然听到了China的发音，我气极了，伸出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做出一个开枪的动作。
我就是没枪，要有枪我就崩了你！这下她看懂了，脸色一沉扭头就朝机头走去。不一会儿，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接着广播响了起来：因为飞机上有人带枪，我们要停止飞行，进行检查。
舱门一开，上来了两名警察。在那位小姐的带领下，警察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们首先向我四周的旅客取证，然后冲我说：这位小姐指控你携带手枪！我说：你们的机场有安检，如果我身上有枪，我又是怎么登机的呢？他们考虑了一下，又换了一种说法：那么这位小姐怀疑你的神经有问题。我说：进入你们美国时，我持有健康检查证明。警察回过头来，像是在劝说那个空中小姐，可是那位小姐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警察又对我说：你刚才用枪的手势对准这位小姐，现在她指控你侵犯人权！事已至此，光靠愤怒和针锋相对已无济于事，我灵机一动，说：贵国尊重人权我早就知道，但是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习惯。在中国，大姆指代表好，加上食指，就是八字，八就是发，我这个手势是向她祝福。警察听完后忍不住地想笑，扭过头去向那位女士做了解释和安慰。
警察走了，舱门重新关闭，飞机照常起飞，我在心中暗暗窃喜。尽管那位空中小姐每次给我发盒饭时仍带着满脸怒气，但我心里却痛快多了。
飞机在休斯顿徐徐降落。走出机舱的时候，飞机上的一位保安冲我举起了手，悄悄地做了一个八字的手势。
他笑了，我也笑了。看来有时幽默能化解一切！加拿大的遗失不知为什么常常想起那次出访加拿大的情景，那是一次充满着快乐和奇妙的旅行。在那次的行程当中，我们遗失了许多东西，也找到了很多东西。
中国文联组成艺术代表团出访加拿大，第一站是温哥华。演出结束后，我们在一家华人餐馆共进晚餐，深夜返回宾馆。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往机场奔赴下一站多伦多。我们急三火四地来到机场，首先是六小龄童发现自己的东西丢了。六小龄童这次演出的节目还是猴王孙悟空，每次上台头上要戴两个雉鸡翎，平时怕把翎子折断，所以走到哪儿都拿个长长的纸筒装着。托运行李时才发现，纸筒不见了。这可急坏了六小龄童，因为不是在国内，一旦找不到，就会影响下一站的演出。大家都等着登机，在为他着急的同时也带有几分责怪。
这时，关牧村又喊了起来：坏了！我的演出服落在宾馆了！宾馆距离机场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就是飞回去也来不及了，这可怎么办？她十分着急，忙着给宾馆打电话。就在这时，舞蹈演员刘震又突然跳了起来：糟了，我把钱包丢在换票处了！里面有护照和两千多美元的现金。孙悟空真有几分灵气，他丢了一根毛，折腾得全团都不消停。大家分头去找。
丢得快回来得更快。首先是机场的两个工作人员拿着贴有航班号的纸筒找到了六小龄童。这时宾馆的车也赶到了机场，原来宾馆早上清理房间的人发现了关牧村的衣服，然后按照我们在前台订机票的存根找到了我们的航班。还没等我们的电话到宾馆，人家送衣服的车已经向机场出发了。没多久机场的广播又响了起来，在里边听到了刘震的名字。在失物招领处，他不仅取回了自己的护照，现金也是分文不少。大家高高兴兴地登机了，带队的高占祥风趣地说：咱们这回什么东西都丢了，就是没丢人！飞机刚刚关好舱门，我妻子段小洁突然又叫了起来：坏了。黄宏，咱们的相机不见了，准是刚才帮着他们找东西的时候掉的！那台相机是我为了拍剧照而购置的，是我所有的相机里最好的一台。而且里面还有我们在温哥华刚刚拍完的胶卷。但是飞机起飞了，我叹了口气，对媳妇说：咱这东西丢晚了，要是早丢一会儿，也许还有指望！随队翻译怀着一线希望找到了空中小姐。当飞机上的广播刚刚播完，前舱的一位女士马上举起了手，大家惊奇地说：有戏！我说：不可能，人家闹不好是向空中小姐要饮料的。翻译拉着我走了过去，那位女士说：刚才在机场捡到了一个相机，因为找不到失主，把相机交给了机场的失物招领处。
空中小姐闻讯马上回到了前舱与机场联络。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被告之，相机已经在另一架飞机上，将比我们晚半小时到达多伦多，到机场稍候便可以领取。
真是意外之喜。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从随身的包里拿出自己的一些磁带送给了那位女士，当她得知我是一位中国演员时，非常高兴。刹那间，整个机舱里洋溢着一片温情。
后来，我终于忍不住向翻译提出了心底的疑问：为什么在加拿大我们不丢东西呢？这几件事是因为偶然还是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有这样的公德？翻译告诉我：这不是偶然。在加拿大，有两件事你是不用犯愁的，一是丢东西，二是找证人。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大多信仰天主教，崇尚为别人做好事。另外，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当证人的记录。比如你在路上撞了车，马上就会有人过来跟你说，这位先生，我看到是他的车撞了你，这是我的名片，如果需要证人的话，我可以作证。这就是加拿大人！直至现在，我也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笔触来记述我在听到这番话时的感受。在中国，也到处可见那些拾金不昧的人，那些乐于助人的人，那些挺身而出的人，那些见义勇为的人，但是，我仍然长时间地感动于我在加拿大的那次经历。
前几天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报道：在石家庄，一辆出租车撞人之后肇事者逃跑了，另一辆出租车的司机热心地把伤者拉到了医院，可是伤者和其家属却一口咬定就是这位司机撞伤的人。
我无意于在这里比较加拿大国民和中国国民的道德水准，更无意于大肆宣扬西方文明较之东方文明的进步。我只希望，我在加拿大所经历的一切，有一天可以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除此之外，我不敢对我们的文明再做任何的评说，却情愿自己的笔下可以有一种悠长的回味。
在加拿大，我们无疑找回了我们丢失的一些东西，但是，无法否认，我们也同样永远地遗失了一些找不回来的东西。
问路在巴黎法兰西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而首都巴黎更是清高排外。大街上很少看见日本和美国生产的汽车，就连英语在这里也不盛行。这里的人生活得很悠闲，也不像其他国家的节奏那么快。在巴黎，最多的就是咖啡厅。人们最喜欢的就是牵着狗，坐在临街的阳伞下，一边品尝着咖啡，一边欣赏着马路上穿着各样时装的行人。在巴黎，如果你走道不小心踩到狗屎，千万别太在意，因为，在巴黎，狗拉屎的时候是绝不可以去打扰它，这也堪称是巴黎的文明。在这里问路不能使用英语，否则，他会装作听不懂，或者指给你一条错路，甚至不理睬你。如果你不会说法语，可以跟他打手势，法国人很懂幽默，他会对你用语言之外的方式传递信息很感兴趣，他也会尽力去理解你的意图，然后，高高兴兴地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所以在巴黎，英语不如哑语。
初到巴黎的第一天，我们乘车在市区游览，忽然，我的眼睛一亮。
在马路上看见了加拿大留学生---大山。我叫停了汽车，果真是他。
大山是来巴黎旅游，真是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太巧了。不知这算不算他乡遇故知。
过去我一直以为外国人的长相都相似，可没想到，在众多的行人当中，我一眼就认出了大山，看来外国人长得也不都是一个模样。
我们的相遇使他的旅游不再孤独，我们也多了一个免费导游。跟他一起上街，心里比较踏实。
一天，我俩从卢浮宫出来，乘地铁赶往演出的剧场。巴黎的地铁上下三层，因为很累，又加上对大山的信任，上车一放松，我就靠在那里睡着了。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车厢里几乎没有人了，只剩下一位陌生的法国老人，大山也不见了。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坐过了站。晚上七点演出开始，而现在已经是六点二十了，大山怎么会扔下我一个人走了呢？真要是耽误了演出怎么办？我惊慌起来。
也许那位法国老人看出了我的神色，于是对我比划着告诉我：那个大鼻子下去了。我急忙下车，站在站台上等候着大山的出现。
我一连等了三趟同方向的地铁，都不见他的身影。这时手表的时针已经指向了六点三十分，我开始绝望了，就像与父母走散的孩子一样，在那里不知所措。
别慌，千万别慌！我跟自己说。我忽然想起，兜里有一张乘坐地铁的票根，法国的地铁票就像中国的火车票一样上面写有你将到达车站的站名，买到哪一站就必须在哪一站下车，否则你将出不去站台。我拿出票根与站台上的牌子相对，寻找自己应当下车的站名，对上了。我终于看懂了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法语。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坐过了三站，于是我马上登上了相反方向的车。
我终于在我该下车的那一站下了车。走出地铁一看，我傻眼了。原来，这里是巴黎最著名的香榭里舍大街，著名的凯旋门正伫立在不远处，街上霓虹灯闪烁，人潮涌动。
满街一个中国字都没有。面对凯旋门，我却找不到凯旋的门。
演出的时间一分一秒地逼近，我灵机一动，走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向前台的值班人员要求中文服务。莫名其妙的是，甭管我怎么比划，他总冲我说日语。
在国外，最令人气愤的就是经常把中国人当成日本人。
于是我只好向他做了一个吃饭的动作，意思是想让他帮我找一个中国餐馆。
他竟然让服务员把我领到了这家酒店的日本料理。
最后，我用笔在纸上画了一面日本旗，在旁边打了个叉。然后我又画了一面中国国旗，这回他明白了：我是中国人。
看来，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鲜明的象征。他用纸片为我画了一家中国餐馆的详细地图，我拿着它，调动出侦察兵勘测地形时的本领，不放过每一个路标和路牌。
那熟悉可亲的中国汉字突然映入了我的眼帘---山东包子。
那时，这四个字对我来讲真是亲切得不能再亲切了，当时恨不得立即上去咬它一口。
这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中国餐馆了，我破门而入，终于看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我忙用山东话和他打招呼。奇怪的是，这家山东包子铺居然没有一个会说山东话的，全是粤语，这粤语还不如法国话好懂呢！我和他比划半天，他倒有些不耐烦了。
正在不知所措之际，我突然在小店的墙上发现了中国艺术家代表团来巴黎演出的大张海报。
我扑了过去：先生，看见了吗，这个人就是我！这下，他明白了。
几分钟后，他热情地为我拨通了大使馆的电话，又按照大使馆的指示，用他那辆拉菜的车把我送到了演出现场。差五分钟七点。
我刚刚走进后台，就看见宋丹丹和姜昆正在那里训斥大山。
黄宏不认路，在北京迷路时只有找到长安街才能辨别出方向。这么大个巴黎，你让他上哪儿找去？姜昆也急了：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地铁上呢？大山的解释把大家都逗笑了：当时我看他睡得很香，不忍心去打扰他！看来他即使学了中国最传统的相声，可骨子里还是外国人的思维。
有了这次的经验，从此后在巴黎再问路我就不那么犯愁了。只要会比划，尤其是再加上一点表演，基本上就不用翻译了。比如问洗手间时，先做一个拧水龙头的动作，然后再做一个洗手的动作，对方就会高高兴兴地把我带到洗手间的门口。
一天，我们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唐杰忠老师急切地跑了过来。
小子，听说你会法语问洗手间，快帮我问问，我憋不住了！别着急，没问题！我向身边的一位法国老头继续使用我的哑语，老人反应慢，我比划半天他也没明白什么意思，唐老师在旁边急得直蹦：小兔崽子，你到底会不会问？没办法，我只好向老头做了一个解腰带的动作，老头终于明白了，向我们指出了洗手间的方向。
唐老师急成那样，临走前还没忘了骂我一句：小兔崽子，这种法语我也会！事后，我跟唐老师开玩笑地说：你还记得我四岁的时候你去我家，我对你说的那句行话吗？如果当初，咱要少学点行话，多学点外语，也许咱就不会这么受憋了！黄宏，我爱你我喜欢人家称我为喜剧演员。我热爱自己的职业，就像我热爱我军人的身份一样。再给我机会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一名喜剧演员。总觉得让别人笑起来是自己的责任和存在的价值。总觉得有笑声和笑容的生命才是完整和无憾的。
从当演员的那一天开始，就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认识我。后来，有了些知名度，确实为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和光彩。但是，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尴尬与无奈。
其实观众真是既可爱又单纯，你塑造了什么样的艺术形象，他就会在生活中按照什么样的形象来认定你。唱一段爱情歌曲，就会被那些女孩子视为自己梦中的白马王子，演上一个领袖人物，在生活中也会被人当作伟人。几年前有一部描写伟人的电影曾经在观众当中引起过反响，那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儿子》。这部电影上映后不久，我有幸和剧中的毛泽东扮演者王仁一起去深圳演出。
体育馆内奏响《东方红》的乐曲，王仁神采飞扬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刹那间，万众欢腾。无数人把自己对领袖的崇敬和热爱附加在王仁的身上。因此，无论是在前台还是台后，无论是在楼道还是餐厅，王仁都是我们一行人中最闪光的人物。
记得那天要在深圳体育馆演出两场。第一场下午三点，第二场则在四个小时以后。于是中场时我约王仁回宾馆休息。王仁说：路程太远，还得打车，将就将就算了。我平时就爱跟他开玩笑：这次我掏钱，你白坐车！他终于让我说动了：那好，我到后台换件衣服。说着，要换下那套饰演主席的灰制服，我一把拦住了他：衣服不能换，否则这客我就不请了！当时深圳的出租司机把毛主席视为神，在车里悬挂一张毛主席的照片驱邪免灾。我叫来一辆挂着主席像的出租车，把王仁让在后座，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车子刚到宾馆，我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小伙子，回头看看，你今天拉的是谁？司机回头一看，惊呆了：天哪！我拉到真佛啦！多少钱？哎呀，什么钱哪！能拉到主席是我的福气！那晚上六点半我们还要回体育馆……我来接你们！回到房间后我和王仁逗趣儿：王老师，晚上上车前必须还得穿这件衣服！王仁笑着说：我等于加演了一场！与扮演伟人的演员相比，喜剧演员就大大不同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观众经常对我说的几句话是：嘿，老黄！来一段！你又跑这儿演小品来啦？我这孩子也不好好学习，整天皮拉嘎叽的，让他跟你学小品吧！由于在台上表演的大多是那些嬉笑怒骂的小人物，因而，在生活中观众与我们交往的方式也比较随便。
一年冬天，我在北京梅地亚宾馆门口打车，因为下雪，路况很糟糕，百分之九十的出租车都拒载。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非常热情地摇下了玻璃窗：哎哟，没想到是你！真他妈巧！快上来，快上来！一句他妈的，使我犹豫了一下。可是，总比在外边冻着强，我赶紧小跑几步拉开车门：谢谢您停车，我已经等了半天了！就是！司机一边说话一边启动车子：今天这鬼天气，都他妈不愿意拉活。这要不是你呀，我他妈的根本就不停了！我跟你说啊，平时，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这帮玩意儿！喜剧演员变成了玩意儿，我苦笑着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从这时开始，他妈的他妈的成了这个司机每次开口的前导语，而且越说越兴奋。热情是真热情，嘴里也真是不干净。我想阻止他，又不能说难听话，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他的模样，年纪和我相仿，但长得比较面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大爷，别光说话，注意点路。司机愣了一下。
我紧接着又说：大爷，到前边路口拐弯！啊啊啊……大爷！到了。……
下车了，我付完了钱，朝司机挥了挥手：谢谢您，大爷！车走了，我估计那位司机关上门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你大爷！我知道被同辈人称为长辈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这人天生长得老相，属于乍看不怎么年轻，越看越不如乍看的那种类型。三十多岁，一笑，眼角就布满了鱼尾纹；一抬眉毛，脑门上除了垄沟就是垄台。
记得三十五岁那年，《中国青年》杂志向我约稿。我在文章开头的几句是这么说的：青年杂志向我约稿，使我受宠若惊，虽说只有三十五岁的年龄，但在生活中处处遭到五十三岁的尊重。我的艺术形象使我充满青春活力的心灵过早老成。记得一次在麦当劳吃快餐，刚刚坐下，进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妇，怀中抱着一个孩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她的身上，我赶紧往里挪了一个位置，一是出于军人的助人为乐的作风，二是希望这位漂亮的妈妈坐到我的旁边。她向我表示感谢，对怀中呀呀学语的孩子说：快谢谢姥爷！我尴尬不已。
只记得那次快餐吃得最快。还有一次参加一个电视座谈，一位女主持人热情活跃。哇，黄宏先生，你比台上年轻多了！看上去，最多不过五十岁。再多的话，也只是一点点。我赶紧接过话筒，说道：小姐，您是《夕阳红》栏目的主持人吧？知道我年龄的人都笑了，那位小姐却有些莫名其妙。
不光因为我长得老相，也因为我演的角色中年以上居多。演员在电视台上镜之前，都要经过化装这道工序。每次往凳子上一坐，我心里就不平衡，别人是怎么漂亮怎么描，我是怎么老梆怎么抹，用的底色都是最重的。所以，屏幕上出现的效果就大不一样了。你想，漫画能和工笔画相比吗？给观众留下老的印象，卸了装下了台也抹不掉。面老不面老我倒不在乎，反正活一年只长一岁，任凭人家怎么猜、怎么看，自然法则是改不了的。
我跟蔡国庆在一个团，每次演出，总有若干女歌迷拥到台上献花。那些女孩子会把为一台演员准备的鲜花都塞在小蔡的怀里。等我再上台的时候，既见不着鲜花也见不着美女。所以，每次下台以前我都问观众一句：还有献花的没有？没有我就下去了！一次一个女孩儿反问我：黄老师，您这身打扮也不像接受鲜花的人哪！我笑了：对，我更像种花的！想想也是，被小蔡的大眼睛温柔专注地看上凝视上一回，就会让一颗年轻躁动的芳心感动得想哭，其实我的眼睛长得也挺大，可是，我看谁的时候，谁都忍不住要笑，看来，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明确分工的：有人负责让人动心，而我，负责让人开怀。经常有些女孩子到后台来找我们签名、照像，名也签了，像也照了，临别前我最怕听到的一句就是：黄老师，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你。每到这时，团里的其他演员总要开我的玩笑。
尤其是彭丽媛和董文华，一见面就逗我。因此，不被女观众喜爱，成为扣在我头上的一顶高帽。
终于有一次机会我扬眉吐气了。
1993年，总政歌舞团到上海演出，阵容整齐，声势空前。演出开始了，上万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我演的小品《提亲》刚结束，观众席上突然站起一位女士，大声喊道：黄宏，我爱你！这声音使全场观众震惊了，使我们团的全体演员震惊了。
我激动地向着那个声音的方向挥手致意，连声说道：谢谢你，谢谢你！我挺胸抬头走进后台。此时，那顶不被女孩子喜爱的帽子终于从我的头上摘掉了！我兴奋地对大家说：听见没有，还是上海人识货呀！那些追星族只不过让你们签个名、照个相什么的，可是喜爱我的观众，居然站在万人面前高喊黄宏我爱你！！幸福啊！?在上海我们连演三天。
第二天，我们坐着面包车又来到了体育馆。刚一下车，昨天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黄宏，我爱你！我顺声望去，这才看清她四十多岁，又肥又胖，穿着黄军装，扎着腰带，头上梳两条辫子，胸前别一溜毛主席像章，也不知在哪儿还把裤子坐得精湿。看见我，她激动得直蹦：黄宏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董文华和彭丽媛早已乐不可支。我出于礼貌，走上前去。
你好！刚要上前握手，警察把我拦住：别理她，精神病！天天都来！我灰溜溜地钻进了体育馆，到了后台更成了大家取笑的目标：黄宏啊黄宏，我们真以为大千世界中能有一名女观众为你动心，闹了半天还是个精神病！我憋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句话为自己解嘲：别看喜欢你们的少男少女成千上万，喜欢我的只有这一个，而且还是一个精神病。但我更加珍惜它，因为在她仅有的一点记忆中，还能记黄宏这俩字，不容易啊！此为笑话。不过，从她胸前的一溜像章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给她的精神带来过何等创伤，不光是她，我们的民族不也曾伤痕累累吗？相信造成人们痛苦的那个悲剧的年代永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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