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历尽沧桑
盛中华 六岁时我随母亲学钢琴，到九岁时已弹得不错了，可以流利地演奏巴赫“创意曲第一首”和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等乐曲。有人鼓动我去考上海音乐学院，家长明知年龄太小不可能录取，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让我去试试，见见世面，也测试一下水平。 我和哥哥盛中国都去考了。他考小提琴，我考钢琴，当时很引起了一阵轰动。我们的专业都通过了，可文化课跟不上，所以校长要我们长大了再来考。 那时我长得精瘦，梳了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显得特别有神。 后来父亲考虑到我的手小，学钢琴有局限，就让我改学了小提琴。由于有了钢琴基础，学小提琴进步很快。一年以后，我参加天津市少儿文艺会演得了一等奖。当时报纸上称我为“天才儿童”。 那次我演奏的是一首罗马尼亚民歌“云雀”和舒伯特的“音乐的瞬间”。 小学六年级时我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附小的第一批学员。由于我功课好、遵守纪律，又有特殊的音乐才能，小学毕业后我就直升音乐学院附中，成了令父母自豪的保送生。 我的父亲———盛雪，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市的一个小资产者家庭，青年时代他随家迁居到了南昌。临川是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的宰相王安石、大文豪汤显祖就出生于此。 父亲爱好艺术，习书法、拉二胡……不知何时起他迷上了刚传入中国的西洋乐器———小提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九岁那年他考取了国立音乐学院四川分院。同年我的母亲朱冰也考入该院，母亲学钢琴，考试时给他弹琴伴奏。她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学时代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除了会弹钢琴，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又兼学声乐。 他们是同窗，在同学的过程中，母亲被父亲那种顽强执着的学习精神深深感动，经过自由恋爱，毕业以后他们结了婚。 父亲原名盛天洞，母亲原名朱宾坤，结婚以后，他们都改了名，冰、雪是一体，可见这也是感情的象征。 有了孩子以后，母亲不得不放弃事业，操持家务，开始了她辅佐丈夫、培育子女的漫长生涯。 父亲对小提琴情有独钟，他又是那种少有的、专心致志钻研业务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聊天不串门，全力以赴地研习着小提琴的演奏艺术。 无论寒冬酷暑，他都练琴不辍，甚至于牙痛、肿脸得很大他也不休息；他不断地实践着、探索着、比较着、记录着，就像一个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因为小提琴在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无论在演奏上或教学上都处在发展初期，又没有翻译资料，他也没有机会留洋，只有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 好在那时还能买到一些外国人带进来的唱片和乐谱，这对于他都是奇珍异宝。他反复听唱片，对着乐谱查字典，弄清那些音乐术语的意义；研究着不同演奏家的风格特点，这使我们自幼熟知了海菲茨、克莱斯勒、梅纽因、津巴利斯特、蒂博……等伟大小提琴家的名字，同时聆听到他们的演奏（当然是从唱片里）。 由于他的勤奋，他在二十九岁时就被聘为教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不仅与我的母亲一起共创了名扬中外的“盛氏小提琴之家”这一奇葩，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造诣颇深的小提琴演奏人才和教学人才。 我看到他有时半夜里想到什么心得，会一骨碌爬起来写，那种锲而不舍、废寝忘食的奋发精神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我们虽然受到他的影响，也步着他的后尘，但相比之下，是望尘莫及的。 父亲的气质我认为是巴甫洛夫学说中的胆汁质一类，是艺术型的人。他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容易激动…… 他非常爱他的孩子们，但是在教琴上对他们却要求十分严格、毫不含糊。由于居室不宽敞，为了便于巡视，孩子们时常在一间房里练琴（插上弱音器），每个墙角站一个人。父亲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发现问题马上指出，由于他的监督，谁也不敢偷懒。只有借故大便，在马桶上多坐一会儿。如果我们练琴不用心，他教得烦累时也会打骂我们。 中国学艺的传统教育就是严厉二字。在戏曲界，闻鸡起舞吊嗓子是口头禅，加上贝多芬父亲的打骂教育很影响了一批人，认为“不打不成材”就是真理。 父亲打骂我们是出于急躁、出于“恨铁不成钢”、出于接受了“严厉教学法”，而不是不爱我们或虐待我们。 每当父亲控制不住对我们发脾气以后，他也很后悔，会心里难过内疚。如果我们睡觉了，他会轻轻走到我们床前问我们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或是帮我们把枕头弄得更舒服一些，或把被子盖盖好。这说明他内心是非常矛盾的，其实他对我们的严厉也是一种负责的体现。 对每个孩子的前途他都关心备至，我13岁离家去上海学习后，他百忙中不断写信叮嘱这叮嘱那，有次他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两面写满了密密麻麻叮嘱的话语，也许是圆珠笔不好，漏油太多，结果是两面的字重叠到了一起，使我一个字都看不清楚，但父亲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他这样一个惜时如金的人来说，写了一封无法看的信当然是件遗憾的事。事后他听了这事也禁不住遗憾地笑起来。 以后，孩子们长大了，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只要有熟人、朋友到我们的所在地，他就要忙着煮茶叶蛋（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买好我们喜欢吃的土特产托人带来。凡是我们演出乘火车乘轮船路过南京，他都要奔来看望我们，仍不忘带上好的吃食。 父亲生性耿直，从不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他花在业务上的时间太多了，无暇研究人际关系，更不屑于耍弄权术。这是许多学者的通病，也是造成他们这类人屡屡碰壁的根源。 父亲不是感觉不到人事矛盾的压力和威胁，但他不想花这个时间去研究，当然也常常不知怎么办！耍手腕的事他做不来也不愿做。他总是想回避矛盾，以为钻到家里这个螺蛳壳里或换一个工作单位情况就会改变，事实不是这样，“人际矛盾”是无处不有的。尤其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正大搞阶级斗争、人斗人、人整人。 在上山下乡年代里，不少人想靠子女学一件乐器考入部队文工团以逃过下乡厄运，他们有的求我父亲教琴，如果没有学出头，他们就埋怨父亲教得不好或者说他没好好教，不然怎么自己的子女一个个都考入了文艺团体呢？为此父亲受了不少委屈也难以辩驳。 同事之间，或多或少有竞争关系，自古有“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一说。如果仅仅是业务公平竞争，这还问题不大，可常常有人是用其他手段将竞争者打下去。我父亲哪里是人家的对手？这种其他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职权，拉拢一些人给他的学生打低分就可以了。因为艺术不是算术，打分的灵活性很大。在反右期间，父亲还差点被他的同事领导打成右派。退一步想想，如果父亲识时务一点，悠着点，多“尊重”一点好大喜功的领导人，多给他们一点面子，也许情况要好些，谁知道呢？说穿了还是他不会做人。他只顾钻研学问，不问政治、不通权术，而业务竞争又是残酷的。 父亲像不少文人那样，有很强的自尊心。但是在过去许多年代里，我们是不重视人的尊严的，知识分子尤其得不到，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多少人在人格饱受侮辱之后九泉之下也未能瞑目…… 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父亲不愿随意批评自己———因为作为一个人，他认为自己已够努力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无端辱骂自己。但是骂得不够，当然检讨就通不过，还要一次次地重写，然后再听大家提意见———变相地骂！有人还趁机搞打击报复泄私愤。这是什么世道啊！我常常见父亲开完会眼睛通红地回到家里，只见他愣在那里，饭也吃不下……当然，父亲也有缺点，比如政治学习常常迟到，发言不积极，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他不喜欢参加这种空话、假话、言不由衷话的会议。他不愿装“假积极”。 父亲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热爱生活、执著追求事业的人。可惜他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还未来得及整理，就在65岁时与世长辞了。虽是患急病误诊而逝，但也是长期心力交瘁造成的结果。 母亲是个极善良的人，刚生下哥哥盛中国时，由于缺乏育儿经验，整天将他捂得严严实实，生怕他吹风着了凉，结果是反而捂坏了他的身体，使他瘦弱多病。隔年生下我，母亲就多了一些经验，因此我长得比较壮实。 母亲虽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多年，但她却不崇洋媚外，既没有养成吃洋面包的习惯，也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起洋名字。她和父亲给我哥哥起名盛中国，给我起名盛中华是面对当时的国力羸弱、政治腐败，面对中国人民惨遭他国蹂躏，爱国之情、悲愤之心使他们寄希望于子女，希望我们长大后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又陆续有了弟弟妹妹，我们兄弟姐妹总共是十一个，八男三女。 母亲的多产也许与遗传有关，因为听她说外婆生育了十八胎二十四个（其中有几对双胞胎），旧社会医疗条件差，尽管外婆有钱，早早住进医院待产，但孩子还是夭折了不少；再加上她自己不愿带孩子，把他们交给奶妈（她是律师，又开绣花作坊，还喜欢搓麻将），最后只存活了五个。 十一个孩子都是由父母二人亲手抚养长大，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与磨难。母亲最不愿听的话就是将孩子托给别人去带。她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也是不人道的，除非万不得已。因为带孩子是要付出很大心血的，没有善良的心和母爱是带不好的。孩子可能会受苦，受了苦也不会讲。 记得我家是通宵不关灯的，因为只有这样母亲才能随时观察到孩子们的动静而便于照料。 凡是孩子有病，她从不马虎，总是及时送医院。天再冷，人再乏，她一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就会咬紧牙关立即行动，绝不会“等到明天再说”，因为她亲眼看到有些家长因贪睡而耽误了孩子的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儿童医院，一个男人抱着刚死去的儿子喊道：“爸爸来晚了，爸爸来晚了……”由于母亲的尽心尽力，孩子们才几次逃过了危险。我的小妹有次发哮喘病，脸憋得发紫，母亲马上抱她去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就没救了。母亲积累了不少育儿经验，比如孩子吵闹可能是有病，不吵不闹、昏睡可能是病得更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我家最难熬的岁月，样样靠配给，半夜排队买菜的事她总不让孩子们去，要我们保障睡眠好好学习。常常是天寒地冻她就披星戴月悄悄出了门———而且是空着肚子，穿着单薄，那冷、那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有次我回家度寒假，吃饭时父亲给每人分了一小块红烧肉，母亲见我吃完了自己那块还意犹未尽的馋相，就将她那块放到了我碗里，我当然不要，推来让去之后这块肉最终还是被我吃下去了———我含着眼泪吃下了它。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赚许多钱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那次我在家度假，有道美味佳肴是刮吃粘在锅上的奶糕，这奶糕是牛奶、奶糕、水和糖搅拌在一起煮给未满周岁的小弟弟的食物，煮沸后锅壁上常会粘附着一些，我不在家时这只锅子是大家轮流刮，我难得回家，他们就优待我了，这只锅子中属于我专享。母亲从来不吃一口，她总是这样，吃得最差，穿得最差，但劳务最重的也是她。 我有一个学钢琴的弟弟，听到唱“那个新疆好地方呀”！看了宣传新疆是好地方的电影，就坚持要求去新疆“支边”。由于他身体不好，父母担心他身体顶不住，劝他不要去，可他坚决要响应党的号召，到医院动了大手术后身体尚未复原，就拖着虚弱的病体去了新疆。可是到了目的地，见到的是一片荒原，根本不像电影中那样牛羊成群，葡萄满架。但他没有气馁，积极劳动，吃苦耐劳，还当了队长。没想到文革中被人陷害，五花大绑弄得不知去向，先听说在做苦役，后来又听说被塞到了地板下……这消息使母亲昏死过去了七天七夜，后来弟弟在全家不遗余力的营救下才解救出来（他差一点被判了五年监禁）。 在动荡的年代，我和我哥哥的孩子都无人带养，万般无奈之下，还是母亲挺身而出挑起了这副重担。“备战备荒为人民”时她还要去挖防空洞，每天都撑着，像一头牛一样地劳作。 母亲很明理，虽然在孩子们不听话时也会打上两巴掌，骂上几句，但是不多。她很少盯着我们的缺点数落不停，她是身教重于言教的，训教也是适可而止。她说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有缺点也要慢慢改，改不了只有到社会生活的大风大浪中去冲刷。所以我们和她在一起精神上总是轻松愉快、压力不大。 她尊重孩子们的隐私，从来不乱翻我们的东西看看有什么奥妙之类。不像有些家长，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他们的一切都要由自己管，不顾及对方的尊严与人格。 祖父有病，母亲从不讲嫌弃的话。他大小便失禁，也是母亲亲自擦洗，只见她被臭气熏得一边呕吐一边擦，我们虽也对祖父好但没能做到这一步，总是站在一旁看着。 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不少人，有人还克扣老人的粮食。母亲从不这样做，相反，考虑到祖父有糖尿病，还尽可能让他多吃一点。她总是从自己身上省、省、省，为每一个身边的人服务着、奉献着。 母亲毕竟不是铁打的，过度劳累、缺乏营养、夏烤冬冻，使她患有多种疾病。但她总是撑着———被一个伟大爱心支撑着。 在她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孩子个个尊老爱幼心地善良，长大后互相之间从没因经济问题闹过纠葛。 母亲的爱心绝不仅仅是对家人，凡是有人有困难找她，她总是尽力地帮助。一次我见她将半盆米倒给一个穿着破烂拖儿带女的逃荒妇女，而我家当时并不富裕，可以说是很拮据；当她知道我班有个外地同学生病又缺衣御寒时，她就煮了鸡蛋挂面、拿出我们的旧棉衣裤要我送去。 母亲绝不是个只会生孩子、烧饭洗衣的人，她是非常聪明智慧的。如果不生这么多孩子，不这么倾注全力培育下一代，她肯定是一位成功的歌唱家或钢琴家。 看到她年轻时在学校获得的一大摞奖牌，我才知道她不仅在文艺方面高人一等，还在体育方面胜人一筹。 母亲的多才多艺给我们影响很大。她不仅会弹琴唱歌，还写得一手端庄的好字，她文章写得又快又通顺；她喜绘画作诗，父亲常常和她一起切磋技艺。父亲也写得一手好书法———风格飘逸、气宇轩昂。 母亲的事业是在子女长大成人、一个个参加了工作、她又带大了一个孙子两个孙女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事业的开展是太迟了一些，但还是发出了夕阳般的光辉。她在近六十岁时开始演唱，虽然她身体虚胖，腿也走路不便，但那天生的玉喉和那显示技巧的精彩高音定位，常常博得满堂喝彩。1984年“盛氏小提琴之家”在广州等地演出时，她的独唱节目是最轰动的节目之一。人们祝贺她育儿有方，同时也钦佩她的智慧与毅力。 她在演唱的同时还潜心研究教学，所教的学生有的考进了专业团体担任独唱，有的成为业余文艺骨干。有些在职演员也慕名来向她请教，她从来不保守，总是诚恳接待。 有次我回家省亲，走到家附近就听到厨房里传出声声怪叫，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进去一看，只见有几个青年男女正围着我母亲在练唱。他们走后我问母亲怎么唱得这么难听。她说这些都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人，尽管不具备当歌唱家的条件，但她还是想满足一下他们的愿望，训练总比不训练好。这些人里有泥水匠、护士、电工、知青……他们收入低，没钱交学费找正规教师学，知道占用了母亲不少时间，又不收学费，练完声他们就帮做家务，有的洗衣、有的扫地、有的切菜……人多力量大，一下子就干完了家务。母亲看了也很高兴。 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房里练声要钻到厨房，她说是父亲受不了这种叫喊声———他没法工作。为此母亲特地买了一架手风琴，把学习阵地转移到厨房（我家厨房与住房隔一小段路）。 可是问题还是有，没过几天我看到一位邻居匆匆来找母亲说：“朱冰同志，求求你们不要再唱了，我们实在受不了啦！”他是代表附近居民来交涉的。我母亲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经过协商，只在下午三点至五点唱，而且是隔天。此后，每每听到他们练声我就忍俊不禁，因为他们一时找不到发音共鸣点，音又唱不准，不好意思唱，可又必须发声，只好鼓足勇气乱吼。 从六七岁起，我就开始学钢琴、小提琴，可那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九岁以后，我常幻想着、思忖着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多是在工程师、画家、文学家、医生几项职业中选择着。 以后，当我作为一名保送生进入了音乐学院附中后，我才意识到———小提琴，这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了。我已再无选择余地，所以幻想也就终止了。 在我十三岁时，参加了北京的音乐周会演，演奏的是沙拉沙蒂的“流浪者之歌”（殷承宗伴奏）。这是一首高难度的小提琴作品，集各项复杂技巧于一炉，乐意回肠荡气……我的老师———父亲，在教学上大胆创新，因材施教，使我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不仅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还初步驾驭了各种技巧。我的音乐记忆力特别强，悟性高，手指灵活，脑子反应快，所以在专业上一直是学校的尖子。 我的哥哥盛中国也是附中学生，比我高一班，他在上一年参加了北京音乐周的演出，是由“红领巾乐队”伴奏，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他也是父亲一手教出来的。在当时的音乐刊物《人民音乐》上先后登有我俩独奏的照片。 不久，父亲调到南京工作（反右斗争时，他差点被打成右派，一怒之下，他要求调动工作。原定调到上海，不知怎么到了南京），此后我从天津转学到上海。 当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得知我是一个高材生后，就将我破例安排在大学部的一位教授班上，对我重点培养。 可这时的我，一脱离了长期约束我的家庭、脱离了父亲严格的督促后，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般乱跑乱叫起来。新环境使我感到新奇，兴奋。 我曾经在父亲的严教下琴练得太多了，我感到很累，精神压力太大。现在无人管束我了，我也想歇歇喘口气了。因此，星期日我也睡懒觉。练琴时，我静不下心来，我习惯了父亲守在旁边，我还不能够自己约束自己。我一会儿跑到一间琴房去听人弹钢琴，一会儿又窜到另一间房屋去听人拉二胡或看人敲鼓……我上蹿下跳，觉得生活轻松、愉快极了。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过。 自由啊！自由！自由是多么美好！ 我喜欢结交朋友，喜欢放声大笑，喜怒哀乐无常———典型的艺术型、情绪型、性情中人。高兴起来，手舞足蹈，话很多，格格格笑得胃上那块肌肉都生疼；忧郁起来一声不响，低着头走路，好像世界末日要到来。 不久，我学会了下五子棋，经常和一些不太用功的学生轮番作战。我贪玩好动，发现自己已厌烦那枯燥的练琴，尤其是练基本功：左手举着琴，手指在指板上不停地敲击着；右手也要千百次，上万次地挥动着，眼睛盯着乐谱，耳朵仔细地听辨着发出的音高是否准确、音色是否悦耳。一天数小时，就这么站着练呀练，双手要训练得像电脑那样又快又准……我感到太辛苦了！这是干什么呢！我有时甚至会不明白一个人花这么多时间在一个“木头盒子”上拉来拉去是为了什么！ 很快期末考试到了（这时我初二），当考试的成绩在布告栏里张贴时，我顿时傻了眼，我这个曾经令师生刮目相看的新同学、业务尖子，现在，成绩只有三分（那时是五分制），而其他几个同学，那些普普通通的，有的是五加，有的是五分，有的是四分、四减，而我———只比最差的一个好一点而已，是倒数第二名。 天啊！我一时感到天旋地转，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感到没脸见人了，飞快地逃开了去，奔到一间无人的大房间，扑倒在一方地毯上呜呜地痛哭起来，任凭眼泪带走我的耻辱、我的悔恨…… 不知过了多久，我哭够了，渐渐清醒过来，我坐了起来，抹干了脸上的泪迹，定了定神，知道唯一的雪耻之路是告别懈怠的昨天，从此奋发图强、重新做人。 第二天，我像变了个人似的，清早六点钟我就爬起来练琴，我雷厉风行，抓紧时间。吃过早饭，不休息，又继续练琴，我不再窜琴房，不再聊闲天了，也不大笑了。我突然变得非常严肃。 我可以一连四小时马不停蹄地练琴，以此来捡回由于自己懒惰贪玩而荒疏了的琴技。这样尽管很累，心灵却感到了充实。 我埋头苦干，直到实在疲倦得练习失去效率时，才跑到同学中去“嬉闹”一阵，为的是调剂精神以利再战而不是为享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接下来的大考中，我的专业成绩不仅是满分，而且我那精彩的技巧和过人的气质还在师生中引起了轰动。尽管我上学期由于成绩不佳而给我换了一位教师———仍由附中的老师教我，但是由于我主观上的努力和老师因材施教，我的琴技突飞猛进。为此，主课老师在我的学习记录册上写道：“……她不仅有着特殊的才能，还能进行创造性的学习……”。 不久，好运来了！在一次学习演奏会上，刚请来的苏联专家看中了我，定要收我为学生。他惊讶中国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技巧高超的女孩，问是谁教出来的。然而，按文化部的规定，苏联专家只能从大学部选拔学生和教从全国各地艺校、文艺团体送来的业务骨干。可专家认为我是块极好的料，年纪又小，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文化部终于破例同意我到他班上学习。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专家准备让我参加国际比赛，安排我将练好的曲目拿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内部调演活动并听取音乐界人士的意见。 在演出后，我的演奏引起了音乐界人士的注目，反响很热烈。可就在我向上挺进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被召回国，他对我的培养计划当然也随之告吹了。这以后，中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文艺活动在国际舞台上也减少了，一时处于低谷状态。 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年，我国为了推动小提琴演奏事业的发展，赶超世界水平，在上海举行了首次全国小提琴比赛。这也是一次对当时小提琴演奏水平的大检阅，比赛不限年龄、职务，任何人都可报名参加。因此凡是有能力者都跃跃欲试不放过这次机会，有些人抱着即使不获奖，对自己也是一次学习和促进的态度积极备战。 我当然是参赛者之一（这时我的哥哥盛中国在苏联留学，所以未能参加）。 比赛的曲目、程式一律按国际比赛规定，分三轮淘汰制。不同的是：必须加演一首中国乐曲。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进入了第三轮决赛，我这里还保留了一张当年进入第二轮比赛的名单，我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比赛结果：一等奖获得者一名，是我院的一位教师，也是评委会主席、我院院长的女婿，我与另两名排在二等奖。对于名次的排列，当时议论纷纷，认为不公平。内部消息传出我与第一名的比分相同，为何不并列？为何还要弄成一等二等（国际比赛是排名次）？对此评委会主席的解释是我与另一位是同校师生，排在一起不妥，再则要发扬风格照顾外地选手。也就是说将我安排在既突出第一名又提携另两名外地选手档次的角色，当时我没多想什么，我还很单纯，认为领导的安排都是有道理的，我应当发扬风格。我还不懂得“公平竞争”这句话，也不懂计较。 当时的报纸上登了不少评论文章，称我为“初生之犊不畏虎”，“后生可畏”…… 这次活动给我很大激励，至少我知道自己是全国当时数一数二的小提琴手了，我应当不断努力，争取攀登小提琴艺术的世界高峰，为国争光。 自从全国比赛获奖以后，我这个能力过人的青年姑娘已小有名气了。不少人关心着我，护卫着我，崇拜着我，但也有人心里不舒服的，大概这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罢！ 一些人对我不以为然，有当面说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刺刺我的；有翻白眼干脆不理我的；还有表面友好背后捣鬼的———比如到领导面前去作不实汇报以达到领导对我不信任不培养的目的……某些反映，我隐隐听到一些：一说我只专不红———即只顾练琴，不关心政治。二说我只重专业不重视文化课。这两个问题在当时是够严重的。 的确，花太多的时间练琴了，不然怎能赶超国际水平呢？而那时的教学水平又是有局限的，小提琴传入中国毕竟只有几十年历史，我很难用十分准确的科学方法进行练习，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练了数小时琴以后，我就再也做不到熟背政治、历史、地理等了。 在外国专家班上学习时，学校领导为了让我全力学好专业，减免了我一些文化课，这是校方的决定，并不是我自己不要学，可在某些人嘴里，这些课程不上也变成了我的罪责。好像是我逃课。 同样，由于练琴太多，我也没有多少时间能找组织谈心，或写思想汇报之类，有人就说我不靠拢组织，与党有隔阂。可是我自认在政治思想上是积极追求真理的。当我看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后，我被深深感动过。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的宗旨使我感到过一种彻底的崇高、伟大，因此，我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我也是一到年龄就被批准的第一批团员中的一个。 对于某些人的冷嘲热讽，我也有反击的时候，比如有位同学见我在考文化课前临阵磨枪，就说：“真笨！”还幸灾乐祸地瞟了我一眼，看看我领会了她的意思没有，我当然领会了，立即回答：“有时鹰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对方哑然。 大多数情况下，我的自卫能力是极差的，对于一些人带刺的话语，我常常是不知所措、无言以对，而有些人见我这么迟钝，似乎很喜欢欺负我，以此为乐。 某一天在宿舍，有位女生说：“别看有的人老实，其实思想复杂得很呢！”我就问：“你是在说谁呢？”她说：“就是在说你！”我无言，心里很难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多想找人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我希望有人指教我如何处理面临的一些问题，可是去找谁呢？父母不在身边，信上也讲不清，我只能将伤痛闷在心里，像有疾病在身得不到治疗那样。我在一点一点地品尝人生的苦楚。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党委书记写给我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希望你注意政治思想上的进步，要全面发展，不要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钻了空子，乘虚而入……不要在大海里游泳触上暗礁……”我不明白他这些话具体指什么而言，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但是“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毫无疑问，他这是在对我敲警钟，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批评了。 过了两天，我从阅览室出来，正好碰到这位高高在上的书记，我很紧张，想逃，但是被他叫住了。我尴尬地站着，搓着手指等待着他发问，书记透过深度近视眼镜审视着我，然后带着长者、官们特有的那种微笑指着旁边电线杆上贴着的标语问我：“你认识这几个字吗？”我抬头一看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几个字，怎么不认识呢？我答：“认识。”“能念给我听听吗？”他问。我念了。之后他高兴地说：“不错啊，没读错字！” 这真是奇耻大辱！真是对我太不了解了。他哪里知道，我在小学读书时，功课一直是近五十名学生中的前四名，语言还特别好，默写生字很少出差错，朗读课文是最出色的，声音清亮，字正腔圆，不打一点咯噔。可现在，书记却把我当成一个蠢货、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与我素不相识，他是从哪里得出这些看法的？又是什么人这样歪曲我？ 还有一次，我写的家信在寄出之前掉在了地上，被一位同学捡到了，他看了信，知道是我写的，认为内容反动，因为其中有一句：“在最近两个星期劳动以后，我的手变僵硬了，很少练琴……”这叫做对党的政策有抵触情绪，就将信交给了班主任，好在这是位正直善良的老师，对于上交者拆看私信已不满意，再又为了这样一句实话小题大做去整自己同学更不满意，就将这封信退给我，并要我以后寄信当心一些，不要马大哈。而这位同学（事后我已知道是谁）平时与我关系还是不错的，没有发生过任何龃龉，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同行必定相妒，必是冤家吗？我又一次感到不解。 日复一日，我每天除了上公共课外，还规定自己练六至八小时的琴，星期日有时练十小时。练得太苦，有时我一边练一边流泪———累得支撑不住了。但是，为了一个既定的目标，我还是逼着自己练呀练。我知道，哪一个成功者没有鞭打过自己？ 六十年代，提供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所以我在没有什么诱惑的环境下，很耐得住寂寞与孤苦。 但是，苦毕竟是苦，生了病没人管，冷死热死没人管，常常感到饿，虚脱吃不饱，也没办法，十五岁离开家啊！ 我发现自己渐渐变得有点呆头呆脑，或者说像个机器人了，在这种状况下心中没有活力，艺术创造的灵感几乎荡然无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只能挤出最低生活费寄给我，除了交伙食费以外只剩很少一点零用钱。我练琴很多，脑力体力消耗大，又处在身体发育时期，营养接不上，每天早上我都有种精疲力竭之感，爬不起来；眼皮子也常常像要耷拉下来似的，浑身无力，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撑着。 住读生是吃在食堂，有一阵子是包伙，虽然粮食有三十斤定量，可是由于食堂克扣，伙食常常是不足分量的糙米饭和清汤水蔬菜，即使有荤菜，也是一小块鱼或一只蛋或几片红肠之类。 每天早餐只吃一碗薄薄的稀粥、一只馒头、一点酱菜，那时真想有只包子或咸蛋什么的。油条是想也不要想了，豆浆牛奶更是没有可能；中、晚饭时真想多吃到点菜，希望能有红烧肉、走油肉、大排骨……不是一块，而是几块。但是，这只能是在梦里。这时我真正体会到饥饿的滋味。 营养不良，吃不饱，极度的疲劳袭击着我，终于我病倒了———肝肿大。我只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人站着也是歪斜着。 自然灾害时期，生病的人很多，我这点病算不得什么，也没人管，身边又无亲人，只好撑着，多睡点觉，少练点琴了。 在我求学阶段，劳动锻炼很多，一会儿下农村，一会儿下工厂，一会儿下码头。 劳动锻炼并不是坏事，可有些是我体力不能胜任的，比如有一次下农村拔棉花秆子，农民说等下过雨，泥土疏松些去拔就省力了。可当时的领队思想极左，他命令同学们在干硬的土地上拔棉秆，每拔一株，我都要使出全身力气，像拔河那样，涨红了脸，憋足了劲，经过几次爆发式的用力，才能将其连根拔出。当时还不许戴手套，就这样，没多久，我的手掌就起了泡，泡磨破了又出血，露出红肉。 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那段时间里，竟要求大家不穿鞋子，这叫做“向贫下中农学习”。 为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们就赤脚踩在水田里，踩着粪便、污水，我最怕踩着蚯蚓和蚂蝗，那会把我吓得半死。因为下水，我皮肤被虫叮咬搔破感染化脓，腿烂了，到医院去治疗时，医生说有绿脓杆菌侵入繁殖。 那时候人的思想真是十分可笑，为了与农民建立感情，改造大家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求学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人会钻到产妇血污腥臭的被子里去与之同睡，以示爱农民；有人自己有牙刷不用，而与农民同用一把，以示不嫌弃他们脏、无隔阂（当时只有个别农民用牙刷）。 不过那位用农民牙刷的同学很快引起了该农民兄弟的不满，说这个同学太会打小算盘了，为何自己有牙刷不用而用他的呢？弄得学生啼笑皆非。 这些事例都不是我编造出来的，而是当时作为表扬内容登在“三同通讯”上的。 对于我，健康损伤最大的一次是码头劳动。那时我一直感到身体疲软乏力，可是不知谁点名要我去参加码头劳动锻炼的试点，说是我一天到晚只知练琴，思想上的改造应加把劲，那时我太老实，什么也不敢说，有病也不说，怕说了身体不好会被人看成是怕苦怕累，逃避劳动。 我们像码头工人一样跟着干重体力劳动———搬、扛、拉车子，一天劳动八小时，我实在力不能支，但又怕被人批评为吃不起苦、偷懒，只好咬着牙把命豁上去拼。背负的货物也好似要连同人一起滚落到江里，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聂耳的《码头工人之歌》，这时才真切地体会到这首歌的痛楚感情。 从初三开始，学生们就要定期写思想小结———即挖掘资产阶级思想和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思想，这叫做“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先自我批判，然后大家帮着批判。有时明明没有的想法也要强加于人。比如当我挖出自己有成名成家的思想时，辅导员就启发地问：“有没有想过利的问题？”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辅导员见我没承认这一点，又说：“名和利是搭在一起的，像一对双胞胎，叫名利思想，想名必想利……”被这样连珠炮似的发问着，好像我这人不老实，故意隐瞒不肯坦白交待什么问题似的。我感到烦恼，干脆按着对方的要求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说：“嗯……对！我是没有仔细深挖自己的思想。毫无疑问，我肯定想过金钱的问题，只是自己怕痛不敢正视而已。”接着赶快写上我想钱的坏思想。 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学生，她是抵抗不住“再想想再想想”这种逼供的。 “挖思想”分三道壕沟，叫做“挖三线”。第一线思想是属于一般性的坏思想，比如好逸恶劳啦，想吃好穿好啦之类；第二线思想就是稍严重一点或有点上不得台面的坏思想了，比如贪图享受，想多吃多占，想偷，对现实不满；第三线思想就是隐蔽得最深的，挖起来最痛也是最见不得人的思想，比如向往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想不劳而获，对社会主义社会不满，甚至希望变天，反攻倒算…… 这种思想小结写多了，我发现只要胡编乱造痛骂自己就能过关。但是又不能写那些让人看了真会通知公安局来把你抓走的话。这就要“帽子”扣得大，上纲上线高点没关系，具体内容不能瞎写。这种亲笔写下的东西是要塞进档案里去的哟，不定什么时候拿出来作为凭证就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的思想小结末尾总有这么几句空话、套话，如：如果我不好好改造思想，任自己这些坏思想发展下去，必定会在某一天沦为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或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或是成为枪毙鬼！…… 我为了过关，下狠心痛骂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尊心却受到极大伤害。我无法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无缘无故地骂自己，这种做法不是侮辱人格是什么呢？ 我虽然不止一次想自杀，但是在控制这种愚蠢的冲动之后，传来了一个喜讯。还差一年高中毕业时，校方通知我直升大学，这是对品学兼优、有突出专业水准学生的奖励，称为拔尖。 当时只有两人获此殊荣。另一位就是现在的赵晓生教授。 在高中一二年级时，班主任在与同学们个别谈思想时了解到有些学生已出现了恋爱的萌芽。 只要老师问，这些半大不小的同学就会天真地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她喜欢谁，他又喜欢谁…… 恋爱———在当时学校是不允许的，尤其对中学生，老师一再提醒。学生们心中的这个秘密只能作为思想问题谈出来，而不能作为一件正大光明的事去告诉老师。 尽管不提倡不允许，但大自然的规律仍是扼制不了的，有些同学还是无法抵抗地跟着感觉走，暗暗地恋爱起来。但这是一株得不到阳光雨露的禾苗，是一棵生长在贫瘠土壤上的娇嫩花朵，只要一遇风吹浪打便会夭折。 我当时很听老师的话。知道恋爱是影响学习的，我是胸怀大志的人，所以尽量回避着这件事。约束自己与异性相吸的办法是：一、少去想它；二、不打扮自己；三、少与男生接近；四、让学习占满头脑，无暇沾染邪念。 那时期的我，梳了两条结结实实的长辫子，前额光秃秃的，没有剪那种可以增加女性妩媚的装饰性“刘海”。我不卖弄风情，也不懂，总是瞪着两只眼睛，我的眼睛很大，宽宽的双眼皮，应当是美丽的，可是由于太累和缺乏营养，显得无精打采；鼻子不高，不够大也不够长，鼻梁还有点塌，皮肤虽然细洁，但由于营养不良显得有点发暗，缺乏光泽；牙齿整齐，但不够白；身材匀称（一米六），略有一点儿胖（可能是浮肿）。同学们叫我“小胖”。 虽然相貌平平，但是由于我有着超群的专业水平，又用功，所以还是令同学们刮目相看，不乏崇拜者。 后来，我发现休息得好，人看上去就精神、漂亮。每当清晨起床，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总是容光焕发，尤其那双眼睛———熠熠生辉。可是一练琴，一用脑，一疲劳过度，人马上就变了样。 为了事业，我必须付出容颜的代价，二者必居其一。这点我明白。 对于恋爱这一自然的规律，我一直加以抵制，到进大学后，思想上才渐渐解除武装。一则是中学时代结束了，我也已经超过了十八岁，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二则我的专业基础已初具规模，不必再拼死拼活地苦练基本功了。三则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又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精神世界不可能那么心甘情愿地空虚着，像荒芜了的田埂，感情上长期落寞，更需补充。 就在我对恋爱这事稍稍解除思想武装之时———我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了。 还在附中时，我有个叫李心全的学小提琴的同学，他比我高一班，也是住读生，家在外地。他高高的个子，态度斯文，走起路来总是慢悠悠的，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们平时接触不多，在校园里偶或碰上时，他总是冲我微微一笑，让笑让我既感到是一种礼貌也感到有一点钦佩的意味。他的小提琴拉得也很好，特点是乐感好，富有一种内在的热情与诗意；而我的特点是技巧高、有力度和灵性。 在他将要高中毕业时的某天下午，我俩在琴房门口又遇上了，只见他腼腆地笑了一笑，随后他突然对我说他可能要去服兵役了，问我能不能送件纪念品给他。我听了这话心中一愣，想：他怎么会说出这么有情意的话来呢？难道……难道他对自己有些牵挂吗？那时的我一天到晚只顾练琴，思想很单纯幼稚，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有点傻。我考虑问题都不深入。此事也只在脑海中疑惑了一下就过去了，认为他只是说了一句玩笑话而已，过后并没有放在心上，更没去买什么纪念品。 经过了一个暑假之后，我在大学部———堂堂的音乐学院，与他到了一个班级（因为我是拔尖入大学，跳了一级）。他也没去服兵役，他说是体检未通过。 在一个班级了，我发现，他常常注视着我，那是一种默默的、含情的，并无意让对方知道的目光。 我是个敏感的人，几次发现了这种目光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从来不去迎接这种目光，一旦发现了，我就看着别处，只在眼角的余光中继续侦察这目光，这是好奇心驱使我这样做，而不是出于“爱”的兴趣。 在一个班级学习时，我开始更多地了解他。这是一个说话不多，但发起言来有一定质量，逻辑性、说服力较强的人。看问题也较深刻。他不人云亦云，这使我对他开始产生好感。不像有些同学，要么幼稚地自以为是，还未发言就先下定语，什么“让我一针见血地来说明这个问题”云云，或者像有些口罗口罗嗦嗦讲了半天也讲不到点子上的人。 那时我是不喜欢太爱说话的男人的，认为寡言者显得深沉、稳重。 难能可贵的是，我发现他对人没有嫉妒心，总是由衷地赞扬他人的优点，肯定他人的成绩。 在他的神态中，还显露着一种诗意，令我感觉到一种忧郁的美，就像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人物那样。 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从一个普通人升华了。以前，看他又黄又不起眼，现在，却认为他很美———有一种精神美，凝炼、内在、含蓄；他不讲卫生，我视而不见，他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汗臭，我充“鼻”不闻，我开始跌入到一种完全主观感受的意境之中，被一层密密的神秘的情感之网笼罩住了，无法摆脱……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的莫名痛苦和压抑也一天一天在加深。我沉默着、忍受着，他也沉默着，但不知是否也痛苦。终于，在某一天，我下定了决心要知道他的想法。思来想去，最后，我决定还是写张纸条给他。我写了三张条子，第一张写的是：“我心里有件事很难过，想和你谈谈。”———不好！太露骨了，难过什么呢？什么思绪这般痛苦？第二张是：“想问你一件事，你看怎样？”———也不好！点题不清。第三张是：“我有件事，要和你谈谈，约个时间好吗？”———可以了。如果他不是太笨的话，应当意会得到这个“谈”的含意，我想。我的心忐忑地跳着，快步朝他的琴房走去，听到他在里面练琴，我就将纸条从门缝中塞了进去，然后飞快地跑掉了。没过一会儿，李心全就来找我，他面带微笑高兴地说：“明天是星期六，你到我家来玩玩好吗？”我说：“你家不是在外地吗？”他说：“是啊，这里是我姐姐的家，她住在南京东路。” 啊！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好像一切在顺利进行。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他写的地址找到了他姐姐的家，敲开门后，我看见了一位个子高高的、面目清秀的美丽少妇，知道这就是他的姐姐了。问候了一声，我就怯怯地走了进去，瞧着站在一旁的李心全，李似很理解我，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坐坐吧！” 这是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夕阳还未退尽，阵阵凉风袭来，对于刚刚熬过苦夏的人们来说真惬意极了。我只顾沉浸在这感觉里，一时忘了该说什么话，竟在等待他说话。而他时而看看街上的行人，时而看看天，时而看着我，和善地笑笑，还是那么沉默寡言，一点不着急的样子。人的性格啊！竟会是这样的不同。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你冷吗？”我答：“不冷。”他说：“让我握握你的手。”我就伸出手来，他紧紧地握了一下。啊！他的手怎么这么凉啊！是衣服穿少了还是心情有异呢？我一点都不明白。我只是盲然地顺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与一个我心有所向的男子握手，这对于我，好像是件很稀罕的事，又觉是一种人情温暖（尽管他的手很凉！），不需要再说什么———我已经知晓了他的心思，我们两人的心是相通的，从动作、眼神中我感觉到了这一点。眼睛难道不是心灵的窗户吗？———我还不是最笨的。 我怯怯地吃了一些他姐姐做的点心后，就回学校了。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很熟，已经多日没有睡一个香甜的觉了。我如释重负，沉沉地睡去，在冥冥之中我还感受到一种甜蜜情思的安抚。可正当我陶醉在快乐中时，却遇到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星期一晚上，当我练完琴回到宿舍准备就寝时，只见两个女生在吃吃地笑着，眼睛瞟着我却不说话，还有的冷着脸，有点异样。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疑惑不解，我是个敏感的人。过一会儿，在盥洗间洗脸时，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女生告诉我，我写给李心全的两张字条被大家传看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位同学说，星期一值日打扫房间的某某在扫地时发现在桌子底下的床脚边有两张字条，捡起一看，是我的笔迹，上面写着李心全的名字，还有…… 哦！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当我写完三张条子后，不用的两张就顺手扔进了废纸篓。由于纸条轻，被风一吹就飘到了地上……天哪！这该多难为情啊！我的秘密岂不要被公开了？尤其是———是我主动向男生“求爱”！这不要让人笑话了吗？哎！我恨自己这个马大哈！恨，恨，恨极了……我脸涨得通红，惊慌失措。 有什么办法！既然如此，只好随它去了，此后我总疑心有人在议论我，走路时我常低着头。 其实我清楚，在这些不同年级的女生中，有的正在谈恋爱，有的已经谈过恋爱，在当时———不！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没有发现就是好同志。 在两情相悦、一握定情以后，我俩的接触多了起来，有时他听我练琴，有时我听他演奏，互相提意见，切磋技艺；有时我俩一起听唱片，心灵相通地沉浸在音乐给予我们的美妙意境里。 当聆听管弦乐队演奏德国作曲家巴赫的巨作“恰空”时，那精彩绝伦的主题变奏，在丰富的各种音响层次之下蕴藏着的人类情感的深度和广度，那种奇丽、悲壮，那种灵性之中隐现出的善与恶的搏斗，内心的挣扎，不能不令我们的灵魂受到深深的震撼。 当聆听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布鲁赫的小提琴作品《苏格兰幻想曲》等等，那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那现实生活的负面给人类带来的压抑、痛苦，都透过这些音符、节奏奇妙地表现了出来，它拨动着听者的心弦，捶打着它们，又丝丝缕缕滋润着爱的心田……音乐啊，多么奇妙！多么神圣！ 音乐沟通着我俩的心灵，我们不仅陶醉在音乐里，也陶醉在我们初生的爱情中。 周末，当他从姐姐家回校时，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点心给我，这是在店铺里买的一种高级西点———圆饼上面还有糖粉做成的小鸭子、小花之类，价钱不便宜。他是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中省下钱来买的。所以对于我，就尤为珍贵，这是一份心意呀！ 我们有时一起去听音乐会，偶尔看一次电影和到饭店去吃一点东西。之所以偶尔，不是我们不想去，实在是没有钱。 我们还一起复习功课，有时他会深情地摸摸我的长辫子，眼光和神态中充满着温存和爱慕。这时的我，总是默默地领受着这一份人间的温馨之情，好像是一顿精神美餐。 他送过一本精美的日记本给我，扉页上写着： 我爱你———高洁、美丽…… 这段时期，在我的心间，充溢着一种新奇的兴奋和甜蜜感，好像世界变了样！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的眼睛变得明亮了，脸颊泛起了红晕，眉毛也更黑了，总而言之，人人都说我变漂亮了。 啊！生活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时刻！这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矛盾也开始产生。 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就是“幸福与烦恼是一对孪生兄弟”的缘故罢！ 我常是心里不悦就不理他，他也不知该怎么办，很是苦恼。我心中不悦、不理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知道，我自己也讲不清。当时的我还很不善于审视自己的思想，那时十九岁的青年的见识只相当于现在十五六岁的人，直到数年之后，我才明白自己对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一、我们相爱了，随着感情日渐加深，我就希望能天长地久、天荒地老永不变化。我常常怀疑李对我的感情，心里处于茫然与矛盾之中；有时我不理他，是为了考验他对自己是否执着、是否锲而不舍……这也许叫做“爱情的游戏”？二、从一些小说电影上看到的恋爱故事常常是男方向女方献殷勤。他们或向女子送鲜花，或写情意绵绵的书信，或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或痛苦得要死要活，或一个跑一个追（多数是在海边、花园）……可是我怎么没有领略到这一番情调呢？是不是他对我的爱还不够热烈呢？是不是说明他这人太木讷，太不懂感情呢？三、在我心目中理想的男子汉应当是很能干的，否则女人怎么依靠他们呢？可是李心全好像性格太腼腆。两人一起去办事时，往往要我先开口交涉，他却总是缩在后面，这令我失望。四、他的生活能力差。比如有一次他没钱用了，就拿了一双旧皮鞋去卖，他花四分钱乘车到了旧货商店，人家说他这鞋太破不能寄售，只能称斤量当废品卖，结果一称，说值四分钱，也就是说他跑这一趟，非但没赚到钱反而倒赔了。从侧面听到这件事时，起先我笑得直不起腰，接着就生气抱怨他这人太傻，还不是人家看他这副窝囊相存心宰他吗？我知道，这双鞋并没破，擦擦油整理一下他们肯定就标价寄售出去的。他这傻子哟！他的不善生活还有一例，就是被夹里破了也不缝起来，直到破口越来越大，他就干脆钻在棉花胎里睡觉了。这像什么样？！五、听人说，谈恋爱时女人应当搭搭架子，对男人要若即若离，这样效果才好。可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搭架子，这可如何是好呢？想想只有后来补上了，因此我就时而理他时而不理他。 其实，从我所受的传统教育和我对真善美的追求，我是一心一意爱李心全的。尽管他缺乏那种冲冲杀杀的男子英雄气概，也不像能学会骑马的样子。但是他还是有着一种深沉的内涵与思想，这也是优点，是我所欣赏的。 每当我因闹思想问题不理睬他时，他就不知如何是好，只知道犯愁，通常会写一封检讨书给我。信不长，但每句话实实在在，字迹也是一笔一画踏踏实实。信的内容多是这样：“……你不理我，使我心中很难过，我想一定是我有着不够的地方，请相信我会越变越好，因为我是多么热爱着你的……”看了这样诚恳表态的信以后，我就立刻将一切烦恼忘记了，我们又重归于好，又一起复习功课，一起听音乐。可是过不多久，我的思想问题又会重新冒出来，又开始闹别扭，就此反反复复，让他摸不着头脑，让他受着一种精神折磨。爱，变成了一种负担。当时有位知情的进修生说：“盛中华的情绪像喜马拉雅山的气候，大起大落变化无常……” 听到这话我倒是有些触动，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方法有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改进？我不清楚，我需要有人指点，但无人指点。 那时我俩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我十九岁，他二十岁），又都是关在学校这单纯的环境中长大的，每天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地循环着，对于如何处理面临的心理问题，如何认识生活，十分无知，更不懂得沟通思想、谈心的重要性。他想他的，我想我的，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还尤其多多。就这样，两人的误会与隔阂也随着感情的加深而同时加深。痛苦多于快乐。 由于我的思想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两人的关系时好时坏，痛痛苦苦磨到放寒假，我们一起去南京。我回家，他去探望哥哥。 有一天他来找我，他在窗子下面叫我。事后，我的母亲说邻居付太太看到了李，说他长得一副凶相，眉毛太浓，脸色铁青，又说：“你的女儿不错，不要乱交朋友啊！”不懂生活没有主见的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慌张起来。母亲也关心起我这位男朋友的情况。不知从哪里了解到他的父母是分居。他的母亲患精神病与李的哥哥住在一起，父亲在另一个城市工作，有一个同居者。我母亲担忧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李的父亲这样对待他母亲，说不定李以后也会这样对待你呢！”一听这话我就很不高兴，也很惊慌地说：“你又不了解情况，怎好如此下结论呢？”母亲说：“我只是要你从坏处做些思想准备而已，没有其他意思，也是为了你好。”可这番话还是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 在李心全那方面，他的哥哥也询问了关于我俩交往的情况，这位当支部书记的哥哥听到李叙述我怎么老是生气不理他，对他不满意等，也不作调查研究就下结论说：“爱人之间首先是同志，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像她这样动不动就耍态度、看不起人的人是要不得的……”还不懂得生活、缺乏主见的李心全听了哥哥这番话，心中也“乌云密布”，对我耿耿于怀起来。 两人都用力向两边扯，从此我们开始疏远了，但是两个人又都是痛苦的———毕竟有一份纯洁的真情。我忘记不了他，他也忘记不了我，这份痛苦啊！有一天我实在憋得难受，就对母亲说了一句心里话：“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母亲惊讶地看着我说：“哎！这只是你现在的想法，以后你就会发现比他好的人多着呢！” 开学以后，我俩又见面了，深深的爱还是使我们无法做到彻底绝交，有时我们仍在一起说说话，可是感情又不能推进。邻居的胡说八道，亲人的疑虑、误解，校方的压力（虽是大学生了，为了严肃校纪，抓好学习，学校里仍不提倡谈恋爱！），使我俩疲惫不堪，心中像有一团理不清的乱麻纠结着，严重地影响了双方的学习和身心健康。 我们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快刀斩乱麻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都开始有意回避对方。这种内心的痛苦与矛盾，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它像是对心灵进行蚕食，也可说是一种苦刑。我常常苦苦地想：为什么没有解除这种痛苦的良药呢？这是什么病呢？大概就是相思病吧？ 很快，暑假又到了，这次李心全是到哈尔滨去探望他的父亲。 意外地，我收到了他写来的信，信中说，当他漫步在松花江畔时就想起了我，想到我梳着一条辫子时的美丽，想到我的天真活泼……他说他是多么思念着我，多么希望我能来到他的旁边……啊！我又被这意外的喜讯击晕了。 他的深情像一泓清澈的泉水那样滋润着我那干枯的心田，我反复地看着这封信，看着这个我心上人写的每一个字句，我心中既欣喜又哀伤。按我的本愿，恨不能插翅立刻飞到他的身边，向他———这位我成年以后最亲密的人，倾诉衷肠，至少应马上回一封同样内容的信给他。可是我没有这样做，理智告诉我———不能！如果这样做了，接下来就是更大的痛苦。因为种种原因，注定了我们不能幸福地在一起。我知道。 我想，此时，我刚刚习惯了失去他的痛苦，刚刚习惯了不再期盼什么，如果为了一时的冲动与向往，而后又如从高山上跌入深渊那般，岂不真的要粉身碎骨了么？不能，不能！我再也没有力量承受这种一次又一次希望破灭的打击了，我宁可忘却这美妙的梦！因此我没有复信。过了些日子，又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我的心有点动摇了，可父母不同意我去哈尔滨，我没有勇气为此事与父亲闹翻，只好忍着心痛，放弃了这全心向往的旅行。我是多么希望啊…… 暑假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学校，李吞吞吐吐地告诉我，父亲为了帮助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给他介绍了一位女朋友，是弹钢琴的，父亲说：“拉小提琴的找个弹钢琴的好，二人可以互相伴奏。”家长们啊！你们想得真轻松！你们多么残忍啊！ 不管李爱不爱这位姑娘，也不管他们的恋爱是否成功（后来没有成功），这一层隔阂与伤心就此一刀斩断了我与李一息尚存的、深深的爱，我认为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我恨他的薄情与软弱。难道他就不能再等待一下吗？ 那段时间里我们的民间音乐课正在学唱越剧，有段“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腔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我常常在心中悲悲凄凄地哼唱着它。 虽然这段初恋维持不到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这份隽永的感情，却像一朵永远散发不尽幽香的玫瑰，在我的心坎上存放了许多许多年，在梦境里、在冥想中…… 为了摆脱失恋的痛苦，我在寻求良方，有人说多想对方的缺点，把对方想得坏一些就可缓解痛苦。可是我却偏偏相反，会自然而然地多想对方的优点，情不自禁地回想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刻。 终于，在茫茫书海中我寻找到革命导师恩格斯是靠旅游来忘却失恋的烦恼；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以拼命的工作———作曲，来忘却烦恼，用他的话来说：“我没有时间去悲伤。” 够了，我决定向他们学习，可问题又来了，我能像恩格斯那样去旅游吗？不行！一是我没有钱，二是我是学生，不能随便离校，唯一可行的就是像柴可夫斯基那样拼命地工作、学习了，让自己没有时间去悲伤。好在我是个有志向的人，也有一定的毅力，我真的又奋发用功起来。 在那个年代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冷漠，那时不讲爱心，人间已经够缺乏温暖了，还要批“人性论”、“温情主义”，谁愿意引火烧身？谁不知少管闲事为妙？ 可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生命，一个热血动物，一个有思想的高级动物———人，难道不需要情感交流，获得思想的沟通吗？ 如果我想放松一下，由着自己的情绪，大叫几声，大哭一阵或大笑一场，人们保准以为我是个疯子，为了怕真的被当成疯子送去精神病院，我只好沉默、沉默、再沉默……我丧失了个性。 在一次下农村劳动后的班报上，我班一位同学写了一首赞美我的小诗———题为《柔金钢》。他笔下的我是一位刚柔相济的女生（原诗记不得了），这首诗引起了同学们善意的哄笑，我看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只是一种友爱和感想罢！ 在不久后的端午节，这位同学———秦志宏，给我带了两只粽子和两只咸蛋。当他悄悄地要我跟他去宿舍拿时，我非常惊讶。只见他热情而天真地点着头，真挚地看着我，从被子里掏出了这两样东西。 对于我，他这个举动是多么令人感动啊！这么多年来，我在学校住读，没有一个同学想到要给这些外地同学一点儿生活上的关怀，他们有些人的家境还是挺优裕的。可现在，他———一个男同学，居然能这么细心地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他是多么善良多么善解人意啊！我反复地这么想着，随后傻愣愣地接下了这份节日的礼物，感受到一种珍贵的人情温暖。我是个重感情的人，仿佛特别需要人情温暖。也许在原来的大家庭温暖惯了，才不适应孤独？ 这时我看看他，发现他从未打扮得这么漂亮，他新理了发，头发吹得高高的，是“小包头”那种，还抹了点油，放着光，穿了一件土黄色细格子毛料西装，新皮鞋是由土黄与浅黄镶拼的花哨式样。他出身资产阶段，当然有钱装饰口罗！ 对于外表的东西，我本是不很重视的，母亲告诉我：衣服只是披上的一层皮而已，重要的是人品，是学问。 秦志宏是班长，在各方面对自己要求都较严格，他知道自己是剥削阶段出身，懂得必须夹紧尾巴做人，他的言谈、行为都很谨慎小心，学习努力，有组织能力，人缘也好。 他的专业是吹一种挂在身上的长长的管子，音色低沉而沙哑，我不喜欢听，可它又是一件乐队中不可缺少的乐器，总得有人去吹它。所以我认为我不应轻视他。可是我不喜欢他这个专业。 自从送给我粽子和咸蛋以后，他有时也会借故到我琴房来遛遛，讲讲话什么的，有时我的功课上有疑问也会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帮助，甚至有时干脆替我完成作业。 又一个晚上，我正在练琴，正起劲地自我陶醉着，秦走了过来，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看场电影。看电影谁不愿意呢？可是……我又转念一想，男女一起去看电影，这就不是普通关系了，而我与他仅仅只是有那么一点儿友谊而已，答应与他一起去的话，既会引起他的误会也会引起其他人的误会，这可是个麻烦事了！权衡过后，我决定不去看电影，就对他说：“不，我不想去。我还有一大堆功课没做呢！”他知道我这是借口，无奈地看了我一眼，怏怏地走了。 第二天我俩又在唱片欣赏室相遇了，只见秦志宏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头发剃掉了，剃成了一个近乎光头的平顶；衣裤穿得拖沓，脚上套了双旧布鞋，看上去真太不起眼了！他现在把人体仪表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搞成这副样子算是什么意思呢？我很不解。再看看他的神态，也很不对头，他若有所思，自嘲自怨似地斜倚在墙上，看到我，表情怪怪地冲我一笑，好像有点凄凉，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掉头就逃。 回顾与他的交往过程，由于他的咸蛋和粽子一举感动了我，而后我也不反对与他建立友谊，虽然看电影一事回绝了他，但并不等于瞧不起他，如果他想把友谊变成爱情，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要有一个感情的积累转化过程，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尽管我对他的专业不喜欢，也认为他个子不够高，瘦小了一点，但是只要他人品好，有上进心，性格相投，我认为我还是有可能会爱上他的。何况我当时的心境正处在失恋的空虚伤感中，正需要感情补充。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形象，把他那可说是刚够及格的形象一下子变得不及格了，也就是说他在一瞬间破坏了他给予我的美感印象，把原来高耸的头发剃掉了，鞋子又少了后跟，人就起码矮了两寸。 就这样，在可上可下的关键时刻，他不知出于什么想法把事情弄糟了，使我失去了对他的兴趣。正在这时，两人又发生了一桩误会，这就彻底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秦志宏与我没接近多少日子，却很快被团支部注意上了。 有一天，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我是团员），很关心地了解秦与我接近的情况，我就如实汇报了，但是没有讲他想请我看电影之事，只说送过两只粽子两只咸蛋和一尊贝多芬石膏像，我认为这都不是什么问题。结束谈话时团支书问我《火种》这本书是谁的，我说是秦志宏的。 紧接着在一次学生集合的会上，团支书正色地指出：“现在，居然有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想腐蚀我们的共青团员，不仅糖衣炮弹，还借给她看黄色小说，大家要提高警惕……”我听到这话心中一惊，难道这是指秦志宏吗？ 事后，有人传话给我，说秦很恨我，说我出卖了他云云。 我很紧张，赶快去找秦解释，可他就是不相信我的话，还冷冷一笑说：“早就有人把情况告诉我了，还会有错的？是你主动去揭发我的……” 那时候就是这样，没事找事，无是生非，捕风捉影地乱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作为团员又不能欺骗组织。他们问什么我想我应当如实说，这不叫出卖。 从此我俩不再说话了，如同陌路人。我很委屈，有苦说不出。我感到对不起他，可我错在哪里呢？———我不知道。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才发现这件事带来的后遗症。它是一颗怨恨的种子，是一个隐患。几年以后，他也让我遭遇到了一次“报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很难让人排除这种猜测。 生活中不少事常让人想不明白，只能问一句：这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呢，常常不对头，也不真实，这是因为，许多事是由复杂原因构成，人的内心又常有不可告人的隐秘让你难以捕捉，甚至有些人连自己都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 在初恋失败，又经历了一段小插曲的两年之后，在暑假回家探亲的火车上，我认识了一位医生，我们有了来往。 按照母亲所关照的———在外切切不要和不相识的人多搭话，因此我年年乘火车，从不与陌生人说话。 这次也一样，一上火车，我就急急忙忙找自己的座位，安放行李。坐定以后，我看到旁边站着一个青年人，我就打量起他来。 这是个可以称作白面书生的人，戴一副眼镜，年纪约二十五六岁，中等身材，穿一件短袖白衬衫和一条灰色的确凉长裤，表情严肃，略带一点冷漠。 我是一向不喜欢油头粉面、打扮俗气的男性的，看到这么一个模样脱俗的人倒印象不错，但丝毫没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意思。看他，就像看橱窗里的商品或模特儿那样。 当他落座后，才发现他的位子就在我对面。火车启动了，我从书包里抽出一本书来看，这时就听到旁边的几位旅客开始攀谈起来。忽然，一个老者笑眯眯地对着我问：“小妹妹，你是学音乐的呀？学什么乐器呀？”我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学音乐的？”老人说：“喏，校徽上不是写着了吗？”大家哈哈笑起来。白面书生也插话说：“你在哪个系呀？你认识×××吗？他是我邻居的侄子。”我答：“认识，我们在一个系，他是吹长笛的。”继而老者又问白面书生：“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他答：“医生，在江淮医院工作。”“哦，医生。医生这个职业不错，是什么科？”“内科。”“嗯———你看上去蛮像个医生的，工作几年啦……” 一阵户口调查式的交谈告一段落后，大家开始喝茶的喝茶，吃东西的吃东西，看书的看书。 天气真热！车厢里就更热了，太阳将车皮烤得像个闷罐子。我受不住了，放下书拿出一把扇子猛烈地扇着，一边看着窗外。无意中我发现那个医生似在注视着我，我想自己可别自作多情噢，就没在意。 这天，我穿了件无袖黄色碎花小衫，一条玄色绸裙，两条长长的辫子垂到腰际，显出一副青春少女的生命活力。当我站起身去上厕所或去倒开水时，我发现这位医生的目光在跟随着我。我没正眼看他，只是在眼角感觉到这一切而已。 后来，有位老人与这位医生谈起他的病来了，听着听着，我忽然想到自己的家人都在南京，他们也各有病痛在身，如果和这位医生认识一下，岂不是可以对家人有所帮助吗？我的父亲有次一连拔七颗牙昏倒在地……再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曾经向往过当医生这一职业，医生在我心目中是崇高、圣洁的形象，我不反感与医生交个朋友，但当时绝无对他有其他特殊的想法。 这么一想，我就放下了手中的书，先抬起头来看了看对方，算是打个招呼，可是令我失望的是他正在苦着脸打瞌睡……等了一会儿他终于醒了，又东张西望起来，我就突然问了一句：“请问，你们医院在什么路上？”一听我问话他好像吓了一跳，愣了一下，半天才回过神来说：“噢，在山西路上。”说完马上露出微笑，好像在恭候我继续问。这时，我那与生俱来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老毛病又犯了，我问他在何处读的书，他的家住在哪里，我问他为什么家在上海会到南京来工作，我再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喜欢上海还是南京，工作累不累，有什么业余爱好……对这些提问他都一一回答了。但是有两个问题的回答令我不甚满意。一是问他喜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时，他回答：“无所谓喜欢不喜欢，这是工作嘛！”二是问他累不累时，他答：“哎，非常累，从早到晚面对着一个个愁眉苦脸的病人还能不累？”我从他的口气中听出他并不热爱自己的职业，反倒有种无奈感。这有悖于我对医生精神世界的崇敬。 不过，有一个问题的回答还算令我高兴，他说他喜欢听音乐，喜欢装半导体，喜欢旅游……他说听音乐可以驱散烦恼。我问完了，就该他问我了，他问：“我以后回上海时，你能帮我买两场音乐会票子吗？”“当然可以。”我爽快地答。接着我又直截了当地问他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家人的健康问题。他点头答应了。我非常高兴。 六小时的乘车时间不算短，我不仅了解了他的基本情况，还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有父母和两弟一兄，天津人。他看着我那副毫无顾忌天真烂漫的模样，又忍不住微笑了。 下车之前，我们互留了姓名地址，当他知道眼前这位姑娘就是青年小提琴家盛中华时他有点惊讶。他想和我一起出站，可我不想与他搅得太火热了，就径自先走了。因为我只想与他交个普通朋友，并不打算与他谈恋爱。我还没有这个愿望。 这位医生姓庞，我就称呼他庞医生。相见一次后，约摸过了二三个月，他到学校来找我了，我乍一见他竟感到十分陌生，看上去他与上一次有点不同，我想，这是由于季节不同的缘故吧！他这次穿的是灰布茄克衫，不像穿白衬衫那样显得精神。 这次我们见面，我的心有点不安起来，毕竟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只是听他自我介绍而已，一个人怎可贸然与一个不了解的过路人往来呢？但是我想我仅仅是与他做个普通朋友而已，担心什么呢？何况他在上海的日子又不多，又住在外地。 不过我还是怀着警惕有分寸地接待了他，他说这次是出差来上海，只呆三天就回去。 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封庞医生的来信，字迹工整，规规矩矩，不是那种才华横溢、潇洒的字体，虽不浮华但对于这种字体我不喜欢，认为无个性，但是也不讨厌，“规规矩矩”总比“油头滑脑”要好啊！ 他在信中赞美我聪明、美丽……说希望能与我交个朋友，通通信。 对他提出的这个要求，我考虑了许多天。我不爱他，但是没有回绝，原因是：一、这时的我，已大学三年级了，还有两年就要毕业了，不少同学已在找对象，毕业以后就要考虑结婚之事这是普遍规律。而我还没有碰到合意的人，这个人为何不可考虑呢？二、按照同学们对择偶标准的议论，他是个不错的人选。同学们说：声乐系的人不能找———太懒（因为要保养嗓子，就要多睡）；钢琴系的男人不能找———娘娘腔（因为钢琴系大多是女同学，泡在一起被潜移默化了）；管弦系的人不能找———思想太复杂；民乐系的人也不能找———太土；同班同学更不能找———太熟（引发不起激情）；搞文学的不能找———文人骚客想入非非有点下流；搞体育的不能找———四肢发达大脑简单（跳舞的也同样）；搞政治的不能找———只会耍嘴皮子无真才实学；演员绝对不能找———浪漫风流抓不牢心……天哪！这能找的范围还真够小的。好在没有人说医生不能找，现在有个现成送上门来的不属排斥范围的人为何不考虑呢？ 我决定与他通通信试试看，希望能引得起共鸣。 起初写的信多是谈谈各自的情况，接下来就是谈向往，再接下来就是互相赞美，而这赞美是建筑在空中楼阁上的，并没有实际接触的基础，有点像空想社会主义。 又过了三个月，他因要陪一位首长到上海来看病，我们又见面了，带着想象中的爱我们来来往往，有时去公园走走，有时去听场音乐会，有时去看场电影，虽然感到精神上比一个人孤独时有所寄托，可是这种愉快十分表面，说白了有点自欺欺人，但是人有时很怪，有时明知是这样还不罢休，非要试试看能不能使一株不良的禾苗茁壮成长。 庞医生不善言谈，我俩走在一起常常无话，这一点尽管使我感到乏味，但是我又安慰自己说这正证明了他的深刻。不是有话说“半罐子水响叮当，满罐子水无声息”么？ 庞医生不善关心人，他从不问我你冷吗、饿吗、渴吗、累吗这类话。这一点尽管使我感到不开心，但是我又为他解释说这是两人还不熟悉的缘故。 尽管两人在一起并不投机，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但是也没吵架，每当我的心刚刚动摇起来时，我们又分手了，接下来又是靠那空中楼阁的想象感情来填补空虚的心灵，这种想象中的爱、互相赞美，使人忘记了一切不愉快…… 每到寒暑假，我们可以见面，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他便来上海。这种分分合合的相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们性格不合的根本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培养起了我们之间的所谓感情，有句话：“小别胜新婚”，就是别离和朦胧效应造成的。又如“眼不见为净”，为了求得心理满足，还有意无意地不去正视已看到的不愉快问题。 三年来，我俩的恋爱就是这样：短暂见面的日子里，起初高高兴兴在一起，等到有什么事不满意了，已经又分开了，矛盾始终没有机会激化。他的“真面目”我始终没有看清楚过。 我们的来往虽然主要靠纸上谈兵，但虚虚实实地也积累了一定的感情，至少已习惯了有这么个人牵挂在心中。这大概就叫感情寄托。在我大学毕业后，他提出了结婚一事。 对于我来说，当时并无与他结婚的强烈愿望。因为我所希望的婚姻是两人有共同语言，能够默契，要心情舒畅心心相印。而和庞医生在一起没有达到这一步，可是我又疑惑有没有像我所希望的这样的理想婚姻，如果没有呢？再想想：他也没有什么大的缺点，只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往。我认为他的气质属粘液质一类，书上说这种人感情较专一，我想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优点，谁愿意丈夫变心呢？他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喜欢音乐，没有不良嗜好（如抽烟喝酒赌博），还要怎样呢？尤其是恋爱了三年，有什么理由不结婚呢？就是不结婚，旁人也要讲闲话……想来想去，我就同意了结婚。 我们办完了登记手续以后，仪式十分简单———只在他家里请一些亲友来吃了一顿饭算完事了。这不是他不重视这件婚事，而是60年代那年头，经过几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老百姓手头普遍较拮据，又处在“破四旧、立新风”的势头上，许多人的婚事都简办了，我当然也就如此。 对于这样简单的仪式，我心中是不快乐的，因为在我心目中，婚姻是件人生大事，我希望就这一次，也希望办得隆重些，不一定要排场豪华，但是至少也要像点样子，比如穿戴体面些，布置好新房，拍下一些珍贵的照片……这照片不仅是为日后看看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对下一代也有个交待———父母亲是郑重对待婚姻的，他们是正规办了婚事的，是严肃对待生活的。可是我不能如愿，这一方面是政治形势所限，另一方面是经济所限，当时的我尚未分配工作，当然没有收入，庞医生虽有一份工资，但是除了要负担有病瘫痪在床的母亲以外，还要花费不少在谈恋爱的往来上（比如乘火车），他没有积蓄。我不责怪他，只是感到这样办婚事有些遗憾，似不慎重太草率。 结婚这天，我穿得很差。那是在寒冬，室内没有暖气，我穿了一件旧棉袄，外罩一件廉价的新花布罩衫，一条藏青色“涤卡”长裤和一双黑色旧皮鞋（还好脚藏在桌子底下人家看不清）。新郎呢？穿了一套他父亲旧西装改制的中山装，皮鞋也是旧的。 若是两人感情弥笃，心心相印，仪式简单些，生活清苦些倒也罢了。问题是这一天，我的心里很不踏实，我总感到自己是一脚踩在一块不知虚实的土壤上，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谁知道会是怎样呢？我们能志同道合吗？我们能相依为命吗？我们能互敬互爱吗？———不知道。我们没有深谈过这些，他只是说他爱我。我想这就够了吧！那时我不知还要谈些什么。 结了婚，我对他的要求就与婚前不同了，在我的想法中，两人的心要像合成一颗心那样，对方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对方。可是，我没有从他那儿感觉到这种意向，他没有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而是十分热衷于与他的兄弟们在一起装半导体。奇怪的是，三天以后，我看他竟像一个陌生人。我有时心中感到失落就独自跑到外面去，回来以后他无动于衷，认为我总要回来的；我回到家里，他头也不抬一抬，仍沉醉在装半导体的浓厚兴趣之中。我很生气，觉得他不在乎我，但是又不好说什么，难道他犯了什么错误吗？没有。他只是冷漠，冷漠就应受到指责吗？我还弄不清，只有生闷气。 夫妇之间什么是原则问题呢？感情不投入算不算是原则问题？冷漠算不算是原则问题？对此我是一笔糊涂账。但是冷漠令我伤心。 短短的婚期一过，庞医生就回单位去上班了。我们仍是分居两地。 此后他给我的来信不再有婚前那些热情的词藻，比如“我爱你，想念你，你聪明、美丽、善良……”连称呼“亲爱的”三个字也免去了。信的内容像流水账：上星期干了什么，昨天又干了什么，明天又将干什么……总之是只谈事情不谈心情与思想。问他何以如此？他答：“都已结婚了，还谈爱岂不太肉麻了吗？”但是，难道结婚就是爱情的坟墓？就是爱的终止了吗？我想不通。恰恰相反，我认为结婚是恋爱的延续，是爱的更高形式，爱的情感交流应当自始至终贯穿在整个婚姻生活中；可他竟认为一切就此打住了，在这一点上我俩未取得共识。 当然，有些人不善于说，但善于行动，如果行动上表现出了深深的无私而伟大的爱，也是同样能感动人的，遗憾的是他在行动上也缺乏热情。比如：一、当我的父亲患病便秘痛苦时，我焦急地去叫他，他一点不急，慢吞吞地穿衣（正在睡午觉），一脸的无奈；二、他教我骑自行车，汽车过来了，他撒下我自己先跑开；三、两人一起去买米、油，我客气，先提着几十斤重的米，他绝不会与我争拿；四、我的性格活跃，有时与他开开玩笑，比如将吃过的话梅核又重新包好递给他，他以为是可以吃的，打开一看见是个核，就生气地说：“这么大人了还开这种玩笑！”多么煞风景！我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当然他也不全是缺点，当他去乡下时，会买许多便宜的鸡、鹅腌起来，一箱箱地带给我的家人；会买来活虾炒熟后用猪油封起来带给我；他感情专一，决不会趁妻子不在身边时就去勾搭其他女人……这一点我相信。 如果看待庞医生的优缺点？我当时没这个思想水平进行正确的分析，我常常记住了他那些令我不愉快的事而忘记了他的好处。 随着岁月的流逝，又随着长久的分居两地，又由于密切相处后发生的一些矛盾，我们的隔阂增加了。 思想感情得不到沟通且不去谈它，令我生气的事一件接一件，例如在生第一个孩子时，我难产———臀位。孩子出不来，我痛苦万状，叫他快点去喊医生，他一点不急，慢吞吞地说医生们正在吃午饭，见他不急当然他们更不急了（我住在他工作的医院里），我一个人独自受苦刑：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淌下，湿透了衣衫，我怕难为情，尽量克制着不叫喊，但还是会发出断断续续像杀猪般的低嚎，每一次阵痛都好像要将我的骨肉分离，我只好绷紧肌肉来对抗这种强大的内在袭击；按说阵痛这样强烈，孩子早该下来了，可是由于胎位不正，孩子卡在里面出不来……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使我精疲力竭，当时我真想死去算了……终于，医生们吃完饭来了，一听胎音微弱，要出危险了，这才七手八脚采取行动，在半昏迷中，我只听见他们喊：“用力！用力啊！”为了快点脱离苦境，我尽最后的一点力挣扎，屏气———啊！孩子生下来了———是一个儿子。 由于极度衰弱，我随即进入昏睡状态，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病房里，有一顶帐子罩着，闷热，闻到了一股血腥气，帐子里还有一只绿头苍蝇在嗡嗡地飞来飞去，不时叮在我裸露的大腿上，又痒又烦。这时我多么希望丈夫在身旁，帮我赶走这只讨厌的苍蝇，对我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是他不在，我的心寂寥，我一点力气没有，动弹不得…… 丈夫不在身边，我孤寂地躺着，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过了一些时候，丈夫来了，他说他要上班，不能多陪我，拿了一些吃的过来，没有一句体己和安慰的话语。 我沉默着、惆怅着，出院以后我就开始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临时住在庞医生单位的一间简陋空房里），每天，我要生煤球炉子，在冷水里洗衣洗尿布，自己煮饭，我没有坐过月子，丈夫不请假，天天上班。难得买一只鸡，他与我公平合理———一人一半。 由于营养不够和心里痛苦，我没有乳汁。 孩子还未满月，我就接到要去军垦农场劳动的通知（工作分配暂停），这时庞医生也接到随医院下放到农村的通知，我俩一共有三床被子，我问丈夫带几条，他答：“当然带两条。”这回答令我寒心，因为医院里是有机动被子可借的（到了农村，他是住在医院里）。而我要去的农场比他的地方还要冷，又是住在江边临时搭起的漏风棚子里，我冷了可是无处借被子的啊！从这件事我再次看到丈夫的自私与冷漠，心中实在不能够再爱他这个人。 到了军垦农场劳动了二三个月后，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农场领导当即要求我堕胎。因为我们这些大学生是来劳动改造的，不是来生孩子的。我只有同意，可是部队医院的一位女主任不同意。说：“慢一点，去把你丈夫叫来商量一下。” 庞医生接到信就乘火车来了。 女主任问他：“你同意你妻子堕胎吗？” “同意。”他答。 “为什么？” “因为现在提倡只生一个孩子。”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还让她怀孕？” “……不知道。” “你不是一位医生吗？怎会不知道？” 女主任又说：“堕胎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怀孕已四个月了，强行剥离对她的身体会造成损伤，可能会有严重后遗症，她还年轻，又是一个有专长的人，出于对她负责，我不同意堕胎。” “那农场领导不同意怎么办？”庞医生问。 “领导的工作我去做！” “不行……” “怎么不行？” “我们的经济很困难，一家分几处开销大，孩子无人带……” “这你早应当考虑到。要知道，堕胎的痛苦是在你妻子身上不是在你身上，所以你回答得轻松……想办法克服困难吧！” 从这件事，我又再次看到他的自私和对我的不爱护，心中又与他生出一层隔膜……我觉得我对他爱不起来。 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半年，孩子就要出生了，在胎胞破裂、羊水淌出后，他陪我去医院，既不叫车也不搀扶一把，让我自己呻吟着在他旁边走去……我默默忍受着这种待遇，泪水夺眶而出。 接下的问题是谁来带孩子（我马上要返回农场去劳动）。 我的父母已替我领了一个孩子，实在无力再带一个，我考虑下来，提议将小的一个放在他父母家，请一个保姆，他的父亲、哥哥、弟弟还是可以帮帮忙的，母亲虽然半身不遂，睁眼看着孩子还是可以的，有了情况可以叫人。 在那动荡的年代，除了互相尽力照应一把还能怎么办？可庞医生嫌这事麻烦，但是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他自己是不肯带的，怕影响他睡觉，他想把担子再推向我家，又不好意思说，就给他父母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这样： “……盛家不愿带孩子，要你们带。”一看这寥寥可数的几个字的信我火气就上来了，事情难道是这么简单吗？是我家里推委困难贪图享受不愿带吗？非也！我家数口人住得拥挤不堪，已再放不下一个孩子了。他不把困难详尽陈述，他家怎会肯出力呢？ 我想和庞医生吵架，但是我很快想到与他这样的人吵是没有用的。最后还是我一家人出于对我对孩子的同情，咬咬牙接下了这副担子！ 通过这件事，我的心凉透了，怨透了，伤透了！气人的事还不止这些，有时他住在南京，孩子半夜重病，我弟弟去叫他，他从来不肯牺牲自己的睡眠爬起来，一定要等他睡足了，到了第二天，他才来看看。而在半夜里，常常是我母亲和我弟弟轮流抱着裹着厚厚衣被的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雪去医院。一听到这类事我肺就要气炸。可是又能拿他怎么样？ 由于庞医生未亲自带过自己的孩子，他与孩子没有感情（至少我没看出来）。在我俩一同去南京探亲时常常是这样一番情景：我一手抱一个一手牵一个，他远远地跟在后面。这时我就想：孩子们有爸爸吗？我有丈夫吗？ 他不带孩子，但是却会管孩子，凡在他看来孩子犯了错时，他就揪住孩子的耳朵不放，孩子又痛又怕，一边哭着一边挣扎着想逃开，可他就是紧紧揪住耳朵不放，孩子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脸上还带着狰狞的笑！见到此情，我父母心中很痛，我真恨不得扇他两记耳光…… 他有时也帮孩子理发，拿了一把钝剃刀就不熟练地使用起来，只见孩子龇牙咧嘴，无声地哭得一脸的鼻涕和眼泪，由此就知他剃得有多疼了！ 我常常不理解，怎么会自己瞎眼找了这么个冷血动物呢？ 在军垦农场时我日夜思念牵挂着这两个孩子，因为他们还太小就失去了母爱啊！每次庞医生来我这里我都恳求他把孩子带来让我看看，而每次他都是口头答应行动上不兑现，问他为什么不带孩子来？他答：“多麻烦哪！” 我问他为何性格如此冷漠。他说当医生的，悲惨的事见多了，心也就变硬了，总不见得死一个他哭一个。真有这种逻辑吗？不过从他身上我发现医生并不能与高尚、爱心划等号，医生只是一个职业，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人，只有具有高尚情操和伟大爱心的人才会对病人有热情，也才不愧于担当医生这个职业，而对于缺乏爱心的医生，并无必要为他戴上一个假想的光环。 在我还不太了解他时，每当我看到排队的病人中有出现紧急情况的就去喊他，叫他快点去看看，可这时庞总是一脸不高兴地说：“你瞎叫什么？没看见这么多病人吗？” 随着两人隔阂的加深，互相通信越来越少，他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薄，几近消失，只有在一年两星期的探亲假见面时我才想起有这么一个丈夫。这叫什么生活呢！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既然有丈夫和没丈夫是一样，有婚姻和没婚姻是一样，那还不如离婚！ 可是，离婚在七十年代初还不普遍，舆论中这是一件震动颇大的事。我怕舆论，要面子，又考虑到相关的亲人的面子、孩子……我犹豫了，再想想他———庞医生，他就不可怜吗？他一个人在乡下，孤单寂寞无人照顾（毕竟一夜夫妻百日恩啊），在这种境况下提出离婚会不会对他打击太大？毕竟他从未表示过想离婚！ 我举棋不定了，思想斗争激烈，也找人商量过，有人说：“要离就早离，不要黏黏糊糊拖到老了再离。”也有人说：“尽量不要离，换一个人也未必好！”还有人说：“你这人个性太强，也难相处，换一个恐怕也难处好……” 思来想去，终于有一天我还是下定了决心———离婚！我不能再忍受这种像低等动物一样的生活了！我是个最高级的动物———人。 我把这意思写信告诉了庞医生，明确提出离婚。 庞医生回信了，情绪波动不大，他说：“我们是恩爱夫妻，不要胡思乱想……”没有说同意离婚还是不同意离。他了解我，知我未必有这么大勇气！我的心也是很容易软下来的。我的主意也是一天三变的。 面对自己的优柔，当我正准备发一枚“重型炮弹”给他，重新要他重视我的离婚决心时，却收到他一封信，信中说：“工宣队怀疑我是五·一六分子，可能要隔离审查……”一听这消息，我就决定暂时不提离婚了，“落井下石”的事我还是不忍心干的，何况我们还做过夫妻，有过爱（不管是空爱还是实爱）。我马上回信说：“如果你是五·一六分子我就不离婚了。”不过，令我奇怪的是：他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又不多言多语，根本不会去参加任何政治社团，更不会担着生命危险去开秘密会议，怎么会怀疑他是个五·一六分子呢？我想不通。难道他也会撒谎？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有被关押，证明庞不是五·一六分子，我就放心了。我又开始想离婚的事。可是当我翻看我们曾经在一起拍过的照片，看到两人脸上的欢笑和憧憬时，我的心又硬不起来了，再想想孩子，离了婚孩子们就永无希望得到一个圆满的家了。最后，我又改变了主意，决定慎重处理，再作一次努力，那就是———一家人调到一起，不管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改行也可以。只要一家人到一处，就不容易分离了。虽然丈夫冷漠，不尽人意，但孩子是可爱的，孩子也能填补我空虚的心灵，让我忘却一些烦恼。 为此，我先鼓起勇气给上海最高领导人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困境，提出两点要求：一、让我去外地工作，合家团圆；二、或者将丈夫调进上海，合家团圆。 不久，领导的批文下来了，竟是同意将我丈夫调进上海。啊！这是多么破格的照顾啊！按当时的政策，农村户口不可进城市，城市户口不可进上海，只有特殊情况除外，要由市委批准。他们是把我作为特殊人物对待了。 我非常兴奋，规划着这苦尽甘来的新生活，我想，先要给丈夫安排一个能发挥他作用的好工作。经联系，争取到了进华山医院的机会，谁知他竟不愿去，说是太累了，他不要发挥什么作用，只要工作轻松就好。我虽然对于他这种无事业心的态度很生气，但是为了孩子也愿意让步，就又联系他当了校医———上班近，工作轻松，有寒暑假，不担责任（有了重病号往医院里一送），对于这个工作他非常满意。 当我与他谈第二个问题，即打算把两个孩子接来自己抚养时，他一口回绝说：“你要带你去带吧，我是不想管的。”我说：“孩子白天可以进幼儿园……”他打断说：“你去接送幼儿园吧！我不想干这事！” 这几句话真把我的心说得透凉透凉。他这个懒鬼！他这个无人性的东西！我在心中骂道。这一下子我是彻底失望了、绝望了。 我又想到了离婚，可是刚刚把他调来就离婚，怎么向上上下下的人交待？人家会问：既然你们感情不好要离婚，为何还要占个名额把他调上来？我实在无颜承受这个压力，只好忍着。 我忍着，但是心中却暗暗下了决心———坚决离婚！ 有一次，我看到秦志宏从图书馆借来许多名人传记，都是简写本，薄薄的，有富兰克林、华盛顿、爱迪生、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我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看过来。这些传记竟在一时间里对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伟人的志向、好学、吃苦耐劳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激醒了我已经沉睡了的事业心。秦志宏虽然所学的乐器不起眼，但是他是个有奋斗精神的人，他还自己另学了作曲、配器、指挥等。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志同道合、息息相通的。 随着几个月的友好来往、融洽相处，奇迹发生了，他在我眼中变了，变得不难看了（大概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效应）———他那瘦小的身材我已看惯了，没有觉得不起眼，反认为人有高矮胖瘦不同是各有风格特点。他瘦长的脸和黑黄皮肤上粗糙的皱纹甚至使我想起《牛虻》一书中亚瑟脸上的那条疤痕，给人一种苦难美；他的眼睛不大，但是我认为有神采，与眉毛的搭配令我又想到“星眼剑眉”一词；他的鼻子实在是大了一点，我却认为显出一种忠厚；疲倦的面容配上乱蓬蓬的头发还使我联想起保尔·柯察金———一个坚毅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字写得大而笔迹有力，我更认为是有魄力的象征。我认为一个男人的男子气并不一定外表魁伟，更重要的在内涵气质上。总之，我开始接受他这个人，无形中在美化他，并且开始欣赏他。 有一天在开会前，我远远看到秦在与工宣队头头争执什么，只见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连连摇着头。 过后，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这个头头问他：“你认为盛中华是不是有点自由散漫？她开会常常迟到，在会上又喜欢做小动作，不是在看其他书就是在写着什么……”秦马上回答：“我不认为如此！迟到的人不止她一个，做小动作的人也不止她一个，你何必只盯着她？”为此两人争执起来，头头说想点名批评我，征求他的意见（他是班长），秦坚决不同意。头头也只好罢了。 秦志宏对我这一次明显的袒护使我又感动了一次。我感觉到了他这种发自内心的对我的真情。这种袒护是毫无理由的，他是既欣赏我的优点又容纳了我的缺点，为此，我对他的心理防线在一道道被突破，可自己却并未察觉。 终于有一天———那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美妙的五月，他约我去近郊走走、散散心，我没反对，我还能反对吗？十年前他约我去看电影我没有去，是何等地伤了他的心！现在我还能那样做吗？他是一个好人啊！我能不信任他吗？何况我的生活是多么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儿浪花。我还年轻呐，没有老。 上午十点，我们乘上公共汽车，这好像是个转折的日子。他理了发，换了整洁的衣装，我呢？也显露出了女性妩媚的一面，说话时收起了大喊大叫，取而代之的是含蓄的静默或文静的三言两语，尤其是眼神，他惊讶我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位淑女！一路上我们无言地领略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情调———这是一种充盈在内心长期积淀的激情！ 在一片没有高楼拥挤的空旷地我们下了车，为的就是呼吸一下畅快的空气，感受一下少有人迹的清静。 我们漫步到一株葡萄架下，看着枝叶茂密的藤蔓，好似是一种生命的私语，秦志宏起先站得较远，他也在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尔后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我，他慢慢地一步步走近，近到不能再近时他说话了，他说：“没有办法！我们已从产生共鸣发展到产生了共振。……桥梁要断了，感情的阀门再也阻挡不住滚滚的洪水，要决堤了……”说完，他苦笑了一下。他笑时，脸上出现了一圈一圈的纹路，像是被石子击着的水面那样。 我们是多年的同窗，在一个同样的环境里摸爬滚打，一起经受着心灵与肉体的锤炼；我们都走过一段崎岖的生活之路，在山林的尽头相遇了。我们从相知发展到相爱。我们是太熟了，此时又好像很陌生，因为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们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我们之间不再有隔阂，一切都再自然不过。 我轻轻问他：“难道你不知道我有丈夫和孩子吗？” “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并没有什么企图，只是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我真苦恼啊！” “你后悔吗？” “不，我不后悔，只是不知该如何办；你知道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不喜欢做逾越雷池的事。” “嗯，是的。那我们就赶快刹车吧！” “不成！车是要刹也刹不住了。” “为什么？” “因为我做不到。” “怎么会做不到呢？” “你无法知道的，我已经被你迷住了。” “我可从来没有要迷住你。” “是的，但是有时我也想，你大概是个狐狸精……”听了这话，我气得跳起来要打他，他抱着头“哎哟哎哟”地嗷嗷叫，脸上却笑着。 “刚才这句话我是开玩笑的，但是我的确很苦恼，难以摆脱，我几次想问问你，为什么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还能得到我的心？是施了什么魔力？” “我是什么地方吸引了你呢？”我不解地问。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是你的性格，你的气质……应当说你有一种很特别很吸引人的地方。你活泼，但不轻浮；你喜欢讲话，但是不讨厌；你发牢骚，但不是唠唠叨叨；你傻，但有时比谁都聪明；你罗曼蒂克，但又不是不着边际；你不打扮，但是看上去又美好；你脆弱，但是又坚强；你有才华，却又老实；你娇气，但不造作；你骄傲，但不势利；你世俗，可又清高；你漂亮，却不卖弄；你自私，但不过分；你机灵，却不狡猾；你婚姻不幸，却闷在心里……” 听到最后一句话时，我又跳起来捶打他，因为他揭穿了我的秘密！ 闹了一阵子，我俩重又坐回草地上，这一次我坐得离他很近，因为他是这么欣赏我，我是多么感激啊！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婚姻不幸？” 他答：“看得出来。我观察你很久，你的眼光总是那么楚楚哀伤，你的快乐其实是表面的……我在心里真是同情你，怎么去找了外地人，苦苦守了十年活寡呢？你的丈夫看上去性格太内向，好像对你不合适，你们又长期分居两地，我看你总像个幽灵似的孤零零地晃着…… “不许你胡说！”我又叫道，但并不是真生气。 “在我眼里，谁也比不上你好，这是不是一种魅力呢？我就不厌其烦地喜欢听你叽叽呱呱地讲话，就像听夜莺在唱歌，我喜欢时时刻刻呆在你身边。有人说我对你百依百顺，真的是到了这地步……哎！以前，我请你看电影你不去，还出卖了我……”说到这里，他调皮地笑了。我也会心地笑了，我知他已不记恨我了。 “我没有出卖你！没有讲过你约我看电影的事，是他们先问我……”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不提了，反正我是个倒霉鬼就是了。”他说着，又故意自潮地做出一副滑稽的可怜相。 “走吧，我们到其他地方去玩玩。”他牵起我的手又像电影镜头那样很诗意地吻了我，我心里快乐极了，这一天是我们的节日，我们好像都找到了幸福的源泉…… 我们又到龙华寺去逛了逛，去饭店里吃了饭，天黑了，还不愿分手，又没地方去，只好跑到火车站去坐了一夜，谈了一夜，也许谈的都是废话，但是对于我俩，却是兴味无穷。累了，我就靠在他身上打个盹，坚持到天亮，我们又去吃了早点———大饼、油条、豆浆，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各自回到自己的居处。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需要的一个丈夫、一个生活伴侣是一个有热血的人、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人。可是一切又好像晚了。就像一个人到了暮年，认清了生活，可是一切不可能再从头开始，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世界…… 从这以后，我们像一对恋人，在食堂吃饭时，他总站在我旁边；他会将买来的螃蟹里仅有的一块蟹黄挑出来放在我的碗里；他有时会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有时去公园散散心，有时去看电影。可是只要外出，差不多次次会碰到熟人，这真叫“夜路走多了就要碰到鬼”！令我们真十分烦恼恐惧。 我们的感情在与日俱增地发展着，进入了那昏头昏脑的热恋阶段，双方都是结过婚的人，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已抹去了那层神秘的面纱，在激情的驱使下，我们有时也会越过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达到身心融合这一步。 真的！爱情就像一张网，谁陷入网中以后，就很难自拔；也像一个陷阱，落下去爬出来就很困难。我虽然能理解自己由于婚姻不幸另寻寄托，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没离婚就又恋爱，这是不合法的，也是对不起丈夫的行为，在舆论中也是通不过的，所以我的思想负担很重，内心矛盾重重。有时我就冲着秦发脾气，认为都是他造成的，而且秦也从未谈起过以后的打算。当然，我也没有好好想过这问题，但不管怎样，我决定将丈夫调进上海以后再离婚，不然我到死心灵上都会像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我希望和他分手，但是不愿看到他受苦受罪，何况为了两个孩子我还想努力修复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下不了决心去想与秦结婚的事。而秦是个受旧思想影响多，受新思想影响少的人，又与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他是个很受人牵制的人，是决没有勇气干逆潮流而行的顶天立地的大事的人！这从他在文革中的态度就可看出。他事事很小心，总是随大流。 终于有一天，秦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不得了，我们俩的事已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传得满城风雨了，领导已找我谈话了……” 在70年代，人们对于离婚、婚外情虽然比过去能够理解容忍一些，但是对当事人的精神压力仍是相当大的。如果发现了第三者，要想离婚就是不可能的事了。面对生离死别，我俩都非常痛苦，说好了不再接触，仍旧做不到，尤其是我刚刚得到一点情爱温暖，他也好像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是我在沙漠里的一滴水。我不能没有他！但是现实是严酷的，容不得我们这么拖拖拉拉继续犯错误。还是男人心硬，“无毒不丈夫嘛”！某日，我收到了秦志宏写来的一封信，内容是这样：“……我们的感情不是现实社会所能理解和容忍的，继续下去只会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还是要分手。你是一个有着光明前途的人。我不能让你为了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毁灭了你的前程……我非常痛苦，已精疲力竭，连骑自行车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平凡地生活着……你是无法替代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我颤抖着手，反反复复读这封信，好像是在看一封情书，又好像是看一份死刑宣判书。我百感交集，涕泪交加……但是，我想得通，现实的确是这样！我不接受也要接受，我只有一个选择———接受。 我万分悲痛，我所受到的打击像一个新婚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像至爱亲人突然离世，我无声地悲号着———因为这是一个羞于见人的秘密。它没有“生的权利”。 两人不得不分手以后，秦志宏手抄了一本我喜欢的朝鲜歌剧《血海》的歌谱给我留作纪念，我也忍着心痛回赠了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图》给他（他属马），我祝愿他在今后的事业之路上像骏马一样奔驰！ 不久，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我的心仍被无限的思念痛苦啃咬之时，传来了秦又有新女友的消息。告诉我消息的人是从女友处亲自看到了秦写的信才相信的。顿时我气得七窍生烟，恨不能马上去刮秦志宏几记耳光！他这不是戏弄我的感情是什么？！的确，我们是分手了，他有权利另找女友，但是至少应等一等，让我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就当是自己心爱的人死了，也不要在尸骨未寒时就另求新欢、寻欢作乐啊…… 当然，他这样做也可能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平息这颗原子弹爆炸般的不良影响。但是，他既然这么胆小，何必要来挑起我的感情？他为什么只想自己？如果是为了平息舆论这样做，岂不等于是将这个女人做挡箭牌了？这不又是损人利己是什么？我不能容忍他这种行为，我必须有所反应。我自认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 向我通风报信的人也是心中不平，认为他太不像话了。 我思索了一下，向这位朋友要来了秦志宏新女友的姓名地址，写了封短笺丢进了她的信箱，并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我提出想和这位女友面谈一次。 很快，复信来了，对方很愿意与我谈谈，按约好的时间，我去了她的家里。这是一户家境不错的人家，父亲是医生，女儿正待业。她皮肤黝黑，嘴唇厚厚的。以我对秦的了解，他决不会真心爱上她，因为他还是一个很重外貌又很重才华的人，一切都十分明白：他把她当挡箭牌！尽管如此，我也不愿让他得逞。 我把自己的情况告知了这位姑娘。要她三思而行，谨防上当，一定要多考察秦，千万不要被人戏弄了。 过了两天，秦气呼呼地来找我，责问我为何坏了他的事。我问：“怎么坏了你的事？”他说女友的全家拍着桌子把他大骂了一顿，然后将他赶了出去，不准他再跨进他们的家门。 听到这里，我差一点要笑出来，好像是在看一出悲喜剧。我想，上帝是公正的，不然怎会这么巧，让我确切了解到他有女友，难道是天不容他如此的无情无义？！ 他当时的表情十分滑稽，又狼狈又可怜。就在这一瞬间，他留在我心中的所有美好感觉全部消失了，就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那贪婪的老太婆在瞬息间失去了金碧辉煌的宫殿又住到破烂的小屋里那样。 我已经受了害，我不想再让一个无辜者受害，这也是我找秦的新女友面谈的动机之一，因为在我看来，婚恋对象中，只有后者超过前者，才能得到他的心，否则就是同床异梦，一切都是虚假。何况秦志宏这么快移情别恋也不符合作为一个人应有的道德。 我一不做二不休，既然秦志宏说我与他的关系已像原子弹爆炸那样满城风雨了，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既然知道了就索性让人知道得清楚点为好，我和秦的新女友一起去他的单位反映了他的不良行为：一、勾引了我又弃之（始乱终弃）；二、对新女友不如实讲自己的婚恋史。 秦志宏知道了以后，非常生气，也非常恨我，就在外面说了一些不实事求是、有利于他不利于我的话，当然是说我怎么追求他，丈夫不在就想打野食还嫉妒他另择女友之类……而明眼人都清楚，他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呢？ 然而，任何话都会有人愿意接受，这种难听的舆论对于我当然是有伤害的，可我又能怎样呢？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诚实正派的啊！ 我恨秦还有一层：我与丈夫感情淡漠，隔阂很深，这是事实，但是如果秦不插足，或许还有一丝和好的希望，因为毕竟有两个孩子，可是这根细脆的感情线被他一踩，维系两人关系的最后希望就此彻底破灭了。爱情已经移花接木，再移回原处也无法存活；心已经变更，不是靠主观理智能改变回去的。我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秦却逃之夭夭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这实在令我不能接受、不可理解，也产生了痛恨。 在我的潜意识里，我隐约感到这一幕剧是秦志宏对我曾经伤害过他的一种报复，也是对他妻子离开了他，心里怨恨不平产生的一种对女人的报复。 数年后我再回顾这件事，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找秦志宏的女友，或许他是真的爱她呢？或许他被爱情搞烦了，折腾得受不了了，决意过一种和平宁静的日子，找一位普普通通既不要才华又不要漂亮的妻子呢？或许他自卑，认为我不可能看得起他，现在投入感情只是暂时的头脑发热呢？有本书上说：“有种女人，为她去死比和她生活在一起容易得多。”我不知我是不是属于这种女人。 从“行事留有余地”和“为人气量宽宏”这两点来看，我认为自己是做得不够好的。 可是，“个性决定命运”，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我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好像也难以做到。也许我太不懂宽恕了？ 没多久，秦志宏就当上了领导，不过，他是在七年以后再结婚的，据他自己说已不想结婚，是受不住家人的催逼。 我的感情被他这一枪伤得够厉害，以至于刻骨铭心、多年难忘。 婚恋的挫折虽使我元气大伤，但是我没有沉浸在愚蠢的痛苦中虚度光明，而是以奋发学习与工作来忘记这些揪心的痛苦。 随着吹、拉、弹、唱的开禁，业余音乐训练班也办了起来，工人训练班也成立了，我很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做一点工作，就主动要求去训练班教学。当时教工人不能用原有的洋教材。土教材又没有，我就开始编写。练习曲取材于革命歌曲和样板戏，又写了一些文字讲义，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工人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为了帮助他们排练齐奏、合奏，我还学习指挥、学配器；他们的乐器坏了我也帮助修理。我对工作充满热忱，认为自己能为他人能为社会出份力是极大的快乐，好像我由废人变成了有用的人。 不久，我所编写的一叠一叠的教材被工人们推荐到了出版社，出版社原则上不出版同类书籍，但是看了我的书稿，认为很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加上女性编书很少，我又符合当时起用的中青年人范畴，就采用了。 当时业余小提琴学习者的现状是：或多或少手头有些过去的练习谱（有的是借，有的是抄），但不系统，有些项目空缺，这就使他们在实用时碰到驻足难前的困难。我针对这种情况，编写了一本索引式的教材，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和练习，让学习者明了小提琴演奏的全套技术，使他们很快能够上手，当然技术是否达到纯熟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拿到一份乐谱，至少可以操作，不至于这不懂那不懂。 当时写书是没有稿费的，只送一些书作为酬劳，因此没有一点牺牲精神是不会去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的。我为了慎重起见，查阅了图书馆所能借阅的全部中外小提琴教材、论著，然后再独立思考综合、归纳，再融入自己的见地。我第一次写书，对文字的驾驭还很缺乏感觉，战战兢兢，改改涂涂，颇费了不少时间，常常工作到深更半夜。 不久，有一个文艺团体被中央指派出国演出宣传样板戏，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可是，又正因为是多年来的首次对外文化交流，对出国人员无论是政审上还是业务上都力求严格，因此有关领导对该团的人员逐个进行了研究后，筛去了一部分人，乐队的补充人员被指定到音乐学院来挑选。 音乐学院的工宣队一接到这个任务，就毫不犹豫地选派了几个工农出身的学生去替补。谁知报到后一考核业务，就遭到该团人员的反对，认为这些人尽管政治上可靠，也许不会叛国投敌，可是业务水平不比他们本团落选的人好。为此要求重新派人。 市委对这件事也很重视，特别选派了一个得力的人到音乐学院来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呼声最高的竟是我！我从未处心积虑钻营到某样板团去，业务却是拔尖的。从此市委领导知道音乐界有一个叫盛中华的出色人才。 来到新单位报到后，领导对我很重视，除了安排我拉乐队之外，还安排我独奏，显然这是有意对我进行培养。 六七年没正规练琴了，人在时代风云里沉浮，思想混乱顾此失彼，我又生了两个孩子，在军垦农场劳动了两年多，手上起了老茧，业务荒疏了，要一下子操起这精巧的玩艺儿———拉小提琴，还要掌握得无懈可击，这可不是一年两年能缓得过气来的事。文艺界有句话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指的就是十八般武艺的练功是不可停歇的。 但是没进入这一行的人不一定能体会到这难处，只要你一登台，他们就会拿高标准来要求你；只要你稍有误差，有人就会叹息：“退步了，退步了……”使我感到压力很大。 我有时也实在演奏得不够好，站在舞台上找不到感觉，人慌得发抖，有时拉到一半就有进行不下去之感，恨不得立即逃下台去。这时心里下决心道：“下次再也不拉了，永远不拉了！”有时短短两首曲子拉完，我已大汗淋漓，我低着头，不敢看人，觉得自己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我痛苦，我需要人们理解，希望他们相信我是能够拉好的，但是要给我时间，有个恢复过程。但是有谁肯谅解？ 最糟的一次是电视台实况转播，那是出访回国后的一台小节目演出。我患重感冒了，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为了压住感冒，我服了一些医生开的药，其中有扑尔敏。上场之前我就感到浑身发软，一点提不起精神，在昏昏欲睡中，我被喊上场，我抹了一把鼻涕，眨眨眼强打精神冲上台。 这次演奏的是一首高难度技巧的外国作品，一连串的快速琶音，手在指板上不停地爬上爬下，忽然，我的手没有把握好竟从指板上滑脱了！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失误！从未有过的！出洋相了！虽然我立即接下去演奏到曲终，观众也仍报以了掌声，但是，我心里难过极了，走下台我就忍不住孤独地失声痛哭起来。我觉得对不起观众，自己也太丢人了……我也不知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故！ 几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写道：“……扑尔敏是镇静药，服后会昏昏欲睡，司机要慎用，易出车祸……”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次演奏失误与服用了扑尔敏有关———它麻痹了神经。 为了孩子，也为了满足庞医生的愿望，我经过努力将他调进了上海，可是来后他却不愿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他嫌麻烦。这使我忍无可忍，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我只好与他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 与秦某的恋情中断，不仅使我心灵孤寂，还很愤懑。 我的内心很苦，但只好默默地忍受着…… 不久，鬼使神差的我，又一次跌入了一场婚外情。 这段经历发生在我借调到另一文艺团体出国访问之中。经过是：当我在前一个文艺团体工作了两年之后，由于我前一次出国表现良好，又让我参加另一团体出国演出。这是一件荣幸的大事，乐队只需补充一名小提琴手，而这幸运竟落到了我的头上！要知道，多少人在翘首以盼这个空缺啊！ 来到了新的团体，接触到新的人，有些是曾经认识的，有些是刚认识的，对于我都充满了新鲜感，我那颗长期寂寞缺乏温暖的心，似乎也由于环境的变更明朗了不少！ 报到的那一天，乐队正在排练，当我步入大厅时，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我，真是好不风光！这一天我上身穿一件雪白的收腰的确凉短袖衬衫，下着一条浅灰色派力司西裤，脚穿一双白色半高跟凉鞋，头发是像舞蹈演员那样，两条辫子盘上去。我虽生育了两个孩子，体型却未发生大的变化，我亭亭玉立地站在那里，充满了自信。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仅有一技之长，还有很好的形象，这可是难得的。 没过几天，我就和大家相处熟了。原本我就是个性情活跃的人，在功成名就的良好感觉中，在这无忧无虑的环境里，更觉心情舒畅。我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有时下五子棋。他们一个个向我挑战，差不多都败在我手下，之后我的这手棋艺被公认为“扫平乐团”。 这次因是演出样板戏，我没有独奏节目。对于我，拉乐队是件很轻松的事，没有一点思想负担，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出国前，每人除了领到一笔制装费以外，还可以到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借些衣服。 最令人兴奋的还是允许烫发。谁不想有一点变化呢？我想，如果在带有波浪的头发上再系上一根黑色缎带，就美而不俗，颇有点艺术情致了。 上海皮鞋厂专门派技工来为团员量尺寸定制皮鞋，服装厂也来人量体裁衣，那时的团服是：男着灰色中山装，女着灰色江青服（一种翻领收腰类似西装又不像西装的式样），总之是一片灰。但式样和面料不算老土。 “人靠衣装马靠鞍”，经这么一加工一包装，还真个个变了样。 在国外，大家最忙的就是拍照。一是为了留念，二是为了让没出过国的人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 在与团员的交往中，有一个人与我接近较多，其实谈不上是接近，确切地说，只是他出现在我眼前的次数较多。 有时候，某些人与我开玩笑斗斗嘴，他总饶有兴味地站在旁边看着我。 我觉得，在紧张的排练之后，情绪松弛一下，大家在一起说点幽默俏皮话乐一乐，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有助于融洽同事之间的关系。我想这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未介意。 不少人受到我机智活泼性格的感染，常常喜欢围着我听我说话，其中最起劲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人，他叫祁田，是位中提琴手。 他比我年长约八九岁，山东人，个子高大，面貌和善，但长相不英俊：鼻子虽高，但当中有个“结”，眼睛太小，大家叫他“小眼睛”，嘴也不够阔；笑起来像松鼠，十分逗人。他看上去忠厚，虽然不多说话，但偶尔说两句俏皮话也有点滑稽的味道。 我看他总愿意接近我，大概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了，就常常差他帮我干这干那，而他都乐意。出国时也常招呼他帮我拍照、拎箱子……他都一叫就应，心甘情愿，拍照中有时用我的相机有时用他的，他也没意见。 有一天在鸡尾酒会上，我正与一位团内的女歌唱家站在一起，只见祁田又远远地向我走过来，女歌唱家说：“你看你看！小眼睛又过来了……”随后开玩笑地问我：“美人！他爱上你了，你会爱他吗？”我一听这话十分震惊，说：“这怎么可能！你快别瞎说了，给人听见多不好！” 但是被人这么一问，我倒也警惕地问起自己来：该不会对他产生那种被称为爱情的感情吧？不！决不会！我想。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有妇之夫，我怎会去爱他呢？何况他离我心中意中人的要求也太远了———他是一个太普通太平常的人，不可能激起我的爱慕。 在短短三个月轻松愉快的生活中，大家又都穿得那么挺刮漂亮，真让人有种美的享受。 祁田还是那样，总是关切有兴趣地瞧着我，我去理发室，他也去，但不理发，只坐在旁边看着；我打扮得漂亮了，他会调侃般地赞赏一句：“真美呀！”我吃饭，他坐在旁边看着。甚至我打电话他也在附近站着，以至于在一旁的人看看我又看看祁田，无声的语言似乎在问：“你俩罗曼蒂克上了？”对于这种询问性的目光我只当是他人的误会，十分坦然，认为这种短暂的相识只是萍水相逢而已，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与秦志宏的情况绝不会相同———我继续在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 在我的感觉里，他也是不由自主地和我接近，并未有意怀有什么企图，一切都在正常范围内，他也未意识到会有什么后果产生。 就在出访任务完成，在我快要离团时，祁田的目光忽然变得严峻起来，这倒使我心里有点不安起来，想想万一人家真动了感情可如何是好？ 在离团欢送会后，趁人群正在解散时，祁田奔过来握了一下我的手，他凄凉地看了我一眼，我什么也没说，也不知如何是好。 回家了，我的家是多么清冷啊！我不禁回忆起祁田对我那温暖的注视，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依恋感。 不久，我收到祁田一封短信，说是照片印出来了，有一部分是我的，因怕邮寄遗失，决定给我送来。问我何时在家给他打个电话。 按约定的时间他来了，他见我堆放着许多脏衣服没洗，就立即卷起袖子帮我三下两下洗净了。坐下休息时，他告诉我，他已向妻子谈起了我，他说我不仅小提琴拉得好，人还聪明有趣……妻子听了也很高兴，说想见见我。因此他问我能不能赏光去他家吃顿饭。我想了一下，认为去见见他的妻子这没什么不可以，就爽快地答应了。 按照地址，在约定的时间我向他家走去。这一天下着小雨，我一手撑了把伞，一手提琴，在快要到他家时，我突然看到一个穿着雨披扶着一部自行车的人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仔细一看竟是祁田！他眼中闪着一种特殊的光芒，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似一尊雕像，这模样把我吓了一跳。我又一次想：“糟了！他大概对我动感情了！”为了不继续激发这种感情，我故作镇静地问他：“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怕你找不到地方，来接你。” 进到他家，看到的是一间不大的房间，但是收拾得整洁，也略有一点艺术性。我放下小提琴以后，他就叫我稍坐一会儿，几分钟后就听到隔壁厨房里传出来“哧拉哧拉”起油锅的声响，接着，只见他端着一个碟子跑进来，上面是两只黄澄澄的荷包蛋。这蛋看上去外脆里嫩，一口咬下去味道好极了。我忙问他是怎么做的，他说关键油要多，火要大，炸的时间不要太长。 我吃完两只蛋喝了几口茶以后，祁的妻子就下班回来了，她对我礼貌地打过招呼后就去厨房安放买回来的蔬菜。当她看到锅中有那么许多油，就走进房来不快地问祁：“你烧什么东西来着，怎么用了半锅油？”祁不敢做声，尴尬地对我眨了眨眼，大概因为有客人在，祁妻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又转身去了厨房。 吃过晚饭，我们随意地交谈了一会儿，我应祁妻的要求拉了两支曲子。她听了很高兴，说拉得很有味道，又夸奖我人长得漂亮，说比照片上好看。之后，我就告辞回家了。 走到自己的家门口时，我情不自禁放慢了脚步，踌躇了一会儿。我是多么不愿走进这个家啊，它是那么冷寂，令人失望！面对一个不能对话的像陌生人一样对我缺乏热爱的丈夫！这家好似一个死窟窿……干脆没有家，倒也不存指望，有了家没有温暖比无家更令人痛苦。 我不止一次有这种强烈的空虚感，不想走进这个家门！可是不进去又能去哪儿呢？———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倒在床上，我孤寂地回忆着每日的活动，发现除了工作之外，唯一温暖的回忆倒是祁田。他没有花言巧语，不会逢场作戏，是很实在的一个人，但是却隐约显出一股内在的生命活力。他业务上很努力，是中提琴首席，但干起家务来也很在行。我常情不自禁拿他与庞医生比较，感到祁田有事业心，会体贴人，和善，这些品质我感到十分可贵。我知道我需要一个会体贴的丈夫。 一天下午，有人敲响了我的家门，开门一看竟是祁。问他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只是路过这里，想问问我愿不愿收一个学生。我迟疑了一下，说要了解一些情况后才能决定，因为以前贸然收了一个患精神病的学生，弄出许多问题来。说着我按照一般的客套请他进来坐一会儿，他说晚上有演出下午休息，我说我晚上也有演出。谈了一会儿他准备走了，却又关切地看着我问道：“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我说没有，不过洗衣服是很恼人的事。他一看，见厕所里又堆了不少衣服、被单，就说：“我来帮你洗掉吧！”说罢他就卷起袖子，说干就干。为了怕有人闯进来看见，祁顺手将门上的插销推上了。洗完衣服后，我就让他坐下抽支烟再走。这时我泡好了茶，站在他旁边正伸手在橱子里翻找食品，想给他充充饥，谁知他突然一把将我拉了过去，是那种很冲动、很爆发的动作，一点不温良恭俭让，虽然我很不习惯，但是我不恨他，我过于空虚的感情世界也需要充实点什么，我的内心孤寂得太久了，这是多么不公平啊！当时的我谈不上爱他，但是他给我关心和温暖，他重视我，这是我所需要的。我没想到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两人的关系在刹那间顺理成章地变化了。 人的头脑有时是多么愚蠢，多么无知啊！这时刻我什么也没想，也来不及想，也不知该怎么思想，只有一个简单的意识———他一直崇拜我，我也需要一个朋友。我从十三岁离开温暖的大家庭，孤身在上海二十年，心灵孤寂，生活无人照料，有谁知道我这份痛苦？！ 他激动但又温存，像慈母拥住自己心爱的孩子那般让我坐在他腿上，我不抵抗，他已感激不已。他深情地看着我说：“四十年啦，这是第一次啊！”我听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就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恋爱过一次就结婚了，她是我的同班同学，比我大一岁，是她先追求我。这恋爱不是热烈的，更不是罗曼蒂克那种，前后只一个月。但是结婚以后夫妇感情很好，我培养一儿一女学琴，她负责家务，现在孩子大了，工作了。我晚上演出下午在家烧好饭菜等她回来，我从未对任何女人动过心，就是认识你以后……不是，从第一次看到你我就有种特殊的感觉，哎！如果你不是这么好、这么全面，我是决不会这样的，我这人也是很挑剔的，我是一个正派的人啊！我出身很苦，但我自强不息……” 听到这番话，我心里很感动，他是多么诚实啊！他把我当作最亲的人在倾吐他的肺腑之言…… 正在这时，听到了敲门声，我们一下子清醒过来，想起了门销还插着，一定是丈夫下班回来了。我赶紧去开门。庞医生一看满房间的烟雾，烟缸里一堆烟头，桌上的茶杯、饼干，说明此人来的时间不短，再看看有点尴尬的祁田，庞医生的脸就阴沉下来了，长期夫妇感情不睦无疑在庞的心里也积了一团气，现在正是他发泄的时候。“为什么锁门？”庞问。“因为他刚才在洗衣服。”我答。“洗衣服就要锁门吗？”“当然有必要！”“走！到保卫科去讲讲清楚！”我不愿敞着门让左邻右舍来看笑话，就轻轻对祁田说：“你先走吧！”他立即骑上车走了。 庞恨恨地看着我，两人僵持着。 祁离开后，我也不愿去保卫科，庞医生就自己去把我引“野男人”来家还锁上门的事作了汇报，对此我非常生气，正愁没机会提出与他离婚的事，事已如此，反正没脸见人了，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提出离婚一了百了！ 一听我又提离婚，庞医生就气急败坏地对我采取了残酷打击。他将“野男人”来家的事写成大字报，分别贴到我和祁田的单位不算，还贴到大街上，新华书店门口（当时正在卖我编的书），一下子，满城风雨，我立刻瘫了下来支撑不住了。谁不要面子呢？我没有勇气见人，我有口难辩。当即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逃！我乘火车逃到了父母的身边，就如一个人遇到了豺狼虎豹，在生命危在旦夕之时，逃到他最可放心的安全地。 一回到家里，我把发生的事情向父母语无伦次的简略讲了一下，我并不企望从父母那儿得到多少指点，因为我知道，对于一些人生中的复杂问题，双亲也未必有什么经验，他们的思想还不够复杂，他们只知告诫自己的孩子们做人要“与人为善，不要和人争执”。（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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