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之路
〔美〕卡尔。艾格尼玛罗池译我正坐在一辆通勤巴士后排，汗津津的，往大橡树园开去。我的手袋里有一份报纸——可以用来遮脸，像谍匪片似的——还有三只大脐橙用来让我熬过盯梢的时间。我说不清为什么要跟踪弗雷迪，但近来我总是梦见机床：明黄色的带可调机头的新星X3000 型。在梦里我赤身裸体躬在一台X3000 上，在一个大牧场中央，那些像是用枫木或者桦木制成的人偶分散在辽阔的草原四周，立正站好，像一只只畸形的晾衣夹子。这是一种恐怖的梦——我害怕会有一个人偶用它球棒似的胳膊干翻我（这听起来傻乎乎的但确实很吓人）——醒来时我感到一阵嗡嗡作响的惊恐，随后，无法解释地，又在一丝丝怀旧之情的围绕中舒缓过来。
今早8 点45分弗雷迪出门时吻过我的脸——胡子拉碴，擦过象牙香皂，满嘴烟臭——然后我赶上9 点03分从林务员街到大橡树园镇的班车。现在巴士哼叽哼叽到了十一里街和特洛伊街路口的一个站牌，我站在人行道上，确凿无疑地感到自己有罪但同时又奇怪地觉得刺激。能出来晒晒太阳真好，不用躬在机床上，没完没了地转着那些脑袋呀胳膊呀腿脚呀。我知道弗雷迪就在这个小镇上工作，正往威廉街赶的时候我看见他了：刚从一家叫利博普的二手牛仔店出来，用两只手拖着装假人的箱子。我坐在路旁的一张长椅上，打开报纸，从商业版的顶栏上瞄过去。弗雷迪穿着紧绷绷的细纹套装显然已经汗湿了，他拽着那口老沉的大黑箱子到了拥挤的人行道上。他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深感自己罪孽深重的人。当他在暗夜皮具，一家性虐狂用品店，门前停下来的时候，看上去也并不特别的开心或者优雅，他用套装的袖子抹了一把前额，然后把大箱子推进店里。
弗雷迪根本不乐意作什么推销员。他努力装出一副商业化的样子——他的套装严谨得没治了，穿起一本正经的单排扣简直像个摩门教徒——但他的扎染领带让他露了馅。另外还有他的头发，他想尽办法把它们绑成一个马尾，但老是会有几小撮碎发跑出来翘到天上，让他看上去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小天使。
为了让他的职业减少一点掠夺感，弗雷迪以他所谓的“忏悔之路”为基础发展出一套销售哲学。在推销的过程中他还要跟潜在买主分享一些有点不相干的东西——他会坦承一种软弱或畏惧，或者指出相互间的厌恶。弗雷迪的理论是，这样可以形成亲密和信赖，最终既为我们的公司增进了销售又让他自己更加无愧于良心。到目前为止他的理论——有关增进销售的那个部分——尚未得到证实。
我把报纸搭在膝盖上，全神贯注地剥着一只脐橙，这时突然发现弗雷迪正从街对面过来，他抬手遮住太阳，往我这边瞟。一股犯罪感的热流涌上我的面颊，我连忙看过一旁。等他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把目光迎上去，做出一副惊奇的表情，向他招手。
“嘿！”我喊。“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弗雷迪爬过路沿，假人箱子磕着他的膝盖。“我‘琢磨’就是你。怪事儿——从街对面看过来你有点像我妈。我是说，你的头发，今天有点飘飘的，或者也可能是这副墨镜……”他摇摇头驱走这种想象。“哎呀。有一阵子可真是迷糊了。”
“我要去五金店买些工具——小号V 形凿，”我解释说。“有点急用呢。”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在街砖上不耐烦地啪嗒着脚，一种让我坐立不安的声音。我是不是坏了他什么事情了？弗雷迪最近一直显得很奇怪，实在太郁郁寡欢，太忧心忡忡了，没有一点弗雷迪的样子。星期二那天我正巧逛进办公室，他慌慌张张地挂掉一个电话，我问他是什么电话时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是一个新客户，很有希望。”我的头脑立即闪回到三月份的那次事件，引发我一阵阵的猜疑和懊悔。然后到了星期三弗雷迪回家时带了大大的一捧紫色郁金香。这东西像一串小火星溅到我身上，后来我认识到这就是报警的大火。我问他这郁金香是怎么回事，他耸耸肩膀。“它们显得有点单调是吗？我不知道。它们让我开心。”他心不在焉地亲一下我的前额。“你也让我开心。”
现在他挨着我一屁股坐在长椅上，拉扯着他的领带。“你知道利博普的那个女人刚才对我说什么吗？‘我们只要那种看起来像人的人体模型’。”他抹掉唇沿上的一排汗珠，我发现他的脸颊和额头上布满了一些淡粉色的疙瘩，神经性皮疹大发作的前奏。“她穿着一条胶皮紧身裤。你想象得到吗？在今天这样的天气，这让我分心了，我想。这让我砸掉了生意。”
“这样好吗？我请你吃午饭。”我提议。“随便你要什么。我们可以去那个我最讨厌的埃塞俄比亚佬餐馆。”
“说实话，待会儿要见个人——可以说有一点半点重要的人。但有你在更好，朱蒂丝。都是注定的，哪怕你会觉得这很愚蠢。”弗雷迪从兜里掏出一张红花帕巾，擦擦额头，然后站起身，他看了看表。接着他做出一些错乱的举动，他把帕巾从兜里掏出来又擦了一次额头。
“嘿，怎么了，”我说着，把他拉回长椅上，松开他的扎染领带。“歇会儿。你看上去有点虚虚晃晃的，弗雷。”
“是的，我觉得不怎么好，”他不安地说。“实际上，过去这一个星期我觉得简直屎透了。兴许你已经发觉了。”
我谨慎地点点头。（三月份的那个事件又在我的头脑里重播，弗雷迪僵在沙发上，光着膀子，在看电视上欧普拉采访一个皱巴巴的小老头，一缕缕漫射的阳光投在公寓的墙上，大麻烟淡淡的甜香味儿。）
“听我说，我还可以去喝一杯。”他又看看表，叹了一口气。“我可以请你喝吗？我们可以喝点东西说说话。谈谈午饭。”弗雷迪在一家茶吧跟我说了射击场的事儿。我们坐在前窗边上看着街对面的公园里孩子们在玩野蛮的躲避球游戏。他们的叫嚷在开着空调的店堂里隐约地回荡。弗雷迪吸着胡萝卜汁跟我说着那个女人，肯尼逊，以及她的计划，她想给我的人偶穿上迷彩服，然后设置在她那个三十亩地的射击俱乐部各处，让那些花了大价钱的俱乐部会员们朝它们开枪。很显然肯尼逊在星期二的电话上跟他谈了这些。“她可是真的为这个主意‘骄傲’呢，”弗雷迪说，他的声音里露出一丝自觉有罪的紊乱。“她说是她的女儿想到的。”
“这是一个女孩儿的主意？”
弗雷迪点点头。“一个十四岁的。”
想到我的假人让人轰掉脑袋的情景我一时间被震住了。“啊——什么？——这就是你要说的？那些人偶？”
“我一直在烦着呢。”弗雷迪盯着街对面的孩子们。“我这个星期简直是糟透了。我有一种感觉——”
“你是在假装开心，我看得出来。”
“就像有什么东西在跟踪我。就像你在夜里走过杰斐逊街，路过那些破烂的汽车旅馆？我觉得就像这样。我觉得就像我身后跟着一个巨大的，无形的……某种东西。”他忧心忡忡地吸着果汁。
“你觉得自己有罪，你是说。”
“我想是的。又能怎样？我就是觉得有罪。”
有罪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共同话题。弗雷迪为三月份的事件感到有罪，为吃了青葡萄和卷心莴苣，为参与了资本主义，为没有受过太多苦，为对我爱得不够感到有罪。我为从哈特广场的无家可归者身旁走过时加快了脚步感到有罪；除此之外，我过去常为没有对弗雷迪感到有罪的事情感到有罪而感到有罪（我对他隐瞒了这一点，也是有罪的）。但近来我把这种莫名其妙的习惯踢掉了，开始用抽烟来代替。
“你可以对这事儿发火的，”弗雷迪说。“我是说，它们是你的人偶。你的‘艺术’。你也可以对我跟这个女人做什么交易发火的。耶稣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在经营一个射击场啊？这跟从前那些在安纳波尔搞里根竞选大会的变态狂是同一类人。”
“这没什么大单的，”我说。“这叫‘反应过度’，弗雷迪。你这叫反应过度。”
弗雷迪用一种震惊和不解的目光瞪着我。“是的！朱蒂丝，这正是大单的。这最明显不过是一个大单。我是说，在过去这一个星期我简直是对自己恶心透了，感觉糟透了，但没有告诉你。这很傻因为我对你来说是没有秘密的。”
“那为什么你不回话给她然后推掉呢？”我说着，努力掩饰我的恼怒。“这事儿不是让你那么心烦吗？”
“我只是没说。我们只在电话上谈过。她提到她有个射击场。她说——‘我在给我的射击场找些人体模型’。然后她就谈别的事情了，当时我什么都没说。”他耸耸肩。“我只是没说。”
弗雷迪以前拒绝过好些订单。十一个月前我们接到大瀑布城一家运动用品公司的电话，他们想用我们的人偶来宣传钓鱼用具。弗雷迪的声音是“重低音”所以我在工作间都能听见，他对那个女的说他宁可在底特律河扑腾也不会把我们的假人卖给他们。这显然是因为那家公司当时正因其雇佣政策涉嫌歧视而卷入一场故作姿态的官司。后来官司也撤销了。
“也许我们应该不去赴这个约会，”他现在提议。“就逃掉它，吹了——去看场电影或者别的。我们并不需要这个女人。”
“但实际上，我们正是需要她。喂？我的机床眼看就没活儿了。什么都没有。”
他严肃地点点头，琢磨着这事儿。“我完全明白。”
“听我说——我们不要讨论这个了。我听你宣扬要有开放意识要做一个倾听者都不知有多少回了。也许你误解了她呢，弗雷迪。也许事情没有听起来的那么糟呢。”
“我是怀疑。不管怎样我已经告诉她我十二点钟会在米克诺斯餐厅等她。你能相信吗？我居然还提议请她吃午饭。”他不肯相信似的摇着头。“我要请共和党人吃午饭。我都已经变成这种人了。”
“让我们看看她要说什么吧，”我说。“也许你是对的——也许这是注定的。”
“我犯了大错了。我觉得有点头疼。”弗雷迪给我一个牛奶冻似的眼光，又看看表然后站起身。“就这样定了吧，我想。我的领子怎样？”
我给他扯扯直。“棒极了。”我把他铁丝儿样的头发理顺，然后捧起他汗湿的脸。“你看上去非常商业化。”
“商业化，”他懊丧地说。“真是太棒了。”在卖假人之前，弗雷迪是心理学系大名鼎鼎的学生激进分子。我们的初次相遇是一个细雨蒙蒙的十月的星期一，在密执安学生联合会门前的台阶上，一次支援全美汽车工会的示威。我跟我最好的朋友提尼娅一块去看看真正的示威是什么样子的——两个满怀景仰的小女生，被我们宿舍的指导老师给的半截大麻烟弄得神魂颠倒。我们根本就不懂我们在喊些什么。我们的道德是抽象的，就像微积分。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书呆子了，一个总是穿灯芯绒裤浑身冒着松木刨花味儿的女孩，但那天下午我发现我爱上了集会，我喜欢被弄得神魂颠倒，喜欢那种为一些东西而战，即便失败了也觉得“值”的感觉。弗雷迪的头发比我的还长，他高喊口号的时候长发摇摆着像一个绳锤。
他喊哑了嗓子而且还染上了流感，在我宿舍的床上我用热茶和激烈的交合来给他治疗（后来提尼娅指出，我的错误，就是热茶；在端茶送水之中我已下意识地产生了一种经典的佛罗伦丝。南丁格尔幻想，弗雷迪在我心中的形象被彻底地庸俗化了，所有的男人都是猪）。两周后我搬进他的公寓，弗雷迪还在治他的流感，他将此完全归咎于大学当局。收到抗生素账单的时候，他就转寄给大学校长并附上一封恶毒的信索要全额付款。
弗雷迪的公寓在富勒街一栋维多利亚式房子的阁楼上，有斑驳的黄色墙纸和一个棺材大小的浴室，在一种纯净状态的幸福中我们在那里住了四年，一种只有大学生才能达到的绝对的，白痴般的喜悦。我毕业的那天晚上弗雷迪带我爬上东摇西晃的阁楼梯子到了屋顶。我们坐在屋檐上，双脚在空中晃悠，远看着休伦河没入模糊的黄昏然后进入黑暗。弗雷迪他毕业后就已经在罗亚尔蒸馏咖啡店卖卡帕其诺浓咖啡了，但现在他有一个计划：手工制作的人偶，硬木四肢，活动关节。我们自己的店铺，我们自己的上班时间。我们自己的规章制度。还是个穿灯芯绒裤的高中书呆子的时候我就刻过木头了。我对弗雷迪说我爱他。我对他说他的计划听起来棒极了。
两年前，我们经商的第一年，我们账上损失了两千八百块。六月，卖掉我心爱的84款雪维特车付了电费单。我们搬出富勒街的空中楼阁，进了底特律东边一家中东餐馆楼上的一个单居室。我们努力装作事情没那么糟的样子。我挂了新窗帘，然后像洒圣水似的用硼酸药蟑螂，弗雷迪把我们的卧室刷成紫色，还添上橙色的螺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第二个星期，我们回家的时候发现天花板漏了，黑乎乎的泥浆水掉在我们的床垫上。那天晚上我们面对面默默地吃饭。真是难以想象我们那么快就寒酸到这种地步：就着罐头腰豆吃米饭。夜里，在我入睡前，有一种类似于绝望的感觉在我身上蠕动——呼吸困难，冒冷汗，焦急得掉泪。我想知道，在底特律这样的城市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落到失败者的头上？
弗雷迪坚持乐观。“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客户名单，”在一个尤为令人气馁的星期天晚上，他冷静地解释。“我们还有足够的钱可以挺过去，我们有公寓——它，好吧，它看起来像一泡屎，但还不算非常非常糟嘛——有汽车，桌上有食物。难道我们真的还需要更多吗？”
我在冰箱上贴着一张我们所需物品的清单：一张没给弄脏的床垫，一台新的二手机床，一个富有的慷慨的客户，一点安全感，一点自我价值感。但弗雷迪吻我，然后用他坦率而性感的微笑对我笑着。于是我告诉他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了。
然后到了六个月前，一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钟，弗雷迪还在伯明翰，做电话推销。我决定早些回家，因为没活儿干了——什么都没有——在回公寓的路上顺道去买了一瓶便宜的葡萄酒，尽量人为地提高我们的情绪。从欧内斯特酒馆往回走，阳光照着我们那栋楼的西墙，铝合金墙板披上一层迷蒙的，蜂蜜色的光线，不知是什么缘故我被这种特殊的美打动了。我打开门。弗雷迪穿着一条短裤躺在沙发上，正在看欧普拉秀，他的头发摊在坐垫上像一堆胡萝卜皮。大麻烟的味道在空气中飘浮。
“出什么问题了？”我问他。“我以为你已经出去推销了呢？”
弗雷迪坐了起来，很吃惊的样子，然后关掉电视。“啊，对，我今早是打算要出去来着，”他说。“我原计划一路到伯明翰去，去几家那里的珠宝店。但是，后来……我没去。”
我倒在沙发上满心疑惑。“为什么‘没去’呢，弗雷？你上次出去推销是什么时候了？”
弗雷迪紧紧皱着眉头，好像听不懂我的问题似的。最后他说，“我想是有好一阵儿了吧。”那天下午我们坐在饭桌边用咖啡杯喝着廉价的莫乐干红，听弗雷迪解释他是多么厌恶这整个儿的空虚，把产品销售给那些并不真正“需要”的人，他出去做推销的时候经常感到一种深深的恶劣的犯罪感，就像一块溃疡，在他的胃里。最后，弗雷迪仔细地挑着词汇，说他未必会在乎失败。在失败中也有一个苦涩的价值。
“我们赔了我的车，弗雷迪！我‘爱’那部车！”
“对，是的，我明白，”他说着，嗓门提高了。“也许，我不知道——也许只是人偶的想法不大对路。我这几个星期已经想到了好些新主意。你准备好了吗？”他俯身躬在台上，两手拉开做出一个银幕的样子，像电影导演似的。“想想这个：木制鞋。手工雕刻的鞋底，手工染整的皮面。想想从大瀑布城到休伦港的每一个大学生都会穿我们的木鞋。”
“让我直说了吧，”我说。“过去这几个星期你成天就一边抽着大烟泡一边梦想着什么木鞋是吗？然后就去人家商店里晃悠一下‘假装’你是出去做推销是吗？”
我努力想保持文明。我做不到。我说他是一个空想家，一头叫驴，一个吃屎的大骗子。弗雷迪掴了我一掌，狠狠的，在我右边眉骨上。我立刻就脸朝下倒在厨房地板上，弗雷迪扑到我身上，吻着我的脸，哭着。躺在那里，在我们糟糕的公寓的地板上，我想起那天下午的迷蒙的阳光，一阵幸福的刺痛穿透我的身体。多美的阳光啊！我整个儿的生活在这一小缕光景中显得理所应当！弗雷迪喃喃不清的话语我无法理解，我只听见一阵高调门的噪音渐渐地减弱消失了。弗雷迪默默地流泪。
按弗雷迪的说法，这个世界有着太多没有人愿意去谈论的不公正。我原是倾向于赞同他的观点的。那天下午他并没有试图去寻找借口，他告诉我真相。为什么我面对真相的时候就那么容易上钩呢？那天晚上，跟过去六年的每个夜晚一样，我挨着他睡在我们那张让泥水弄脏了的床垫上。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饭桌上喝葡柚汁，跟每个早晨一样。然后是夜晚，吃过晚饭，跟每个晚饭后的夜晚一样，弗雷迪一边收看十点档的新闻一边咒骂可怜的卡门。哈兰，一个漂亮的女主持人，因为她播报的新闻总是出错。这是他的娱乐方式，就像有些人去玩多米诺骨牌，或者到国外钓鱼一样。
但那天晚上我看着他在电视机前，一边嘲弄哈兰小姐，一边带着诱人的微笑向我打眼色，我没有笑。我想说，我懂得你，所以不要跟我说新闻又出错了。不要跟我说不公正了。我跟着弗雷迪横过中央街，过了那家二手店和人行道上让我的侦察半途而废的那张长椅。我感到激动和紧张，仿佛我正走在某种潜在危险的边缘。那是一个笔直的悬崖。它让我想起在弗兰芒校务大楼的台阶上，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间涌动着的一道激流。
肯尼逊，就是弗雷迪要见的那个女人，在我们刚坐下五分钟就到了。我们起身跟她握手——她三十多岁，高个儿，留棕色短发，有一副精致的，瓷娃娃似的脸貌。她的套装（一件粉色的香奈尔装，短到撩人的程度）看上去似乎比我的总净值都要贵得多。她不是毫无吸引力的。弗雷迪正嚼着一片黄油面包，连忙大口咽下去，咳了起来。
“你是弗雷迪吧，”她热情地说。稍带一点南方口音。“啊，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经常有人这么说我，因为我的声音。大家以为是个高个子吧，我想。”他耸耸肩。“从前这很让我烦恼，从自尊心的角度，但现在没事儿了。”
肯尼逊淡淡一笑。弗雷迪已经脱去外衣，两大块汗渍从他浅蓝色衬衫的腋窝上渗出来像一对翅膀，他的样子就像是随时都能扑扇双臂腾空而起似的。我猜想此刻他真正想做的事儿再没别的了，除了冲出他的座位，冲出这家餐厅，离开这种突然间变得既让人不舒服又令人失望的生活方式（可怜的小伙子——我偷偷从桌下伸过手去，给他的手一个安慰的紧握）。
“听说，”我说，为了打开僵局。“你有一个射击场。”
“对，”她说。“我有一个靶场，在舰队街。我还是个女孩的时候我爸爸在诺克斯维尔就有一个，我是大约七年前在舰队街开业的。人们经常感到惊讶，一个小女人经营靶场。”她快活地耸了耸肩。“这是老故事了——爹迪教他的独生女儿学射击。是我的血统吧，我想。”
“我叔叔有一次也想教我怎么射击来着，我七岁的时候，”弗雷迪说。“按我的观点，让一个孩子去面对猎杀，七岁这个年龄是‘过早’了。武器的纯粹暴力，和那些血啊，内脏啊……”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原谅我，我想这被称为‘清洗’。”
“你是想起钓鱼了吧，”肯尼逊说。“你是‘清洗’一条鱼。而你给一头鹿‘清膛’。你第一次做就该知道了。”
“三十一年来他每年秋天都带一头鹿回家，直到上一年。他去年八月死了，得了结肠癌。”肯尼逊和我茫然地瞪了弗雷迪好一阵，然后我就明白了——忏悔之路。
“唉。我非常难过，”肯尼逊说。
一阵阴郁的沉默悬浮在桌面上。肯尼逊挨个儿打量着弗雷迪和我，还有她的菜单。谢天谢地，侍应生出现了。肯尼逊点了面皮炸鸡排和一杯健怡可乐，我也点了同样一份。弗雷迪，真让人担心，什么都不要。
“你们俩有谁曾去过靶场吗？”肯尼逊问。
弗雷迪笑着说：“噢，这个，没有。从来没有。我们俩都没有。”
“你们应该找时间来一次。我让我女儿信子教你们一课。然后——谁知道呢？——也许这样可以让你们对人偶多一些主意。”
我看到弗雷迪是听进去了。他在摆弄他的水杯，慢慢地逆时针转动。终于他把两只手掌平放在桌面上然后说：“好吧，肯尼逊太太，我想我需要——”
“弗雷迪是……反对，”我脱口而出。
肯尼逊瞪着我。
“道德上的反对。可以这么说。”
“哦。”肯尼逊客气地微笑着，仿佛她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明白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看呢？”
“啊。是的，”我说。“我也一样。在理论上。”
“在理论上。”她缓缓地点着头。“那么，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渐渐就变成浪费时间了，不是吗？”肯尼逊挤出一个笑容然后扭过头去四处找侍应生，突然又不耐烦起来。“相信我，我知道什么叫诡辩啦统计数字啦以及种种废话连篇。我也听过那首歌还跳过一两次。”她瞟了一眼弗雷迪。“你知道，弗雷迪，一见到你我就感觉这个计划不会奏效。不是想冒犯你。”
弗雷迪说，“哦，等等。别介意。没人要引用什么统计数字，或者什么‘废话连篇’。我们不要扯远了。对，没错，我确实有某些道德上的反对——这未必就是一个障碍！让我们好好谈谈吧，这个射击场，更彻底一点。你明白，让我们把它放到桌面上谈。”他浑身大汗。他松开扎染领带，干脆解下来搁在他面前的桌上。我们三人都盯了它好一会儿。
“嗯。这就好了。”肯尼逊眼睛一亮。“你刚才让我担心了一阵呢。”
“让我直说了好吗，”我说。“你要买些假人，给它们穿上衣服，然后用来复枪把它们轰得稀巴烂？”
“本质上说，是的。”肯尼逊说着，点点头。
“你难道不觉得这很邪门儿吗？”
侍应生把我们的午餐端来了。肯尼逊拿起餐刀把她的鸡肉从容地切成小块。“这是件新鲜事儿。外面有很多男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都被民兵运动激起来了。我猜，是其中的男子汉气概，无法无天的自由。星期一晚上，我在靶场看见他们，从头到脚穿着一件虎皮纹的伪装服。那可是在靶场呀！但这些人并不是什么部落来的疯子——他们都是些律师和儿科大夫。”她向我扬起她修得齐整的眉毛。“他们有好些人都怂恿我开发一个‘剧情版’，就像联邦调查局的训练基地，在断墙窄巷中间设置一些人体模型。他们拿着手枪在里面闯关，碰到假人就朝它们开火。”她喝了一口水，用餐巾抿一下嘴角。“这是有点新奇，没错。”
弗雷迪俯身躬到他的碟子上。“但这些就不令你困扰吗？你知道，从大处看，是不是在鼓励这种暴力的，破坏性的行为？我是说——等等，放心，我不是想给你什么统计数字，这里就有一个恰当的例子，我叔叔，那个带我去打猎的人，从前总是让我婶婶叫他上尉。‘你的三明治来了，上尉。上尉，你的鞋带掉了。’其实他从来就没在部队呆过！还有他老是威胁说要宰了邻居的哈巴狗——我亲眼看见的，还小的时候。”
肯尼逊没理会他。“我们试用过塑料人体模型，但它们太容易碎了——任何二十二口径以上的都能把它们打成碎片。我在找一种可以吸收冲力的东西。于是，木头。你们的人偶正好合适。”
“好吧，等等，”弗雷迪说。“让我们离题一秒钟。为什么我们不谈谈利用我们的人偶来为你宣传‘其它’方面的业务呢？明白吗？想一想：当你迈进射击场大门，两列人偶在你身旁夹道欢迎，身穿最新款的迷彩服，马甲还有鸭舌帽。我敢‘担保’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放到我们的人偶上都能增进销售。朱蒂丝和我可以给你做一个演示，一个样品。我们今天下午就能做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动手，甚至。”
“我们不卖装备，”肯尼逊说。“除了弹药。”
“我们可以为弹药做些什么的。”弗雷迪还要坚持。
在恳求式的口吻之下，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小小的痛苦的音符。我想，肯尼逊听到了。她向他转过头。“你开过枪吗，弗雷迪？就在你扣动扳机的那个瞬间，在撞锤击出之前，你的心跳停止，时间完全静止了，只是那么短短的一刹那。这是一种放松，以它独有的方式。”她微笑着，仿佛正在回忆她尤为得意的那一发。看得出她对这个很热衷。“弗雷迪，你怎么了？你看上去有点不舒服啊。”
“我是非常的不舒服，总的来说。”
“他经常不舒服的，”我说。“这不是什么关键问题。”
“你在发抖，”她说，于是我们三人都盯着弗雷迪的手。它确实正在桌布上微微颤抖。
肯尼逊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她说，“你快成一个胆小的猎人了，弗雷迪。”在林务员街一辆装满煤渣的十八轮大卡车把路给塞住了。弗雷迪踩下油门的时候，我们的沃拉雷车跟他的心情一个调子似的，发出一阵阵轰隆地呻吟。弗雷迪扶着方向盘，大惊小怪地细数着这次会面的一个个细节。
肯尼逊喜欢我们的假人。经侍应生的许可我在桌旁清出一小块地方然后把一个无性别的成人尺寸的人偶放好，我曾经给它取过名字叫枪手。我展示了枪手的硬木四肢，组合结构，和活动关节。弗雷迪默默地看着。肯尼逊喝着健怡可乐在她的弗兰克林掌上电脑上做着记录，待我说完她描述了一个潜在的订单，它两位数的份量那么巨大，那么感人，我呆呆望了她好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样“可行”吗，她小心重复着，说话的口气就像我还是个孩子——我们能否交付第一批十六个假人，试用性的，在两个星期内？她担心我们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我告诉她我们今天下午会把一份合同传真给她的（我还告诉她我们有充足的女劳动力）。“她绝对是一个心理失常的人，”现在弗雷迪强调说。“她的身体语言，我是说——你注意到她用餐刀的方式吗？非常有侵略性。她对她的肉排有强烈的侵略性。”
“我倒是有点喜欢她，”我说。“我觉得她看起来相当正常。”
“当然，正常——随你怎么说。对我而言，我不想为这个女人，或者她的射击场，干任何事情。她可以径直地去推销她的‘废话连篇’。”他严厉地扫了我一眼。“看来你对这些还挺在行。也许我们该调换一下工作——你可以拖着木箱到处走走去说服人们购买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看来你是有一个窍门的。”
“总有人得做些事情。如果我留给你来做，弗雷德，我们只能躺在沙发上看欧普拉秀，穿木鞋！你倒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该丢开那个忏悔之路了。它把人们都吓跑了。”
“它让他们失去平衡，”他说。“这恰恰是它的目的所在。”
弗雷迪摇下他那边的车窗重重地靠在窗沿上。他眼角上的那些小皱纹是新的，他太阳穴上的白斑也是。一头红发正在变成灰白，这是一个不自然的，悲剧的场面。我掏出一支烟，点上，朝乘客席一侧的窗外喷出一股得意的烟缕。他是一头猪，按提尼娅的说法——我只跟她一个人说过欧普拉秀事件。一个人渣。他是一只粪桶。她已经对我完全，完全失去信心了。她跟我说过一百次，边说边捻掉她的骆驼牌醇和型，好像她捻的是弗雷迪的脸。不过提尼娅从来没有男朋友。我告诉她我的感觉怎样，我试图用我所知的比喻来跟她解释——就像木工活儿——她瞪着我，像一块四开板似的面无表情。
“早先说过的那个计划怎么样？”弗雷迪问。“一个带阁楼的小精品店？从小处做起，靠真正的手艺和细活儿？我们全都有了！我们有店面。我们有客户名单，尽管还小了点儿，好吧，但还不坏。”他把手伸过座位抓住我的手。“另外我还在琢磨着几个新主意。想想这个：每个关节都可以活动的手指。我还想过用另外的木料，不同木料的组合。樱桃木身子上装一个可以扭头的枫木脑袋。各种硬果木做的胳膊。想想这该有多漂亮啊。”
“想想这该有多贵吧，弗雷迪。”
他叹了口气。现在交通完全堵塞了，热气在沃拉雷的顶篷上伸着飘忽的卷须。弗雷迪放开我的手，直直望着挡风玻璃，抿着嘴。“你以为我真的‘喜欢’这一切吗？我是说，看看我的衣服。”他拍拍他的廉价套装。“看看我这身狗日的套装。”
“我正在看。”
“我讨厌这些。你知道我这些天都在想些什么吗？资本设备贬值。”他把一缕卷发从脸上撇开然后露出苦笑。“这就是我，贬值先生。”
“谁知道呢，弗雷迪？”我发现自己在说，非常大声。“也许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想想。”汽车里弥漫着一种突来的寂静，有时你在雷暴之后发现的那种寂静。“你是什么意思？”弗雷迪谨慎地问。
我有点想把那些梦告诉他，那些有木刨花，人偶部队和新星X3000 型的梦。机床噩梦，其中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陌生感和悲哀，似乎是一次转错了弯的后果，一个错过的出口。如果我相信命运，就像弗雷迪那样，我会对自己说操心也没用——所有的事情都是注定的，就连最意料不到的失望也是有其用意的。但我不相信命运。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可以打发一些时间。”
弗雷迪听着。绿灯亮了他慢慢往右转，朝格兰德河开，而不是回家。他左手边是格兰德河，右手边是密执安，我们一路来到沙利。Ｋ服装店门前的停车场。它还在那儿，站在橱窗里——我们卖出的第一个人偶。它戴着一副紫色的太阳镜，木棍腿上穿着蓝色游泳裤和凉鞋。在三十尺外我都能看见它土豆型的脑袋上的裂纹——我的第一个头——而它那个坚硬的，疙疙瘩瘩的肩膀曾把我弄得直哭。弗雷迪把车子倒进停车场，从沃拉雷的座椅上躬身过来紧紧地吻住我的嘴唇。我震惊得不能回吻他。他收回身子然后摸索着我的脸——冷酷地，医生进行复杂的X 光检查的那种方式——我发现自己摒住了呼吸。后来他转身看着那个人偶。它站在一滩散沙上，旁边是一条淡粉色的浴巾。它粗糙的木腿晒得恰到好处。它茫然地注视着我们，就像一个观察着深水区的救生员。我们回到家，工作间的气温是一百零四华氏度，一种在热油里跋涉的感觉。弗雷迪摔开卷闸门然后退回他安装了空调的办公室的安全区。我打开操作台，汗津津的，打磨着我的工具直到那些扁凿和圆凿像手术刀一样闪闪发亮。旧德尔塔变速机床的卡盘上空荡荡的——它已经空了两天了，正等着一份订单——这景象让我像电击一样冷战。十六个假人。
我不停不歇地忙着一条胳膊的大样直到我看见弗雷迪进了工作间，外衣搭在肩上，衬衣扣敞着。他朝我做了一个“去喝汽水”的手势又指指外边，欧内斯特酒馆方向。我点点头。待他出去之后我拉掉机床电闸然后打开办公室的门。我启动电脑浏览硬盘上乱七八糟的文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像是我们的标准订货单的东西。我按肯尼逊的名片键入她的资料然后点击“打印”，订货单刚从打印机卷出半截就卡纸了。一盏黄灯傻乎乎地闪着。我拔掉那张皱巴巴的纸，插入一页新的，再点击一次“打印”，这回好说歹说连哄带骗地总算把订单轻轻拖了出来。我干嘛那么紧张？我担心弗雷迪会突然闯进来，瞪着眼，张着大嘴，看着这份罪孽的文件。我用他的冒牌万宝龙笔在标着“货主：木脑袋人偶店”的那一栏签了名，然后在传真机上拨肯尼逊的号码插入那份订单，默默地向电子传输之神祈祷。终于机器哔哔响起来了——传输成功——我感到一阵小小的战栗，就像一只麻雀落在我的心上。
我回到工作间继续打磨那条粗糙的胳膊。这时弗雷迪带着汽水儿回来了。他踩着满地的刨花到了我的操作台前拖出一张凳子，于是我关掉机床的电。弗雷迪把一瓶健怡可乐放到我面前，从操作台上捡起一个还没完工的头研究起来，捧在手里翻来翻去。他没看我，说道，“你给肯尼逊传了订单了？”
我尽量装作不在意似的点点头。
“我还以为你不会的呢，”他说。“我还以为你不知道怎么用传真机呢。”
我想笑，总算放心了，但弗雷迪的表情是难以辨认出来的。这到底是不是要咧嘴一笑的征兆呢？他的头发散下来遮住了眼睛，我不能确定他是在看什么。经过一番奇怪的前思后想他把那个没完工的头摆在我面前。“我在去酒馆的路上想到一个新主意，”他说着，没有那种狂热之情。“一个全新概念。准备好了吗？想想这个：拟人化人偶。把我的笑脸刻在我们所有的人偶上。”
“我喜欢这个，”我小心翼翼地说。“让我来干吧，弗雷迪——我下星期就雕几个模特，等我做完肯尼逊的这批假人。”
“不。就今晚。”他的声音在酷热的工作间里就像猛地一阵冷风。“现在就做，朱蒂丝。我要让肯尼逊看着我的脸，当她在射击场开火的时候。我要给她一些可以瞄准的东西。”
我没看他，只顾收紧一对台钳卡子把那个粗糙的头在操作台上夹牢。我挑了我最锋利的雕刻刀。我们的工作间沉闷而沉默，我在软松木上划开细致的槽线，忘我地干着，很快我凿出一个凹下巴的样子，一个坑坑洼洼的，漂亮的鼻梁。一只眼睛的浅浅的形状浮现出来，然后另一只，接着是右边脸上一个逗号形状的伤疤。
“你没看我呀，”弗雷迪温柔地说。“你干嘛不看着我呢？”
但我不能看他，我把目光牢牢盯在这块粗糙的，未完成的木头上。我记得有一张照片，很久以前拍的，我们俩坐在拉克姆图书馆的台阶上，在我毕业那天的上午，我穿着皱巴巴的黑礼袍，弗雷迪穿着劳动短裤和一件褪色的粉红T 恤。我的鼻子晒得黑黑的。弗雷迪橙色的头发披散在肩上。我们斜瞥着镜头，面无表情，仿佛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并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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