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山地掠影
子文
樟木三日
连夜的细雨，使狭窄的街道泥泞不堪。坐在樟木小镇上一个藏式茶馆里，我喝着酥油茶，眼望不远的山林，云雾缭绕如我纷乱的思绪。
高原的山谷、江河及辽阔草原的地貌，以及渗入人灵魂的藏传佛教，使其文化现象呈多样性。西藏文明的生成给了我一些启示。人类在原始时期有三大文明，一是河系文明，二是山系文明，再一个就是平原文明。由于地理的原因，平原地区土地广阔而肥沃，由畜牧而农耕，再到工业及电子信息，平原文明最早出现。河系文明首先沾了平原地区的光，著名的有尼罗河流域文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恒河流域文明等，都和该流域肥沃的平原三角洲有重大关系。河系文明不像平原文明呈扇形展开，开放性地向四方传播，河系文明是沿着大河流域，呈线性地展开。山系文明著名的有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系文明、北美的落基山系文明、南美的安得斯山系文明、亚洲的喜马拉雅山系文明。由于受高山峡谷的影响，山系文明则是呈曲线形或是锯齿形，如果画一坐标显示，在曲线峰顶的就会受到外来文明影响，发生变化，在曲线谷低的则保持一种恒定性。喜马拉雅山系文明的想力和研究价值，就在其曲线的谷底或锯齿的底部保留了具有相对恒定性的文化遗迹。正是由于西藏这种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十分宝贵，因而对西藏来说，“保护”二字非常重要。
喜马拉雅山脉十分漫长，西起印度河附近的帕尔巴特峰，东止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南迪邦瓦峰；东西长2500公里，南北宽300多公里。在这条山系的东部，生活着“康巴”藏人，由此向西依次是现存氏族社会形态的三岩帕族、察隅登人、门巴族、珞巴族、后藏藏人、夏尔巴人和阿里藏人。如果说古特提斯海退水，青藏高原隆起，那么，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山上，同一时期生活过洞穴人的设想也可能成立。沿喜马拉雅山脉而行，可以立体地观察到西藏社会的结构、西藏民族的种类、西藏宗教文化传播的踪迹及西藏文明的演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喜马拉雅山脉有了人文的含义。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樟木，是西藏至尼泊尔王国惟一的一个正式口岸，一个不大但很繁华的商贸小镇。早在几年前，我认识一个邮电工作的朋友，他从樟木回内地，在拉萨到我陋室小住，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樟木。他说樟木是三教九流人物荟萃之地，走私者云集。那里景色不错，地地道道的南部森林，鸟语花香，云雾综绕，他说还有生活较原始的夏尔巴人。
临走，这位和我同姓的眼镜朋友送了我几段药材留作纪念，日子久了，也忘了药的名字。记得如同细干树枝，有钢笔帽长短，黄色，非常之苦，他说是治拉肚子的绝灵之药。我后来送给了一位极爱拉肚子的朋友，也不知灵验如何。
最终，我有机会去了樟木。而且在后来的几年间连续去了六七次。
1987年6月，正是樟木多雨季节，我是在夜雨蒙蒙时刻抵达小镇的。整个镇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潮湿安静。石板铺成的路上不时有行人走过，踩出清晰的泥水声。
进了屋子，脱下满是泥浆的胶底鞋，喝着热茶，听窗外的风声，雨淅淅沥沥。木板房檐滴下的水声中，偶尔听得见远处山林野雉的鸣叫。
樟木这个边界小镇有两千多人口，三分之一是尼泊尔的边民，其他居民就是藏汉干部、商人、夏尔巴人。
站在樟木房屋空隙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条盘山公路下去，对面就是尼泊尔，从樟木后山的峡谷中间，奔流而出一条河，河的名字叫波曲。曲，藏语是水的意思，引伸为河。像那曲叫黑河，波曲就是波河。它是从希夏邦马峰雪水融化的溪水奔流而下，直接去了尼泊尔。再往下看，可以看到连接中国和尼泊尔的中尼友谊桥，桥那边隐约可见几幢尼泊尔海关的房屋。
由于樟木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洋暖空气在这里被挡住，山间云雾漫漫，雨水很多，五月份以来几乎每天下雨，一直要到九月。我在樟木的三天，每日置身在迷蒙雾中，没有享受到一丝阳光。
小镇依山建筑，上下有三条街，没有醒目的商号、广告。走在公路亦是街道上，谁家房门敞开，探头往里一看，难保有杂货架，摆着各种牌号的香烟和尼泊尔、印度过来的高低档化妆品。很多窗户外面挂着色彩不一的布条。走过去看了几家，才明白是贩卖布匹的人家。有中国土布、花布、绸缎，也有印度、尼泊尔绸布，窗外有什么颜色的布条，里面便有什么颜色的布匹卖。
樟木的异国情调给人很新鲜的感觉。公路上，昨日的雨水痕迹还在，蹲在路边方石上有一些赤脚汉子，有的头上戴着船形黑帽，围着花格大围巾，深目高鼻，清瘦的脸棱角分明，他们大都是做背夫的边民。
我想起昨天的经历。
由于今年雨季雨量很大，樟木镇外有三公里的路段塌方，现在在镇子上可以看到一面山坡塌下很大一片，公路消失了，翠色的林木也消失了。我们在半山腰就下了车。路边停着几十辆大小汽车。去樟木的人在此下山坡，走泥泞的山道，穿行在密林。公路边搭了一些帐篷，有帆布，也有油毡，还有的是用几块纸板，上面被盖着雨衣。一些脚天围上来，两个从拉萨来的欧洲人经樟木去尼泊尔，他们的行囊迅速被两个瘦矮的男人背走，高壮的外国男子踉在后面，走得艰难。我也跟在后面。
走了很长一段的小路，来到塌方的地段，路被冲成巨石裸露的长沟，浊水带着细小的石沙顺沟流下。道路的背夫打着手势，让跟在后面的十几个人避开。大家紧贴在巨石下面，一会儿，传来轰隆隆的呼啸声，地面震动起来，泥土石块从巨石上滚过，擦过我们头顶向下跌去。两个老外嘀咕：我的上帝！雾气很重，看不清他们惊恐的脸色。
背夫叫了一声，大家踩着地上的石块忙不迭下了沟又上沟，好几个人跌了跤。过长仅100多米的路段，我们就在岩石下躲了三次滚落的泥石。一个从成都来的年轻人，是导游，后来我知道他姓顾。小顾擦了一下眼镜，担忧地说：“我要带一个旅行团去拉萨，接从尼泊尔过来的英国人，总得走啊。”我说：“他们从享乐的天地来西藏，那么就让他们领受一下西藏的味道吧。”果然，后来小顾带团从这段艰险的山路上去，英国旅游团的十个人个个狼狈不堪，一个灰发老太太两次心脏病发作。雇了两个背夫一左一右架着她走。更有意思是林德女士，体重300斤，是我所见身体最庞大之女士。她性格开朗极了，一路大声说笑，也哼几句歌。的确，刚一进入西藏境内，就要徒步走上几公里山道，下着细雨，还有泥石飞奔的塌方区。恐怕这十来个英国人会记住一辈子的。
过这段塌方地区给我印象很深，是因为我从樟木回拉萨不久，就有了田文因塌方而遭不幸的消息。她当时从林芝回拉萨，时值八月，也是多雨季节，也是恰逢泥石流。一块从山坡上滚下的石块击中了她的后脑，田文因此而夭折在西藏。她是我的朋友，学成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本来她对西藏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立志要做一番深入地研究。
就在樟木那天，我们过了场方区，心情舒畅地坐在屋里一边喝茶，一边和小顾谈着刚才的经历，谈一些可能的事。第二天，听说昨夜有两个背夫匆忙赶路，被滑落的泥石卷走很远，找到尸体时已是面目全非。
走在公路，心情还有些压抑。这几天，我看到闲坐的夏尔巴背夫里，有熟悉的面孔，恐怕是刚从尼泊尔那边过来。
在一处较宽的公路边上，有一溜地摊，竹编的筐子上溅有泥浆，筐子上搭有一块木板，上面摆着花色不一的带子、袜子、短裤、短衫，还有印度眼镜，尼泊尔藏红花，也有整套的西装，西装是旧货，翻开衣襟，里面竟绣有日本人的名字。
樟木流通各种货币，在这个小镇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印度卢比和尼泊尔币。当然，美元和外汇券我是熟悉的。摊主是个夏尔巴老太太，穿着鲜艳的长裙。她表情不愉快地说了许多话，不时瞥我一眼。我再翻看摊上其他的东西，旁边一个卖玉米棒子的中年藏族男子用生硬的汉语说，她是说，中国的汉人最讨厌啦，总是爱翻来覆去看，讨价还价，也不买东西，我脸红了。呐呐地掏了腰包，用4元人民币买了两双运动袜。
沿公路边，还有许多卖水果的小摊。有个卖芒果的老汉，抽着叶子卷烟，我问价钱时，他竟然会说四川话。不过他和两个穿西装的男子交谈时，说的又是地地道道的尼泊尔话。后来这个老汉笑着告诉我，自己是尼泊尔人。芒果6角钱一个，很便宜，个不大，绿中泛黄，我当然想起以前非常时期，人们对芒果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当时在一个偏远的山区中学读书。人们拥挤在公路边，凌晨3点钟便集合，打着红旗、横幅。天蒙蒙亮时，喧哗起来，准备的锣鼓震天地敲响。我记得一辆小车上走下三个人，穿着军绿衣，但不是军人。淡淡的晨雾可以看见为首的人手捧一个玻璃匣，另一个则像藏族人捧哈达一样捧着红绸。匣子里隐约有一青色水果，后来知道是芒果，是领袖送给革命群众的，这个小小的果子辗转千山万水由北京到了无数地方，到了重庆再到山区。于是后来我总以为芒果贵如金，是非常之稀罕的仙物。
在这偏远的樟木小镇，芒果仅是6角钱一个，我摸了一下，软软的，可以感到里面的液体，千真万确是水果，不过那种神秘感消失了。老汉盯着我的眼，鼓励我掏腰包，不，我已索然无味。
就像在四川逛商场一样，挨个摊问价，买了一串香蕉，一角钱一根，有个青年男子在指挥一辆小型货车倒车，车上卸下一箱箱肥皂，几个聊天的脚夫找到了活干。那个精瘦汉子穿花格围巾缠腰间，扛了两箱飞快地走。
樟木镇太小了。向下望去，一片青色雾气，可以想像下面的平原，异国的百姓生活。这国界是如何划定？为何不是山顶或是山下平原，偏偏在半山腰？两侧是波曲河奔流的峡谷，对面茂密的山林不属于中国。山脊上有一道很宽的土带，寸草木生，就像某个电影里农村干部的小分头。两边是密林，中间是黄土。打听了一下，原是中国、尼泊尔分界线。真可怜了那些长在国界线的植物。
经熟人介绍，我找到镇上一个夏尔巴干部，他很热情，我说我想去夏尔巴人的山寨看看，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呆一天，因为汽车不等人。他为难了，一天，只能到村里，看什么呢？但好奇心使我太想实地看看，哪怕有个初步印象。
夏尔巴人是生活在西藏和尼泊尔交界一带的土著人种，常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密林高山中。在旧西藏，夏尔巴人与登人、珞巴、门巴一样，受到人种的歧视。我不知道该把夏尔巴当做是边远山区偏僻地带藏族的一个分支呢，还是应算作一种民族？不过，我想，不应过于机械地处处划分什么民族、种族。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愿意在哪里生活，在哪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形态，就作为这个地方的居民好了，干嘛总要寻一些理论式的根据来划分你我他呢？结果只能是人为地制造你我他之间的隔阂、误解和敌视。
山道很难走，两边是一些半人高的野草和灌木，稍远处当然是樟树、松树或云杉。翻过不大的山，向北再向南下山，就到了山谷间的一个村子。村干不大，有几幢木板屋，更多的是竹子编搭的棚子。也有一排刷着白灰的土木屋子。棚屋里有青烟冒出。我迟疑了一下，探头一看，是两个男人。原以为他们会热情地拉我进去喝酒什么的。没有，瘦小的年轻汉子冷漠地看我一下，自管抽烟。年长的汉子问了一句话，没听懂，简单的藏话我是知晓的。我退出来，心里埋怨那位夏尔巴干部，因为他开会没能陪我来。
我不知趣地又凑近棚屋，笑着掏出烟递出，两人接了。
年轻人问：“找谁？”竟然讲的是汉语。
我高兴地就势坐下：“不，只是看看。我是拉萨来的记者。”
年轻人忙坐过来，“记者？”他从腰里搞出弯弯的夏尔巴刀，我吓了一跳。他说：“买吧，10元钱。”
我接过刀，轻轻抽出木鞘，刀很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夏尔巴男人，总爱在腰间掖把弯刀，一是装饰，二是男性威武的标志，还有就在密林地带走路砍草砍灌木削竹枝，非常实用。从工艺角度讲也不错。刀把刻有几道小精，刀鞘刻着花纹。我在拉萨八廓街看到的夏尔巴弯刀，刀鞘大多包着皮子，上面还镶着一些尼泊尔铜币。木鞘的倒是少见。
我本能地回了价：“7元，怎么样？”
他摇摇头说：“不，9元。”我说：“就7元吧。”年轻人用拇指划了一下刀锋，“唉，好吧。”他有些惋惜。
到过我陋室的朋友都见过我墙上那把夏尔巴弯刀，一个狂热的收藏爱好者出100元要买我这把夏尔巴刀，我当然不能给，虽然我以7元购来，但这刀的价值我知道，更主要的是，它象征着我的一段经历。
或许是胡子拉茬，再加上头戴宽檐康巴帽，在拉萨八廓街闲逛时，我好几次被商人当做日本人或香港人拉住，向我换外汇。我在樟木也有一次被当做了港客，但不是换外汇。
常年在西藏四处走动，弄得头发老长，我又长得瘦小，只能被当做日本人或港客。心里真不是滋味。因为有一次我认真说我不是香港人，是在西藏工作的四川人。那商人推了我一把，把装满劣质手饰的包拉上链，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我很悲哀，为他，也为自己。
顺山坡向上的公路两边还有商店和咖啡店，不大。我进了一家装演还不错的店。进门有三张桌子，铺了干净的桌布，有一个大的双开门冰柜，柜台后面是三排格的酒架。各种酒都有，我想可能世界上的名酒这里都有。有路易十三、有人头马XO、有马蒂尼等。
我刚站下，穿着一身牛仔衣裤的年青人，操藏式英语从柜台上拿一瓶酒给我看，“喝一杯吧，”他说，“正宗的塞浦路斯王妃酒。两个美元一杯，人民币也可以，17元。”他很快往杯子里倒了酒，不过浅浅一点，鲜红。
我摇摇头：“不，我不喝酒，吃抓饭。”牛仔裤店主看我一眼，英语问：“香港人？”我迟疑了一下，点点头。他扬脖自己喝干了酒，杯里还有一丝红迹。
抓饭很不错，和我吃过的新疆抓饭有区别。牛油炒的饭，有一些蔬菜，浓重的咖喱味，我肚子也饿了，吃得油嘴油手。
两个人大声说着话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操四川口音，一个是尼泊尔人打扮，汉语生硬。四川口音说：“再干一回吧，你和我去成都，没危险，不会出问题。”他们看见了我，不再说话，看样子和店主很熟悉，热情地打招呼。可能在说我，两个转头看我。四川口音要了罐饮料，试探着在我身旁坐下，“你是香港来的？”我似是而非地点点头，先讲了句四川话，接说了几句英语。他高兴地笑了，自我介绍说他姓王。
我记得当时他说他手头有点东西，如果我感兴趣，可以跟他去看看。来樟木以后，我知道樟木海关破获了几起黄金和西藏银元及西藏文物走私案。
那是个当地人的小店铺，里屋是地板，中间饶有个火塘，地上油迹斑斑。我坐下以后，被我称为王先生的人带一个包进来。打开包看，是几卷古旧的唐嘎，我问了价，他伸出细长的食指：“1000元一张。”我笑着摇摇头，他很失望的表情很滑稽。后来记得一个围花格围巾的汉子来了，他打开一个柜子让我看，里面有一袋子玛瑙石项链，还有像骨质也像塑料的雕刻品，还有几尊菩萨像，红铜铸的。这些东西我在拉萨八廓街见得多了。都是尼泊尔人造的。门外不时有人进来看看货架，我本想能看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很失里。王先生说，如果你感兴趣，明天到这儿来，我让你开开眼。他说，他和尼泊尔商人联系做生意，八廓街有五分之一的货是他搞去的。还有北京、成都他都带过东西去。那尼泊尔人直点头，王先生又说，他很有兴趣把生意做到香港去，我装傻一样点头又摇头。这回王先生拉下脸，你究竟要什么？我还是笑眯眯，汽车你有吗？他愣了，眨着眼似乎不明白，这是在遥远的樟木镇呀。我还是笑眯眯地，站起来，神秘莫测地拍拍他的肩。
出了门，边走边想，有机会过桥去尼泊尔看看就好了。有人打招呼，是小项从海关带了一群外国人走上来。他说：“有车，一起走吧，明天去拉萨。”
萨迦古寺采风
对于我来说，萨迦一直是我想去的地方。这个心愿一了，后藏四大名寺扎什伦布、萨迦、夏鲁、白居我就算都去过了。
如果对西藏稍加了解，就会知道，除了吐蕃，萨迦王朝就是古时西藏最有名气的王朝了。多年前，我去过一次内蒙古自治区，一位蒙古朋友得知我在西藏工作，便问：“你知道八思巴吗？”我说：“是不是萨迦王朝的法王？也就是忽必烈皇帝的大国师？”那位朋友笑着说：“是。八思巴是藏族人的骄傲，也是我们蒙古人的骄傲，因为是他这个藏族人创造了我们蒙古文字。”我知道，很多历史书在写到西藏、蒙古的文化、宗教历史时，往往是“蒙藏”并称。国民党执政时期，还没有一个“蒙藏委员会”。
许多古寺大都建在山清水秀或人迹罕至的深山之间。萨迦寺所在地却少有绿色植被，当然更谈不上“幽”呀“秀”呀什么的。
这里海拔4200多米，山体多是土石，质地粗糙，微风吹起，有明显的干燥感。
我到萨迦县时正是初春时节，田地麦苗泛青，路旁树木稀疏，枝头已绽青色。灰色的野鸽成群地掠过山坡田地。在不大的县城边上，高大的围墙围了一片金顶闪烁的寺院。远远看去，如是一座气势不小的城堡。
原以为萨迦寺如同西藏其它大寺庙一样，高低错落一片建筑簇拥几座红墙金顶的殿堂。萨迦寺由南北二寺组成。北寺已荡然无存。
仲曲河从这条狭长的河谷中流过，据当地人讲，北寺修建已有900多年，大概在北宋时期，南岸是现存的萨迦寺，与建在逶迤山峦上的北寺隔河相望。从参差错落的佛塔残基座到随山势起伏的殿堂断壁废墟，可以想像北寺当年恢弘的规模和慑人的气势。
佛教的兴盛，使西藏有了一种引以自豪的艺术门类：宗教艺术。西藏宗教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集中体现在寺庙。如寺院格局、殿堂建筑、雕梁画栋、市漫、金属饰品、雕像、彩绘、壁画和唐嘎等等。艺术是心灵真诚的结晶，而西藏艺术，由于大众化的向佛，使其佛殿艺术几乎达到一种极至，一种美的极至。
过了仲曲河，穿过尘上弥漫的村庄，我走向南寺。
在西藏，我自己正如一条河流，流淌不止，在高山峡谷，在绿色的盆地，在茫茫的草原。人的生命如山谷间的河流，境蜒向前。在这时，在这天气略有凉爽的季节，走向城堡般的寺庙，有一种美妙的感觉。说也奇怪，每逢我到山区或牧场。身体就格外的好，能吃能睡，而且也算幸运，每到一地都有一些收获。
我真希望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在美好的和谐之中获得永恒。
不同于西藏其他寺庙，萨迦寺外墙刷有三种颜色，其中以灰色为主。有些人根据西藏僧人的特点称格鲁教派为“黄教”，因格鲁教派僧人在佛事活动时头戴鸡冠状黄帽；宁玛教派僧人戴红帽，故尔被称为“红教”；噶举僧人穿白羊毛纺织的僧抱，该教派又被称为“白教”。说起“范教”，许多人都知道是指萨迦教派。当然不是传闻中“花花世界”酒肉包不拒的那个“花”。而是根据萨迦派寺庙外墙多用红、灰白、黑三色涂墙，三色如花，因而被称为“花教”。当然，这都是通俗的二些称谓。实际上，西藏佛教各教派称谓都有其内在的含义。
寺里的喇嘛给我们解释，寺墙涂上三种颜色，表示萨迦僧人的最大信仰，三色象征主供的三尊神。红色为“江白央”，即文殊菩萨，灰白色为“吉热期巴”，即观世音，黑色为“恰那多杰”，就是金刚菩萨的意思。
我以为萨迦寺外墙涂色还应有其他的含义，但寺里喇嘛也说不清萨迦寺最早建寺时，为什么要涂上三种颜色。在后藏谷地，我到过许多村庄，农民的居屋外墙同样也涂有三色。得到的解释是：信仰萨迦教。
不过，外墙涂上三色，远远看去倒是十分醒目，有一种鲜明的标志感。
萨迦寺在西藏非常有名，有“西藏的敦煌”、“西藏艺术宝库”、“西藏文库”等美誉。在拉萨时，我就知道，大凡来西藏的画家、摄影师等，都要想方设法去一趟萨迦。我的画家朋友李新建，两年前去了法国，风闻他已娶了个法国太太。李新建有一次次头土脸地来我家，我问他怎么了，他拍着脏兮兮的牛仔裤说，去了趟萨迦，坐大卡车去的，尘烟滚滚，满肚子喝了灰尘，但值得。说罢，他拿出许多照片给我看。从那时，我就一直想有机会一定去一趟萨迦。
萨迦寺有一种比照片更宏大的气势，非身临其地，不能领略。走过厚如城墙的门洞，便进到一个铺有石块的大院子，然后才可进入寺庙。厚实的围墙包围着一座方形的、数千平方米建筑的寺庙。
我感到萨迦寺有独特的一种古远的王者之气。
南寺保留得很好，现在没有北寺，南寺也通称“萨迦寺”了。
寺庙正殿相对的一座二层藏楼，我一边喝酥油茶，一边听寺里的洛珠丹增介绍情况。
早在700年前，洛珠丹增指点小楼的壁画、蒙黄布方格小窗说，这里就是整个西藏的政教权力中心，这座小楼叫“议章”，是萨迦法王处理政教事务的地方。
11世纪时，孟加拉佛学大师阿底峡由阿里经萨迦到日喀则弘扬伟教。一日，大师在仲曲河边用三块青石支起陶罐烧茶，在淡淡青烟中，阿底峡闭目打坐。或许是山雀的鸣叫和河水的轰鸣，也或许是心有灵犀，阿底峡猛然睁开眼，他在一瞬间看见一匹巨大无比的大象卧在河的北岸，大师不觉随口赞道：“妙哉，如此宝地。”原来，河北岸山势起伏，形状如卧象。
阿底峡预言，此地将弘扬佛教，成就名寺名僧。
我从一些有关萨迦寺的书籍中得到这样一些知识。
萨迦派由后藏有名的大贵族昆氏家族创立。这个家族上溯是吐着王朝时期的一个大臣，昆氏家庭的第七代昆·贡觉吉布选中了河底峡大师曾预言要兴佛的山地，向当地领主要了北岸形如卧象的这片土地，盖起了萨迎北寺。寺之所以取名萨迦，是因为这片山的土质是灰白色状，藏语“萨迦”意即灰白土。萨迦寺因地而得名。
萨迦派在西藏历史上出了两个极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萨迦格言》的作者贡嘎坚赞，另一个则是八思巴。
贡嘎坚赞是萨迦第四代法王，聪睿博学，获“班智达”（萨迦派最博学者）称号。13世纪中叶，西藏高原呈现一片分裂状。土王、大贵族割据一方，战乱不息，一心崇佛的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骑一匹瘦马，携带几个徒弟，在雪花飘飘的寒冬季节北上凉州，拜会了蒙古王公阔端，使萨迦派得到元朝中央政权的支持。
可以说，博学有远见的贡嘎坚赞对西藏在中世纪免于分裂战乱，统一于元朝中央政权，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作为贡嘎坚赞的侄儿，也就是后来的八思巴，后来得到元朝皇室重用。这与欧洲教皇给查理大帝加冕截然相反，倒是元朝的忽必烈皇帝封八思巴为国师，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八思巴不负皇思，他在随侍皇室期间，精心地为这个在马背上打天下的草原民族创造了文字。历史就是惊人地相似，8世纪时，松赞干布驰骋高原，统一了雪域各部族，建立了北抵大唐宝鸡，南达喜马拉雅山脉的广阔疆域。这马背上的英雄却寂寞地感叹：虽武功赫赫，但高原民族却没有文字。结果吐善一代英主也是请自己最聪慧的大臣，远到印度学习，创造了藏文字。清朝皇帝则幸运一些，打下汉家天下的满族皇帝，不必为文字操心，他果断地把自己民族不发达的文化抛弃一边，精明使用了“拿来主义”。这种文化的异代现象令人咋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汉文化，最后竟成为“蛮夷”用来打击汉人知识分子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在藏汉民族错综交叉的历史中，也曾有一位汉家的皇帝光临过山海茫茫的西藏。不过，他不是以威仪天下的天子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凄凄惨惨的囚徒来到西藏。我穿行在幽暗的殿堂，嗅着那久远的历史气息。元朝皇帝是要让汉人的皇帝尝尝没有汉文化氛围、没有亲人的孤独滋味？还是打心眼里恐惧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汉家天子，让其水无翻身的机会？南来最后一位皇帝赵囗在亡国后，由元兵千里迢迢押送至西藏偏远的萨迦寺，在寺院屋檐下风铃的叮咚和异乡僧侣的诵经声中了却残生。比之南唐后主李煜，命运更加凄凉、际遇更加跌宕的赵囗，按说也应有表达繁杂情绪的诗文留世，但是，什么也没有。或许这只是一段传说；或许，他没有李煜的才华和纤弱的感情；或许，他内心似铁，失却江山愧对列祖列宗，于是留下无字碑似的沉默；更有可能的是，耳濡目染西藏极强的宗教气息，使汉家亡国天子洗去了身上所有的俗念。
13世纪下半叶，八思巴奉元皇帝之命荣归萨迦，大兴土木兴建萨迦南寺。我看到的萨迦寺就是由八思巴当年亲自主持修建。寺院厚达数米的城墙包裹，墙高十余米，正方形的城墙分布有8个碉楼，墙外城堡式寺院建筑，有鲜明的元代城堡风貌。八思巴受元朝皇室钦命主持西藏政教事务，按元制，划分全藏为13个万户，颁布元朝法律，清查户籍，并造册报与元朝中央政府。从此，萨迦成为西藏政教中心，这之后，萨迦派统治了西藏达100多年之久。
我随洛桑丹增走进正殿。殿堂很宽阔，有几根巨柱。有意思的是萨迦寺内的支柱不像西藏其他寺院殿堂支柱大都是方形，涂有红色或包裹毡布。萨迦寺大殿的大往是剥了树皮的原生树木，未经任何修整。柱子粗扩，年代已久，有一种工质的光洁。其中最大一根支柱粗约两围，洛珠丹增介绍说，此柱称为“皇帝赐予的柱子”。柱木有神奇的传说，如同内地济公活佛井底运木一样。当时，忽必烈在人思巴离开大都返藏时，赐他一根粗木，用以扩建萨迦寺，显示萨迦执掌整个西藏政教事务至尊的地位。但是木柱过于粗大，八思巴就在皇宫作法，使这根粗木凭空飞起，飞越内地的大好河山和高原茫茫的群山，直至萨迦仲曲河边。还有一说是，忽必烈命驻扎在西藏境内的蒙古骑兵，砍一棵最大的树木赐与八思巴修建寺庙用，于是蒙古骑兵在喜马拉雅山区选中一棵最大、最粗的树木，用10匹骏马拖着树木，运至萨迦。因为这棵巨木是大皇帝赐予，蒙古骑兵和萨迦的喇嘛们未敢对树干做任何修整，直接做了殿堂支柱。
另外还有两根相似的木柱，洛珠丹增指点说，一根叫“老虎运来的木柱”，一根叫“野牦牛运来的柱子”。传说八思巴建寺时，其崇佛之心感动百兽，几只喜马拉雅山区的猛虎和一群野牦牛，也分别驮来巨大的树木贡献给萨迦寺。
殿堂内供奉着释迪牟尼佛像和八思巴像．几十米长的供桌被编织细密的铁丝网隔罩着，桌上摆着许多瓷碗。洛珠丹增说，这里供着宋、元、明、清皇帝赐予的物品，如瓷碗、镀金佛像，还有八思巴戴过的头盔，穿过的软靴，忽必烈赐予八思巴的锦袍等。
殿堂后有高达十几米的书架，洛珠丹增说寺内最少藏有8万多卷经书。我用手电筒照着，经书架上几百个格子，分别装着用木匣盛着的经书，书匣布满尘垢，看来少有人翻动。
在墙角，洛珠丹增指点给我看一部堪称世界之最的经书。这部经书用木板相夹，长一米多，宽一米多，厚达半米。内文未能看到，外负经字用金计写的，洛珠丹增说，这部巨大的《甘珠尔》经，全部用金汁誉写，整部经书重达一吨多。说起经书，萨迦寺还藏有20多部贝叶经。这是以前来萨迦朝佛、学经的印度僧侣专门从印度带来的。贝叶上有梵文写的佛经，而且每张贝叶上绘有精美的佛像。由于萨迦寺有丰富的藏书、大量的壁画、唐嘎，因而被称为“中国第二敦煌”。藏经阁架上还藏有数十部贝叶经。洛珠丹增说，前不久有一个日本朝佛团来萨迦，其中一个专程到萨迦寺朝佛的日本信徒说，萨迦寺仅来代以来的瓷碗就有成百上千个，如果寺里愿意，他可以用一辆日本产的小汽车换一个碗，给多少个碗，他就给多少辆车。寺里报到县里，县里领导在这诱惑之下，犹豫了几天，讨论并咨询了上级以后，最后给否了。并传话给萨迦寺，每个碗都是国家珍贵的文物，岂是一辆汽车的价值。殿堂里的一个值守喇嘛不无遗憾地对我说，寺里有这许多瓷碗，换一两辆日本汽车也不是不可以。
我本想拜访一下寺里现在的主持，但因为寺民管会主任正在闭关修行，无缘得以相见。
I
峡谷中的亚东
在西藏，最南端的城镇就是亚东。如果说中国的版图是只大公鸡，那么亚东就是鸡的盲肠。
喜马拉雅山脉对于西藏来说有双重意义。从自然地理来说，它是西藏雪域的南部屏障。这道莽莽自然屏障阻挡了南亚平原和印度洋暖气流北上。站在帕里山口，公路蜿蜒急下，眼前的峡谷属喜马拉雅山南麓，峡谷间云雾缭绕，我身后则是坦荡的高原，植被稀疏，空气稀薄，能见度极好。前后分明两个世界。
从另一个角度看，喜马拉雅山脉在西藏南部绵延几千公里，它使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的高原更加封闭。从文化意义讲，这道屏障阻挡了南亚文明（尤其是印度）北上，历史性地保护了西藏文化恒定的特色。
亚东河谷狭窄，亚东河从帕里高原流下，经印度拉马普特拉河，流入印度洋。由于河谷落差的原因，山谷间河水急湍，声闻数里。亚东，藏语即“河流湍急的山谷”。我在镇上的一个小饭馆吃到一种鱼，味道鲜美。老板介绍说叫“亚东鱼”，非常名贵，这个品种只有亚东河的一段流域才有。
从海拔4300多米的世界最高镇帕里下到亚东，汽车行驶在蜿蜒的山道，不过个把小时，山谷的落差则将近2000米。路旁植被从灌木到密集的山林，景色瞬间变化，空气由干燥到逐渐湿润。
亚东边境线长290公里，全县人口所皿多人，主要是林区，森林面积约55万亩。我驱车去了边界，只见我国境内因砍伐过量，座座大山出现片片“秀班”。许多地方从山腰向上，就是已没有成材的树木。而不丹境内森林茂密，如织锦般覆盖连绵的群山。听说，在亚东除了当地人砍树，不丹人也把到中国境内偷伐林木当做发财的手段。由于近些年溅采滥伐，森林面积急剧减少，县长边巴次仁告诉我，亚东县军民一年要消耗20000立方木材，不仅上好的木料用于烧火取暖，更多的是靠山吃山，变着法卖木材。县长在昏暗的电灯下与我聊天，他发愁地说，“县里250千瓦的电站，只能维持县里一般的照明和生活用电，你看，我们的电灯比蜡烛亮不了多少。有时候，县电视台用电还是驻军的电站帮忙。”我用记者职业的口吻问：“你作为亚东的县长，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边巴次仁发出疲倦地感叹，“亚东天时地利，缺钱不缺水，亚东河落差大，很容易建水电站。县政府1986年就制订了修建一座3000千瓦水电站的计划，需投资1600多万元，报上去，认为资金投入太大，我们在第二年将电站设计的发电量减了一半，呈报自治区、地区两级有关部门，县里前期已花去相当一笔经费，但我们最急需的水电站还在图纸上。”
亚东县所在地下司马镇只占有一小片滩地，许多建筑都在山坡上。临街大都是两层阁楼。一层大都开有铺面。街上人来人往，看上去商贸活跃，许多不丹人悠闲地走来走去，从衣着看，跟西藏人几乎相差无几。许多年前，不丹为西藏藩属，佛教也是喇嘛教。英国占据印度时，向西藏扩张，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在西藏边界略示武力，就让不丹脱离了西藏，成为独立但受当时英印政府控制的国家。
在本世纪初，亚东非常出名。翻一下现代西藏史，亚东是经常提到的地方。1904年，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英国人就看上了广安的西藏高原。远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探险家、传教士就多次尝试进入西藏腹地。用英印总督的话说，“世界最高的那片土地在大英帝国地图上是片空白，这是令人不能允许的。”结果当时的总督寇松以“莫须有”的原因，以不许外人到西藏只许英国人到西藏的理由，派探险家、军人荣赫鹏上校率领3000多英印士兵，携步枪大炮“访问”西藏，并去拜访达赖喇嘛。
荣赫鹏进藏就是从亚东春丕河谷北上，经帕里，用炮火打开一条道路，刺刀直指拉萨。结果，13世达赖出走内地，清王朝驻藏大臣党指派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草签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亚东被英国人强行辟为商埠，并开设英国商务代理处，海关、商检一应大权均由英人掌握。
在风雪交加的早晨，我登上了乃堆拉哨所。通过长长的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印军哨所。对面，柏油路直修到前沿阵地，我方，土路只到山脚，还爬上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山上的哨所。从军事地理上，印方明显占有优势。那天印方的值日军官叫泰勒，我们在相距仅十来米的隔离带，用简单的英语交谈。
驻守乃堆拉的战士非常辛苦，那天下着雪，我坐在他们的屋里聊天。战士们称日常食品为“老三篇”，几乎每天吃的是脱水莱、肉罐头、豆腐干。每年只三个月有新鲜蔬菜吃，其余时间都是吃干菜。冻肉两个月才能吃上一两次，冬天还得化冰雪做饮用水。一个战士拿来脱水菜给我看，纸封上竟印着林副统帅指示，日期是1969年。战士说，生活苦不算什么，守卫边防是战士的责任嘛，苦的是一个月才能看到一次报纸和信件。如果雪封山，三四个月看报纸和信是常有的。
我傍晚散步在河边，经人指点，在临河的亚东中学看到几幢西式风格小楼。这里以前是英国商务代办和海关官员的驻地。西藏，在过去被欺侮的日子里，门户洞开，任外人往来，没有主权，没有尊严，连海关税都是由英国人征收。我站在几已破败的小楼前，思绪久久不能平息。
亚东是西藏近代最大的通商口岸，此地离印度铁路线仅40公里，50年代初，亚东商贸额曾达到一年9000多万人民币。西藏自治区已多次呼吁开放亚东口岸，想像一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果亚东口岸开放，拉萨至亚东的公路改建为高等级的黑色路面，再与青藏公路的二级柏油路相联接，西藏面对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面对如此令人惊讶的大消费市场，西藏经济定会获得许多好处，也许西藏的经济地理会变“末端”为“前沿”，经济发展大有希望走在中国中西部的最前面。
下司马镇比我想像的要简陋。充其量镇上不过有两条完整的街道。真正具有商业意味的“街”，实际却只有一条。从街的这头走到那一端，不过10分钟。
看惯了高原平顶石墙上屋，亚东的木板阁楼另有一种趣味，猛然间还以为是到了内地某个林区。阁楼前街一面，有雕花木柱的阳台，兴许是在林区，几乎每家门前的院子都是用劈好的木材砌墙。镇长次旦介绍说，去年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380元，而下司马镇人均收入达到1200元，这可能在西藏是最高债。全镇292户居民有半数从事贸易、运输、加工和饮食业，沿街多是甘肃、四川、青海商人开的店铺，街边几个缝纫专业户竟然是从浙江来的裁缝。不丹来的边民三五成群在镇上闲逛，到处找活干。人民币比不丹通用的印度卢比值钱，在中国这边干活，比如劈柴，拉木头，一天可得5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在不丹那边干7天活的收入。
我到镇上一户居民家做客，男主人叫洛布，他家临街有一木质阁楼，家里陈设整洁，一间居室布置成为颇豪华的经堂，供有佛像，雕花的神龛前供着长明灯。
洛布说，他在30多年前，从拉达克来到亚东。当然，洛布是拉达克侨民，长像颇有些印巴、克什米尔人的样子，深目，挺直的鼻梁，说流利的藏语。洛布说，当初，他是随一个拉达克商队经日土、噶尔、仲巴、日喀则，然后到了亚东。作为驮夫，洛布觉得在亚东生计要好些，后来就留在了下司马。
洛布娶的是下司马镇一户农民的女儿，现已有4个儿女，都入了中国籍。在我再三追问下，洛布略带窘色说：“也可以说我是看中了这个亚东女人，才没有跟随两队去印度，而是留在了下司马镇。”
现在，洛布自家有一杂货摊，日子也还过得去。
西藏边境亚东的两个山口十分难走，山势陡峭，如通下雪，更是难行。但这里却是西藏通往外界一个十分重要的通道。亚东作为西藏至南亚的主要通道，最繁忙的使用率，恐怕是在这个世纪上叶。
且不说1904年英军由亚东侵入西藏那段历史。1910年，赵尔丰川兵入藏时，13世达赖喇嘛冒着纷飞的大雪从亚东仓皇出走印度。
辛亥革命后，当时驻藏的前清王朝军队内分为儿派，一些倾向于旧制，更多的士兵则拥护新政。在西藏内部排外势力的排挤下，驻藏的清军（大部为｝；！军）将武器卖给西藏地方政府，以换得返乡的路费，然后取道亚东经印度加尔各答转道香港返回内地。
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7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西藏的“独立”势力乘机要求国民党驻藏办事人员撤离，当时的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被迫再次取道亚东，经加尔各答去了香港。
在亚东时，去乃堆拉口路上，可见不远的山坡有一小寺，高高的木杆挂着经幡。二层楼的寺庙方方正正，土石结构，没有像亚东民居屋那样，屋顶用树皮封盖。
我推开木门，走进院子，那天寺里只有一个喇嘛。
这个叫东喷的小寺虽不起眼，却颇为有名。13世达赖出走印度时，在寺里歇息。1951年1月，解放军进藏时，14世达赖喇嘛一行准备又一次经亚东出走印度。当时年少的达赖喇嘛也住在东嘎寺，随从人员则在寺的四周搭起了许多帐篷。1951年7月，中央代表张经武一行由香港、新加坡、加尔各答、甘托克，翻越乃堆拉山口到了亚东。张经武到东嘎寺会见了18岁的14世达赖喇嘛，面交了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的副本和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瘦瘦的张代表，是过草地爬雪山的老红军，担任过晋绥军区参谋长，解放后，是中央军委第一任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兼毛泽东办公厅主任，职位显重。他详尽介绍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决心和有关西藏的政策。张代表从亚东返回拉萨以后，没有几天，斟酌再三的达赖喇嘛，结束其在亚东长达八个月的滞留，打消了顾虑，由亚东启程返回了拉萨。
现在寺里的二楼上，并排保留两个铺着藏毯的座位，稍高一些的是当年14世达赖喇嘛坐的，稍低点的座位就是张经武拜会达赖时坐的。寺的门前立有一块简陋的碑，碑文记载了当年达赖喇嘛和张经武将军会谈的情况。
在两个世纪以前，喜马拉雅山脉作为西藏南部天然屏障，就开始动摇，先是欧洲人的探险棒触动它，然后是在上个世纪末，英国人用炮火轰开了缺口。先是使西藏的藩属不丹独立，然后又割去了西藏的属地锡金，占领了边境大片的山地，接着，一支数千人的英印军队，在英国上校荣赫鹏率领下，用大炮和机枪还有微笑，一路烧杀掠夺，最后长驱直入雪域高原的首府拉萨。
我站在乃堆拉山口的界石碑前，分侧是国际邮政亭。锡金来的邮政官员正与中方邮政工作者交换邮袋，双方笑着握手寒暄。
亚东的山口开始飘起雪花。我想，兴许在这一天，喜马拉雅北麓和南麓都有一支商队在行进；同时，还有不同国籍的登山运动员正一步步登攀珠穆朗玛峰。因为此时的喜马拉雅山脉，已成为西藏与南亚友好交往的纽带。
江孜英雄城堡下
190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弗朗西斯科·荣赫鹏在帕拉村一座普通的平房设立了临时指挥部。他下了决心，要攻陷江孜这座中世纪的城堡。
从一条简易的木梯，荣赫鹏爬上平房的屋顶。远处，连绵的大山山巅还有少许积雪。越过刚刚解冻的年楚河和大片的田野，巨大的城堡在望远镜中似乎近在眼前。在宗山的另一端，一座大寺庙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想，在他的装备着机枪大炮的现代军队面前，西藏很快被征服，这片近乎原始的神秘高原，将不可置疑地纳入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而他，也将同时载入大不列颠帝国的史册，当然，在他的胸前，除了皇家地理学会颁予的金质奖章外，还会多一枚更有分量的维多利亚女王勋章。
然而，荣赫鹏所率装备精良的英印军队，在江孜遇到了自上一年冬季侵入西藏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也是最为顽强的抵抗。
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江孜保卫战，已经过去91年了。披着6月的阳光，在一个天气明爽宜人的日子，我来到江孜。
沿雅鲁藏布江向西，途经正在进行拉萨至日喀则光缆工程施工的中尼公路，便进入后藏开阔的谷地。车至扼于前后藏交通要地的江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耸立在宗山上的江孜城堡。
这是目前西藏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堡。坚硬的岩石，凝聚着西藏人民不屈的民族气质和爱国主义精神；残垣断壁的累累弹痕，作为历史的见证，记述了本世纪初西藏人民抵抗英国侵略军的英雄业绩。
翻看这页历史，我心沉甸甸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瓜分中国。在中华各族人民共同遭受欺凌的这场苦难中，藏族人民亦未能幸免。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强行割去喜马拉雅南麓西藏的大片土地以后，又把扩张土地的目光瞄向了拉萨，欲用武力把西藏置于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之内。当时，有3000多士兵的英印远征军，在7000多背夫、10O00多驮马、驮牛的后援下，大举侵入西藏。13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多次上报北京，请求朝廷派兵支援，表示“小的番民人等，纵有男尽女绝之忧，谁有实力禁阻，复仇抵御。”然而当时昏庸腐败的清王朝被英、德、日、俄等列强打怕了，连京城的皇宫都被外夷的铁蹄践踏，朝廷哪还能顾及边远的西藏？光绪皇帝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奏折上批道，“切勿动武，着驻藏大臣同英方议和。”当然结果是议和不成，英印军队一路屠杀掠夺，长驱直入西藏高原腹地。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是清王朝典型的昏庸官员。他既不奉朝廷旨意去江孜议和，也不批准西藏地方政府做必要的抵抗准备。他抱着拖一天是一天的想法，异想天开地希望英人在西藏恶劣的气候面前知难而退。直到英军攻下江孜城堡，消灭了藏军主力，长驱直入西藏的首府拉萨城，他才不得不走出温暖舒适的驻藏大臣衙门，带着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在一队持火枪持腰刀清兵的护卫下，到拉萨郊区的接官亭迎接气昂昂的英军头领荣赫鹏。
13世达赖在英军进入拉萨前，就率一些僧俗官员出逃内地，去北京，向皇帝和慈禧太后申诉外人欺侮的委屈。留在拉萨的汉藏官员更是惶惶，驻藏大臣有泰竟不顾清廷外务部训示，擅自和拉萨僧俗官员在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上签字，幸在驻藏大臣衙门一个官员的劝阻下，有泰末在条约上盖印。英国人在西藏获得了他们几乎想要的所有东西：250万卢布战争赔偿（约120万两白银）、对英印敞开一切交通要道、毁去沿途所有军事设施、开埠通商、通邮，由英人自设税务官、自管海关等等。心满意足的英军从西藏撤离后，清政府派大臣张荫棠进藏，查办了一批无能的官员，摘了有泰的顶戴花翎。至于赔银，由于西藏太穷，最后也是由虚弱已极的朝廷拿出银子，给英人付了战争赔款。此是后话。
尽管朝廷软弱，西藏地方还是尽力作了一次抵抗。
经过一次隆重的降神仪式，跳神喇嘛在神灵附身后，以雪域护法大神的名义，要求开战，驱逐侵入西藏高原的外国邪魔。13世达赖在拉萨为自愿抵抗英军的僧俗军民模顶赐福，并带领三大寺喇嘛诵经，保信西藏能打胜仗。受到激励的西藏牧民、农民、边境的少数民族、喇嘛和卫戍拉萨的铁甲骑兵，从四面八方赶到江孜，参加阻击战。虽然，驻守江孜的清军主力都撤回到拉萨，奉命去保护驻藏大臣衙门，但许多清兵仍自愿留在江孜炮台，和藏族军民一起共存亡。他们的姓名和事迹在史册中没有任何记载，但江孜的民众记住了他们，至今都有民歌流传。
当然，荣赫鹏上校对主要以大刀、火枪为武器的西藏军民，是不屑一顾的。在堆纳时，他就和前来阻挡他进军的藏军进行了较量。如同一个专业的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对付一个业余的最轻量级的拳手，只需一记勾拳，对方就会跌倒在拳台。荣赫鹏与拉丁代本谈判，略设小计，就将后藏最主要的一支藏军消灭了。他现在清楚地了解西藏的实力，四个字：不堪一击。
在西藏江孜的一座民居的屋顶上，”弗朗西斯科·荣赫鹏上校指着远处的江孜宗城堡，对他率领的英印士兵们说，攻下这座形同虚设的城堡，拉萨神秘的大门就将对大英帝国敞开了。
保卫江孜的西藏军民浴血奋战，用火枪、石头、大刀和弓箭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最后，当拥有大炮机枪的英军攻陷城堡，坚守城堡的最后几名勇士跳下悬崖以身殉国。
我站在江孜城堡的山顶，风顺着宽阔的河谷吹来。山坡上，一个个弹坑仍清晰可见。坚实碉房的花岗石墙面上，很容易就能找到子弹留下的痕迹。可以想像，当年江孜保卫战进行得是如何的激烈。以至于荣赫鹏后来在他回忆录中，写及英国对西藏这场不义之战，字里行间，时不时流露出一些怅然。
眺望远方，清澈的年楚河悠悠而去。河谷庄稼地里，麦子茁壮。白居寺与宗山城堡相望，馏金顶的大菩提塔在河谷格外醒目。江孜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扼前、后藏之咽喉，古时即为交通重镇。西藏多山，以前许多地方诸侯诸如江孜法王、波密王、拉加里王等，都在自己领地择险要山头，建一易守难攻的城堡。
宗山城堡最早建于吐蕃时期。当时，吐蕃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在拉萨被刺，吐蕃王朝崩溃。朗达玛的孙子贝柯赞占据江孜称王，在宗山上修建了城堡。一次战争中，贝柯赞被乱兵所杀，其正室所生之子吉德·尼玛衮，匆忙带100名忠心耿耿的康巴骑兵，逃到阿里继续称王。吉德·尼玛衮死后，他的儿子们三分阿里，分别建立了拉达克、象雄和古格三个小王国。萨迦王朝时期，萨迦法王将江孜封予功臣帕巴·贝桑布，已经破败的宗山城堡即为江孜法王所属。江孜法王的祖先帕巴·贝桑布，曾担任过萨迦法王的内务秘书。当时，萨迦王朝按元制，将全藏分为13个万户。帕巴·贝桑布曾跟随大臣根敦坚赞，到帕里一带收取一些小部落，并按元朝制度清查户籍，登记人口。根敦坚赞去世时指派精明能干的帕巴·贝桑布继任万户。帕巴·贝桑布因此而成为萨迦法王的重臣。在征服了年楚河流域各个部落之中，贝桑布以英勇果断著称。有一次，贝桑布在帕里仁钦岗的牛皮大帐设下“鸿门宴”，邀请后藏160个部落的头人前来饮酒。待头人们喝得酩酊大醉的之际，四下埋伏的士兵手持长刀、铁矛，蜂拥而进，在大帐里将赴宴的头人们全部杀掉。贝桑布还让士兵砍下头人们的头颅和四肢，埋在仁钦岗的寺院内，好让寺庙的鬼神将这些桀骜不驯的魂灵永镇地下。因其战功赫赫，帕巴·贝桑布被元惠宗皇帝封为“大司徒”，并赐予印章和诏书。后来，帕巴·贝桑布的长子朗钦·贡噶帕在其父的封地，即吐着贝柯赞城堡的旧址上重建了宗山城堡。明永乐年，朗钦·贡噶帕的弟弟索南帕父子先后又被永乐皇帝封为“大司徒”和“都司”。到西藏帕竹王朝时，三世江孜法王也就是贡噶帕的长子绕丹·贡桑帕，再一次扩建了宗山城堡。作为一世班禅克珠杰的大施主，并发下宏愿要在宗山延伸出来另一端的山脚下，建一座大寺院。1428年，在原来的小寺庙基础上建成了宏大的白阔曲登寺，汉语称其白居寺。白居寺体现了佛教宽容的精神，藏传佛教的格鲁、萨迦、噶举三大教派在此寺都有自己的殿堂，这在西藏独一无H。白居寺显著名的建筑就是寺内13层、高40米的大菩提塔。这座塔的建筑样式在西藏也是独一无二的。五层以下呈八角形，以上则呈圆形。塔有108个门，从底层到顶，有72间佛殿，佛的塑像、画像不下十万，故又称“十万佛塔”。塔的顶部四面有门，我从画者释迦牟尼佛眉眼的门出来，外面蓝空灿烂，顺着山脊看上去，山崖上，宗山城堡更加雄伟。当年，英军久攻城堡不下，便先攻下白居寺，击溃了守寺的百姓和喇嘛后，沿山脊而上，两面夹击，终于攻陷了英雄的江孜城堡。
现在的江孜，不仅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更重要的还是西藏第一农业大县，乡镇企业在西藏最为发达，农牧民人均收入按1994年综合价为1600元，名列西藏前茅。
我想找县委书记平措，可惜他不在，去拉萨治病了。平措奴隶出身，实干精神很强。治理年楚河、修水库、挖水渠、筑公路，他都以身作则，带头背石抬土，结果弄了一身病。第一次认识平措也偶然。有一次，我从边境亚东过来，搭车到江孜时，已是午夜时分。到县招待所门前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在西藏，门房喝醉是常有的事。我在村里溜了一会，狗叫声此起彼伏。反正我有羊绒睡袋，就到路边一户人家的羊圈靠墙睡下。早晨，我被人推醒，一看，不知什么时候下了雪，睡袋上厚厚盖了一层。有好几个人神色紧张地站在羊圈外，其中有平措。他一看我证件，乐了。“他是记者。”平措对一个像是这家主人模样的妇人说。原来这家主妇清晨起来，看到羊圈里睡了一人，紧张了。这边境地区的老百姓被平措教育得警惕性很高。妇人于是赶紧上县里报了各。后来，我再到江孜，平措见我就叫“羊圈记者”。
我走进县长办公室，格桑扎西县长正在和县农业局的同志谈事。稍后，一个头戴藏式宽格帽的汉子又走进来。他是紫金乡乡长，来和县长谈农田浇水的事。县长说，无论如何，7天7夜之内，青课和小麦地要轮浇一遍。
谈起自己的家乡江孜，48岁的县长眉飞色舞：“我们是英雄江孜人的后代，没有给英雄的祖先胜上抹黑。”他介绍道，江孜是后藏有名的干旱区，为改变江孜面貌，十几年来，江孜历届的县委、县政府领导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五万多江孜人民，修建了30多座水库，修建的水渠纵横交错于全县14.5万亩耕地上。
穿过城堡下或华的老街，县长领我敲响临街二层楼房的一扇门。
这是全县最有名的金银首饰匠索朗的家。67岁的老匠人盘腿坐在工作间，正在于活。只见他小锤轻敲，细铁钎游走，片刻间，一只大鹏鸟便栩栩如生，凸现于银片上。索朗世家为金银匠，是特钦庄园格布希贵族家的佣人。8岁学艺，可做物多种金银器皿和首饰，艺名远播藏区。他说，以前由于是佣人，无偿地给庄园主和寺庙打制各种金银器。做不好还要挨打。人头税和地皮税太高，一个月最多有24个藏银收入，但一年仅人头税就要交100个藏很。有一次派他到拉萨去乌拉差，受不了罪，索朗逃到帕里一直不敢回江孜。民主改革以后，他才回到江孜。先是在互助组当农民，种地，1980年后，农民分了地，有了钱，找他打金银手饰的多了，反正也用不着你偷摸摸，索朗又重操旧业。其妻多吉卓玛今年54岁，亦是卡垫编织行家，家中各式藏毯均出自其巧手，结余还售之于市。
谈起英军侵略西藏的往事，索朗絮絮叨叨。
冬天，帕里一带的山上白雪皑皑。流经江孜的年楚河也结了冰。英吉利的兵从亚东春丕河谷打进来，西藏的军队在吐纳一带集结，准备抵抗。朝廷和噶厦派官员赶来讲和。那天，英吉利人的大队人马正走在由帕里去拉萨的官道上，路过曲米仙廓时，发现横在路上砌起了一道半人高的石墙。路当中盘腿坐着一个穿羊皮袍的西藏军官。那是我们最能打仗的拉丁代本，十几个随从站立在他身后。英吉利人走上前说，他们要去拉萨，请让开路。拉丁代本坐着看了看那胖胖的、脸上留着一撒胡子的英吉利人，用马鞭子敲打着自己的手心，不屑地回答，不可以，要谈判，你们先退出西藏边界。英吉利人耍无赖，说：那好，我们已进来了，有几千人，一万多马匹呢。你们还一路捣乱，伤了我们的人，先赠一百万卢布吧。一百万，相当于西藏当时10年收入的银子啊。哪来这么多钱？这就像强盗打进家门来，伸着大巴掌说，给钱吧。拉丁代本连连摇手，不行，不行。这么多钱，我们怎么做得主，这得报告噶厦和北京朝廷同意。英吉利人呵呵地笑了：那好，你做不了主，我们还是去拉萨吧。拉丁只是摇头不答应。他前面的地上铺了一张藏毯，放着茶壶茶碗。拉丁端着茶碗喝一口酥油茶，说。你们英吉利人来西藏做朋友，我们请你们喝茶，你们要来打仗，我身后的火枪不答应。他身后是从后藏一带赶来抵挡英吉利人的军队、喇嘛和老百姓。他们摇着火枪、长刀不时大声吆喝，给自己的代本壮威。领头的英吉利人想了想，脸上挂着虚请假意的微笑，说，双方最好别打起来，我们可以先退出枪膛的子弹，表示和平的诚意，但藏军须灭掉点火枪的引火绳。前来谈判的藏汉官员当然不想打仗，立即同意了。双方都做了以后，莱赫鹏一声令下，英兵突然拉动来福枪的枪栓，嘁哩咔嚓地子弹上了膛，藏兵们见状，急急忙忙敲打火石，但已来不及点燃火枪的引火绳。唉，狡诈总是胜过诚实。英兵利利索索开枪打炮，在曲米仙廓这一仗，就被英兵打死了1500多藏兵和老百姓。
“死得人太多了，活着回来的没几个。气极了的拉丁代本刚掏出手枪，第一个被英吉利人开枪打死。”索朗唏嘘感慨一番，突然指着给我倒茶的多吉卓玛说，她的父亲当年就是一名驻守江孜的藏兵。我问起当年多吉卓玛父亲的情况，她笑一下，说她父亲原是昌都丁青人，打英国人时，应召到拉萨当了藏兵，结果来到江孜。江孜城堡被英国人打下以后，英国人去了拉萨。父亲在江孜成了家。他卡垫织得非常好，是正宗藏东的手艺。自己9岁时就开始跟父亲学织卡垫，现在可以织几十个品种。前些日子，县里还来人订了一些卡垫，说是出口给外国人。
谈起现在的生活，索朗满脸愉快。他家两层的楼房有10间房子，问及收入，他笑而不答，一旁当翻译的县干部说，讲讲吧，现在政策鼓励你致富呢。索朗犹豫地伸出四指，“40来万吧。”妻子插话说，“索朗每天上午在家做活，下午就去街边玩台球。他着了迷，一玩就是两三个小时。”
在县宗山办公室，我从一份江孜抗英的资料上看到“康霞”的名字。
康霞的后人康霞·益西加措的家，距宗山仅百米之遥。我登上他家藏式上楼屋顶时，可以很近地看到三三两两的外国游客说说笑笑从城堡的石阶上走下来。这座始建于967年的江孜宗山城堡，是国务院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去年县里集资180万元对城堡全面进行了修复，今年又被自治区列为西藏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益西加措记得他在七八岁那年，做过城堡管理员、腰间总是吊着一串串钥匙的父亲去世了。当年抗英时，父亲踊跃参加，还向城堡捐了火枪和粮物。
问及当年江孜保卫战，益西加措说，父亲以前曾提起过，英国从江孜城堡抢走了不少东西。据荣赫鹏和当时英国《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坎德勒自己著文透露，仅荣氏本人，光是从亚东到江孜，一路就搜刮了400多驮寺庙和贵族庄园里的各式金银饰品和珍贵文物，有些珍品至今还可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到。
现在，作为农民的益西加措种着12多亩地，儿子远在拉萨电厂当工人，小女儿是县里第一小学的教师。他说，每当起着胶轮马车在乡村林荫道上，看到高耸的城堡，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在种着十几盆鲜花的二楼平台，墙角放着一个背式农药喷雾机，藏式卡垫上，有一本藏文的农业科普读物。一问，得知江孜县对农民科技知识的普及非常重视。普及率在西藏首屈一指。全县农业科技推广到劳动力已达澳％以上，县、乡、村形成了三级农技网络。问到益西加措，他说，当然，自己最少参加过三次以上农业科技普及班。
江孜是西藏有名的“卡垫之乡”。家家织藏毯，处处机抒声。位于城堡东侧的江孜地毯厂是西藏地毯行业的骨干企业，300多个藏族工人每年生产3500多平方米藏毯，年产值150多万元。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云丹对我的来访非常热情。在厂部挂满大大小小锦旗的办公室，瘦瘦的云丹介绍了厂里的情况。江孜的农民，我去过好几家，卡垫厂作为县里最好企业，职工生活情况又是怎样？我向云丹提出：“能去你家看看吗？”云丹憨厚地一笑：“那就去看看。”
走过一道河堤，拐进一条小巷，来到云丹的家。他家有一独立的院子，院内的一幢新盖的小二层楼，云丹得意地说，是给孩子们住的。院内一共有十间房屋，客厅极宽大，约有用多平方米。与云丹聊天时，记者谈到自己老家在四川。没想到云丹语出惊人，他说，“我祖父丁志龙也是四川人，老家在四川大邑。他是清朝时随驻藏大臣来西藏的官员，而且和祖母来明香在江孜一住就是20年。”我问：“那你们是藏化了的四川汉人了？”云丹摇摇头，“不，我祖母在江孜生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伯父和我父亲长大局与江孜的藏族女子结了婚，我只有一半血统是汉族。”与藏、汉语交替表达的云丹谈话，如是读残缺的历史书。祖父丁志龙原来在四川总督衙门工作，是个四品官。当时西藏边境正在打仗。藏军被英国人打败了，英国人占了曹孟雄。皇上不让和英国人打仗，但噶厦和驻藏大臣要打，结果不行，文大人被免了官。对，就是驻藏大臣文颁。后来北京又派大人来。我祖父好像是随升泰大人来的。对，是接替文硕大人的驻藏大臣。从北京到四川。在四川总督府，带了丁志龙。新来的驻藏大臣按朝廷的意思不和英国人打仗，命令守卫边防的清兵一路撒回拉萨。我祖父正走在回拉萨的路上，英兵就打到了江孜。我们家和许多江孜老百姓房子一样被大炮打场啦。奶奶1951年去世时68岁。我听奶奶说过家里的往事，我们了家在江孜生活了20多年，丁志龙的四个子女都在江孜长大，后来都娶了当时的藏族女子。我父亲最小，藏名叫索朗多吉，因为爷爷姓丁，当地人又叫他了索多。丁家当时在江孜有一所很大的院子，祖父好像还是不小的官，出去时，骑着骡子，挎着腰刀，后边有十多个仆人跟着。祖父是四品官，奶奶拿出一块黄缎、用手轻轻抚摸，这可是皇上的圣旨啊，这上面的毛笔字是光绪皇帝亲笔对祖父的委任。奶奶在临去世时，嘱咐我的三伯父，一定把圣旨收好。我有两个姑姑，二姑去了印度，跟我们国家派到印度的一个外交官结了婚。后来二姑死啦，二姑父姓来，家在山东营口。二姑父在好多年以前，还托人找过我们。记不清说些什么了。二姑父还跟朱德委员长一起合过影。大站收藏了皇帝的圣旨，我们也知道是好东西，文物，可以献给国家。记得我小时候在表姐那里还见过。奶奶念叨着说，丁家可是遵从朝廷旨意来的西藏，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家要回四川老家去，哪怕回去看看也好。可能在奶奶告别人世时，对家乡产生了强烈的思念之情。想家啊，奶奶一字一句地说，声音都发抖了。说实话，我没有到过老家。也就是说，自从我在江孜出生，就没有去过四川老家。祖父回到拉萨后，在驻藏大臣衙门整日无所事事，而英国打进了拉萨，接替升泰大人的驻藏大臣也是整日愁眉苦脸。祖父每日闷闷不乐，在拉萨和一些四川来的同乡喝酒。后来，他在辛亥革命时，和许多驻守西藏的清兵一起，取道印度，回了内地。奶奶则因为放心不下留在江孜的三个子女，就回了江孜。她本来想，等祖父回老家定居以后，再带江孜的家人回四川老家跟亲人团圆。但是，祖父这一走，就再没音讯。我只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四川是很美的地方，山绿绿的，水清清的，有吃不完的大米和白肉。当初，我祖父一定是一万个不愿意来西藏。但是工作需要呀，就像现在，我在江孜卡垫厂当副厂长，也是工作需要我在这里。我曾问过在山南卡垫厂当厂长的表姐，奶奶留下的黄缎圣旨在哪里？我也想看看。表姐说，实在是记不得了，好像在“文革”时，有个外地人给买走了。
云丹的母亲叫米玛普次，是纯正的江孜人，她以前在江孜大贵族古普的庄园里做佣人，我猜想，这应该是个美妙的故事。某一天，丁大人带儿子到吉普庄园做客，丁索多一眼看上了那个健美的女佣人，一来二去，两人有了感情。坐在云丹家宽大的藏式客厅，米玛普次笑着对我说，她在20岁时跟丁索多给了婚，当时丁大人还在江孜。她比划着手势，云丹的爷爷当时戴着宽檐帽，顶端有长长的羽翎子，脑后拖着长辫子，脑前有方块的花花图案。生活困难时，把爷爷留下的官帽拿到当铺给当了，没钱，当然最后也没赎回来。云丹现在也有四个孩子，大女儿达娃在自治区话剧团当演员，二女儿德吉做乡里的民办教师，三女儿和小儿子还在上学。云丹说，“时间长了，也想过有机会去一下四川，但都是远亲，不知还能否相认？我们现在是江孜人，都习惯在江孜生活了。”我想起了在藏东家雅县沟沟坎坎骑着自行车，给村民送报、送信的乡邮员。那个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孙子，身上早已没有祖上显赫的光辉，在高原的风霜中，已和眼前的云丹一样，与当地的山水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纯朴的藏族乡下人。
黄昏，我走进一条窄长的巷道，敲响柳荫掩映的拉则居委会93号的房门。这里住着从伐木场退休的老工人央吉夫妇。品着清香的酥油茶，从老人平平淡淡的叙述中，又听到一段关于江孜城堡的英雄故事。
央青的父亲铁匠旺多是江孜传奇式的英雄。1904年，守卫江孜的西藏军民在城堡上与英兵酣战，炮台上有三门铁炮，都是乾隆49年造的。当年廓尔喀人兵犯西藏，把扎什伦布寺洗掠一空。乾隆皇帝得到西藏地方政府奏报后，十分震怒，派福康安大将军率兵进藏，驱逐夷寇，以保西藏境内平安。清军在西藏僧俗百姓支持下，每战必胜，气势如虹，一直将入侵的廊尔喀人赶出西藏。就在清军兵临尼泊尔加德满都城下时，尼泊尔国正在城郊正式投降，并呈降信给清朝大皇帝，愿五岁一贡，永世不犯西藏边界。清军回撤时，福康安在扼安前后藏的战略要地江孜城堡，设置了炮台并派由驻藏大臣节制的清兵常年驻守。100多年以后，在外夷再一次侵入西藏腹地，进攻江孜城堡时，宗山上这几门乾隆朝的老式铁炮发挥了作用。铁炮虽打不多远，但对英军的骑、步兵冲锋，还是不小的威慑。后来，最大的一门铁炮炮筒打得发红，生铁铸的炮底都烧漏了。炮台上的人们正在发慌时，有人想起了铁匠旺多。藏军指挥派人把旺多找来，指着铁炮问，这铁炮还能打吗？旺多拍拍铁炮，让我试试看吧。这时，英军见山上藏军的炮台发出的炮弹稀稀落落，就集中所有的山炮，对准宗山猛轰。在英军的炮火中，旺多在山顶的炮台上就地拉起风箱，烧起火炉，愣是用化出的铁水补好了铁炮。英国人在发起又一个冲锋时，山上的大铁炮又响了。
江孜城堡最终失守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英军山地野战炮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城堡的弹药库。猛烈的爆炸，不仅把城堡的护城墙作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同时炸死了许多守城的藏军官兵和僧俗百姓。否则的话，英军要夺下江孜城堡，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旧时，铁匠在西藏社会属最下等人，但因为旺多的功劳，以后江孜每逢节日，都要请铁匠旺多上山，与宗政府的官员、江孜各个庄园的贵族们坐在一起，喝酥油茶。现在，央吉的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或上学。老两口日子过得清清静静，闲暇时，老汉看报读信，央吉则在干净的院里弄花种菜。
夏季的凉风吹得树叶沙沙响，我走在江孜城镇铺了柏油路的街道，抬头望去，宗山上的城堡在晚霞中显得格外高大，一群去看电影的江孜少年正唱着歌，从城堡下的街区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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