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际关系论（外一篇）
邵燕祥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叫国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叫人际关系。官与官之间的关系，就叫官际关系。 看来，有些地方官际关系出现向两极分化的迹象：“情同手足”的，可以“金兰结义”，像河北宁晋县包括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副局长、检察院副检察长、县法院副院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女副县长的丈夫等人在内的，掌实权的“十八罗汉”就是这么干的；其中没有掌财权的，也许因为已有一名个体户入盟，算是财东了吧。他们有“结义书”，联络网，制定章程，满正规的。这是亲密无间的典型。 另一极则不然，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局党组成员杨锦生认为，只有当一把手，才有权为所欲为，便花钱雇杀手把浓硫酸泼在一把手（局长、党组书记）杨明奕的脸上。这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现代版。这样的事在前几年就听说多起了。最近还有河南某地一个烟草专卖局局长遇刺，查来查去，原来是副局长之女雇人所为，这个女人的谋杀动机很简单，说是她爸爸跟局长关系不好，局长一人就有两辆高级轿车等等。此中原委，怕只有法院认真调查才能弄得清了。此类属于官与官特别是一二把手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典型。 然而，这两种典型的“官际关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反相成，互补的。亲密无间，誓同生死干什么呢？自然是一块儿“干得好事”，谁妨碍这“好事”就往死里整他。至于官场上盛行拉拉打打，拉一拨人无非为了打另一拨人罢了，不管用什么借口；及时揭发了，也许还没来得及干出黑社会常干的那种事。而认干爹、拜把子的方式，不正是旧日黑社会流行的吗？那些搞你死我活，要置对手于死地的官儿们，自然也不是对谁都这么办，他们各有毛泽东说过的什么熟人、知心朋友、亲爱者，互为犄角，互相包庇，或传为靠山，恃为大树，总之是官官相护，结党营私；什么党？日死党、日狐群狗党，比宁晋那伙高明，不摆香堂，实质则一。 也是河北省，反贪局副局长高子正等三名官员庇护贪官，徇私枉法，导致举报人身亡（从语焉不详的报道，很难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而与此案有关、涉嫌贪污受贿一百万元人民币的嫌疑犯李同海，至今未能归案。这个李同海，原赵县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据说因“与反贪局几个官员关系密切”，竟能在诬告举报人后，自己变成了“举报人”，并与办案人一起把对方押解到省会，然后非法参与办案，多次授意他雇的几名打手“一有时间就操练他”，直到那个被“操练”的人的家属接到通知，说某某已于某日某时“跳楼自杀，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已矣，逃者在逃，高子正等被依法查办，但是他们当初是怎么“依法”任命、官运亨通的呢？ 怪不得老百姓表现出一点幽默，说：这个反贪局，把“反”字拿掉正好。当事的受害者不可能幽默，幽默反映的是一种观众心态。 我们常提干群关系即官民关系。不过，在这样的“官际关系”背景下，民，搁在什么地方？除了当观众以外，是不是要末让人雇去当打手，要末只剩下挨打的份儿？袖手旁观的观众角色，能够长久地扮演下去吗？ 附带说一句，我听到一个反应，也是骂杨锦生的：一骂他短见，若是少安勿躁，一边继续当着副局长，一边把“功夫”下到家，一把手的交椅，早晚还不是稳拿吗，何苦出此下策，闹得鸡飞蛋打？二骂他不顾大局，为了“抢班夺权”，彰明较著地触犯刑律，闹得满城风雨，影响恶劣，真是害群之马，云云。也算一家之言，姑存其说。
作者简介：
邵燕祥，当代诗人，1933年6月10日出生于北京（那时叫北平）一个职员家庭。1945年夏天，从小学进入中学。处女作是1946年4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批评了习于飞短流长的社会现象。从那时起，他在参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的同时，写了不少杂文、诗歌和散文式的小说。1949年初，北京解放，他终止了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到北京电台工作。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收入50年代初期写的抒情诗，其中一些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激情，又有个性色彩的诗，为他赢得了读者的最初的声誉。但是不久，由于他的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会现象，受到批评和斗争。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之久。其间，在1962年春有些解冻的迹象，他得以写了一个剧本，发表了几首诗和一篇小说；这年秋天，那篇写亲子之情而不涉及阶级斗争的小说又遭到公开抨击。他在1979年初恢复政治名誉。从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八种诗集和诗选，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现为中国作协理事和主席团委员，中国笔会中心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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