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电话线
天心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
有许多话，想了多年，仍没有说。有许多事，计划了多年，也仍未去做。有一天，却发现这一切想说的没必要再说了，而想做的也无须再去做。唯有深夜无眠时，常披件衣或是拥着被，看着满天的星斗面对永恒无垠的宇宙，回首短暂清潇的人生：原来自己的一生中，有些憾事，有些留恋，也算得无愧于自己。而总有一丝如影如烟不肯消散的往事，似一个不明了的梦一般总在记忆的深处令我不安。其实，它本身根本不能算一件事，它实在太久远、太模糊了。
终于，在新世纪将来临前的两个月，忙里偷闲地从出差的时间中挤出三天，买了一张往西安去的火车票，依据一点十分模糊的信息，开始生活中唯一一次看似无目的也无意义的seek.
我从未去过西安，对这个古代名城除了书上得到的一些信息外可以说一无所知，笔记本上有个五年前记下的电话号码，它原属于一位从未见过面的姑妈，身上带了新办好的建设银行通存通兑卡，逛公园似地只带了一个小包，最多就是无获而归吧。当我义无反顾地上了火车，就没有打算能有结果，下车后连站也没有出就买好了次日的返回车票。
出站后我忙着买了一张旅游地图，找起那个名叫“商洛”的地方。见地图上只有“商州”或是“洛南”，而且两地相距甚远。一打听才知道“商洛”是个地区名，主要的两个城市就是商州和洛南。那么这个费力打听来的“西北电力网商洛电管所”到底是在商州还是在洛南？我就不得而知了，何况这两地离西安都很远，两城间距也不短。突然，觉得自己很无助、很孤独。……那时，我不是这样的。
我来找人，我要找的人单名一个“忍”字，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十八年前。我叫他“师傅”，我和他从理论上讲除了很短的“师徒”关系外没有别的任何关系。其实连“师徒”关系也说不上的，我是大学毕业生，准确地说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时正赶上文革结束，为一些特别的原因，随一群“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来到西藏，分配到这个发电厂时就是技术员，所以不存在“学徒”这一阶段；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专生，叫他“师傅”只是因为他年龄大，工作时间长。
他属于那种“沉默寡言”型的男人。谦和、细心，大家都尊重他，却觉得他好象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总是孤单地一个人很少说话，所以在人群中有时会觉得他仿佛不存在。
那个发电厂在一个小山沟里，总共不到一百人，往县城去还有十多里路，平时路上根本没有人走，而且在中途还有一片墓地，即使是白天走过也十分可怕。县城人也很少，常常是静悄悄的。厂里规定每月发了工资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派车送有家属小孩的人进城去买粮食，我们爱热闹的年轻人就随车到城里疯一阵。他也去，只是去邮电局寄信或是汇款，常常不等我们的车，自己一个人就往回走。有时，我们的车在路上遇到他，让他上车也只是笑笑，对我们挥挥手，仍独自走着回来。
我想到西藏的地广人稀，却也没有料到如此“稀少”，一旦离开人群远点，就有遭遇野兽的恐怖。于是周围的人际关系与内地大有不同，邻居就有如亲戚，一面之交就能当朋友，谁要是新到这儿，几天之内所有人都会来拜访你一下，最多一周，你的档案就象已经公开了似的，别人都会对你的往事“如数家珍”。
那个年代，男女交往得避嫌，关于这位师傅，只是从别人的片语中有所知。听说他早已成家，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内地，是六十年代水利专业的中专生，技术一流，无意当官。还知道这儿的第一台发电机开始发电时正逢武斗（大约是一九六七年），是他一个人守着发电机在为这个地方生产着光明。不过，虽然他已经工作了十几年，而工资表上的实发金额还是比我这个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少。
同来的几个大学生都是成双成对结婚后一起来的，我却莫名其妙地落了单。和我一批来的同学中有一个被大家认定是我的男朋友，却分配到离我们厂有二十多里远的另一个地方，其实和他的关系也只是别人这么一说。和他是进藏时上了火车才认识的，一付老大哥的样子，颇得同伴们倾心，是男生中的首领人物。他大约两周或是三周，有空进城时往我这儿稍作停留，匆匆说几句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就走了，这样若即若离地好象也没有什么感情。也许当时我以为此事只是取决于我的一句话，格外地没有把它当回事。
刚到厂时什么都好奇，正好碰到大坝排洪闸顶电路需要检修，别看我平时连白天也不敢独自从墓地走过，一说要爬闸顶，却小孩似地抢着要去。师傅没说不行，只是笑笑让我把工具包给他，拿了一卷纱带剪成一米多长的好几根，把我的工具一件一件都系上，再把所有的绳头另一端捆在我工具包上。我不明白，他对我说：“大坝上那么高，一失手工具掉了看你怎么办？”
我们的电厂是在澜沧江上游一个支流上拦江建坝而成，于是坝后就有一个小小的湖面，在水流湍急的横断山区少有见到这样美丽的“湖”。特别是爬到离坝近十米高的提洪闸架顶，比平时在下边看得远多了，葫芦形的湖面弯弯曲曲地向远处伸去，沿岸还有些农家小片的青稞地，不少柳树在水边茂盛地长着。湖面很平静，两岸青山和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大坝安祥地张开巨大的臂膀，拥着美丽的湖水，似伟大的丈夫拥着娴静的妻子在安睡。
离地面太高了，下面又是湍流，不敢站着。我坐在水泥梁间转身回头看了看这边泻洪闸汹涌喷出的水浪，不禁想：谁要是想自杀，这可是个好地方！玩笑地对师傅说了这话，他说：“一个想自杀的人，一定有许多理由可以活下去；一个没有理由活下去的人，就不想死了。”说谁呢？坝顶上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我爱在上面坐一会儿，他也不着急下去。却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总在说“死”。
这次共事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因为我所学的专业与当时的工作不相关，那样他当然就成了我的老师。一有问题就跑去找他，问完了技术又说到了诗词、文学作品，到底是老中专，功底好，哪个方面都比我强。他爱读辛词、苏词，也背得不少汉赋，不象我只是书架上摆了一大排，真读过的没有几篇。我常常听他带着陕西口音朗颂那些名篇，惊异于他的博学；不时也讲几个有意思的笑话，此时总引得我开怀大笑。小屋里的笑声常常引来隔壁邻居的观看。我似乎没有查觉，在师傅家里聊天时他不象在别处那样寡言。
文革是个讲政治高过一切的年代，在那时文学和艺术如海中的鱼雷，最好是不要碰。当然我离开大学时，文革已经过去，不过由于远离内地，那儿那时许多事仍按文革中的规矩在办。师傅的孤僻和不肯随波逐流，抵消了他工作中的成绩和能力，好事总与他无缘。而难得他与世无争的坦然心态，对许多不合理的事能在我气愤不已之时总以一笑了之。
那儿那时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电视就不用说了，报纸几乎一月来一次，一来一大捆；信件也同样，所有的家信、朋友来信都一同到达，不花两三天看不过来。我们和县城隔了一座山，广播也很难收到，只是一周有一场电影，天晴在球场放映，下雨在礼堂放映，新片很少，一年多了，还多半是我在内地看得不想看的老片。缺乏文化，缺乏教育，那个环境里的人象不流动的水一样，时间长了就发生质变。上班时间比内地短得多，仍只是天天说些无聊的话题。男女之间过份的接近一定会招来非议。我常常去师傅那儿，也许是他多年来的口碑，而我则因有那位“准男朋友”存在，那一段时间也没有听到闲言。
不到一年，和那位同学的若即若离的状态终于停止了，其实我对他的选择并没有遗憾，象送一位好朋友一样愉快地参加了他的婚礼，见过他娇小美丽的新娘。因他的结婚我和他之间躲躲闪闪的状态消失了，反而变得无话不谈。后来有一天，那位可爱的小新娘委屈地对我说：“他和你什么都说，就不和我说！”是的，他是可爱的，可是那时我还没有爱上他，后来也没有。以他那位美丽的小新娘单纯的生活经历，怎么能理解比她大了五、六岁却闯过了文革、遭遇了下乡，之后又侥幸挤进了“工农兵大学”课堂的我们呢？怎么可能与他，与我们年龄不相称的老一代知识青年有许多的共同语言呢？她要想读懂他还真需要时间和阅历。
他的状态结束意味着我的难题开始，没有了议论的目标，我的婚姻成了厂里闲谈中的头等大事，从领导到群众人人关心。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人带来推荐人选，我有如站在城头手拿彩球相夫婿的世家小姐，在规定的吉时里必须把彩球抛出，自然多数看热闹的人不关心我意中的人在不在其中，只关心谁是中彩者。那位成了家的朋友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似乎我的出嫁能安慰他难以平衡的内心，当然我能体谅他与缺少共同语言的新娘在亲热之余倍感无言的苦楚。
后来，一位从不和我说什么的“同学”特地约我去他家，话题自然不出我所料，仍是介绍对象。我真的连听的兴趣也没有，只好在他介绍完情况后，草草说，等几天吧。他只好说，人已经来了，来过几次，都是没有合适的理由和我说。我想我那时沮丧的样子一定很难看，这哪是我在挑选人，全当我是一个待价而沽的物件，谁都来看一下，评论几句。地方小，得罪不起人，去看看吧！回来后自然得回答关键的问题，“映象如何”？什么映象，我就没有注意是谁，来了满满一屋子人，一一都做了介绍，光是看上去年龄差不多的就有好几个。于是搪塞着：“慢慢说吧。”“不对吧！我看你是不是已经有目标了？”他一句话就切入了正题，带着几分有所指的微笑：“我说了你可不要生气，你是不是爱上你师傅了？”天理良心！我就是再没有人爱，也不至于这么……！我几乎是吵架般地说完这句话。“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说，也许你理想中的人是他那样的，不是说你，也没有说他。”我不想听，也不爱听，匆匆地回自己宿舍了。那时的我不会想这个问题，不想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师傅，也决不会想一想师傅他会不会爱上我。我在想：我得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得把自己嫁出去，还得快。
那个单身男人比单身女人多几十倍的地方，只要一个女人想嫁人，只要她不太挑剔，机会有的是。于是我面前出现了我后来的丈夫，一个标准乎合条件的男人。真正的“未婚”，一米七五的身高（就这一点是人的标准），按别人的评价算个美男子吧，工资比我高一元多，家庭出身是贫农，老中师生。其实除了上面几条是真实的外，其他“已知条件”水份含量极高。
我又去了师傅家，他好象没有注意到我前些日子的疏远。我对他提起这次“相亲”，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只是说，婚姻之事不能马虎，最好能对对方多了解一些；又说，如今环境所限，又不可能有太多时间，要想了解太多也不容易。之后变成了沉默，转而又笑着说，没有关系，哪天带来看看让师傅帮你参谋参谋……。我没有指望一个结论，只是无端地想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想由我自己告诉他而不是让他只从传闻中得知。
那样一个小地方，能找到一些事来热闹的人们总不会放过机会的。我只觉得全社会似乎都只关注我什么时候和怎样嫁出去，对方的单位几乎动员了全部人力物力，连那很难打通的电话也常常是找我的了。为了强化影响，他请求单位发函对我进行调查，小小的县城里，此举无异于向社会公布了“合同意向书”。看来我只能把自己嫁出去了。
我没有等师傅将提出的意见，甚至根本就没有让他和师傅正式见一面，就准备结婚，别为难师傅，也别为难我了。师傅更加沉默寡言，上班时只一个人蹲在角落里拿着一张报纸反复地看。没有婚礼，没有挂结婚照（后来也没有补照过），甚至也没有贴一个“喜”字，因为我不想张扬。可是大家还是都来了，工会还开了舞会。大家送来了青稞酒和白酒，从不喝酒的师傅那天喝了许多。
这本来就没有根基的婚姻中感情部份只维持了两周。到西安那天正是周末，面对陌生的城市，我真不知道自己应该上哪儿，试着打了那个电话，却根本不通。十几年前的往事毫不留情地在我的大脑中拥挤着。我无遐顾及兵马俑和华清池，连就在城内的大雁塔也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我这是怎么了？我来有什么意义吗？我想证明什么呢？如果我证明了什么，那又能怎样呢？一定是哪一环错了，应该怀疑的是我一向自信的大脑是否正常。
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我找了一个磁卡电话亭，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父亲得知我一个人在西安马上就问：“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我没有打算编什么谎话，只对他说我已经买好明晚的返程车票，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对父亲反复的疑问我只是不开口，已经离开职务多时的父亲仍把我当成十五岁的女儿，让我站在原地，并告诉他那个公用电话的号码。猜也不用猜，他又去找那些“老战友”来“搭救”他“误入歧途”的女儿。电话挂断不久，一辆军车在电话亭前停下，一位挺帅的青年军官很礼貌地过来向我询问是否“某总”的女儿。看来我此行必“虚”无疑了，我赶紧把出了窍的灵魂找回躯体，收拾好沮丧的面孔，微微笑的应着他的各样提问，随车到了军区招待所。随后是安排好的丰盛的午餐及客气地询问有何安排？我想周日什么事也办不了，一切放到明天吧，他立即做出让我稍事休息后下午去看大雁塔的决定。
想起三十年前父亲在“牛棚”时，我失去部队子女特有的参军机会，不得不到边远农村插队。走前在一辆旧解放车满是灰尘的车箱里蹲了三个多小时，为的是去看一看囚在某地的父亲。那时结在父亲心头的全部无奈，似乎都化成了后来的每一次为我出门前的精心安排，当我有了困难或要离开他时，他面前的女儿就只有十几岁时那么大，那么需要他的照顾。我想，无意官场的父亲所以在文革后仍不愿放弃那个职务，只是因为想补偿那些年在他失去职务时我没有得到的特殊庇护。在父亲面前，我永远会接受这种表达的，那是父亲的心，那是一份我永生永世也无法回报的亲情。大雁塔大雁塔，我这只雁何时归？我这只雁还有归期吗？
我应着热情的小冯参谋（后来得知他是一位参谋，因父亲所托的那位部长在北京开会，即让他代为招待我）的介绍，参观了西安人引以为自豪的大雁塔，以疲劳为由谢绝了他的参观兵马俑的提议返回了招待所。
秋日的西安天气很好，睛朗的夜晚能见到美丽的月亮。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倚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苏词是师傅背给我听的。还记得他带着秦韵的朗朗之诵，当时只觉得他在思念故乡的妻儿。事后每每回忆起这首词时，总听到他默默的劝慰、祝祷，是啊，“但愿人长久……”
垠古的宇宙，为什么有了相同的时间，却让我们没有同一片兰天，而在同一片兰天下，我们总是错过几年、几十年。
记忆的碎片在试图拼凑美丽，拼得残阳一片血红，拼得暮色无限苍凉。师傅你可好？
…………
草率的结婚不能带来幸福，很快我发现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丈夫，他只是高兴时才回家，却从不忘记把猜疑的眼光扫过厂里每一个想帮我一下的人。不久就是一次小产，对外人只说是自己不当心……当我一个人忍着泪在水龙头旁洗那些只能是我自己洗的衣物时，师傅默默地从他家里为我提来一壶烧开的水。我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调到丈夫所在的学校当一名实验员。那个地方在县城的那一头，再没有理由也不打算找任何理由回原来的厂看一看了。
让青春美好的时光随着我的出嫁结束，让我所有朋友连同我的师傅在我的记忆中消失，让我曾经想用心来爱护和改变的发电厂永远隔离在山的那一边，我不再和那边的朋友往来了，我没有了来自那边的消息。
一个刮着风的日子，我的家里正乱得一团糟，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因什么地方不舒服在哭闹，一边是大堆待洗的衣服，一边是正在烧饭的火炉。快下班的丈夫到家前我必须把饭做好，桌上还有一堆学生的作业我没有改，隔壁的小木屋里是学校的广播室，有一则通知还必须在学生放学时播送。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师傅！
他老了，头上现出了少许白发，短短几句话中我得知他将内调（过去在西藏工作一定年限后，能得到的一种工作调动方式，多半是调往原籍），走前特意来看看我。
那天我留师傅在家吃饭，我把留给孩子的几个鸡蛋炒了一小盘算是给师傅饯行加的菜。我没有问他去后的地址，他走时我只送到门口，木然地看着他已经微驼的背影。他是特意来看我的，他从不和别人多来往，他在厂里一定没有和别人告别。我什么也不愿意想，只想他将和家人团聚了。许多年，我眼前总是晃着他踟踌离去的背影。仿佛是一幅陈旧的木刻：门边站着的憔悴的女子，路，向远方消失，巨大的影子末端一个极小的似乎被寒冷所包围的背影………。我知道他是走来的，从厂里走到我的家最快也要一小时四十分，而他一定还走回去，回去的路上一定经过那片荒凉的墓地。
月已西沉，窗外星星明亮了，往事变得格外清晰。
许多年后，听说当时因为他不幸失去了一个孩子才让他内调。还听说他小时学习极好，但家中经济条件太差，只能上中专了，“四清”中他家被定为“漏划地主”，尽管他是独子，毕业分配时全校不多的几个进藏名额中仍有他。那时他父亲瘫痪在床，母亲无力照顾家庭，于是在他第一次休假时匆匆为他娶了妻，妻子忍受不了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政治上的歧视，两次跳河寻过死。他名字最后为什么竟是一个“忍”字，想是有充分的理由。他走时，每月工资只是六十多元，我想象不出来这一家人是怎样靠着这六十多元的收入来支撑的。
那时在西藏真苦，工资和上海差不多，物价比上海高几倍，出门是望不断的荒山，上路不知何时才能到达。所有回家或是离家的人，都习惯了不打招呼，为的是免得亲人牵挂。听师傅说，当年有一个青年分配进藏后因高原反应死了，和他同行的朋友知道他家只有一个老母亲，于是，每月几个人凑钱寄给他母亲，并假托他的名字给他的母亲写信。多年过去了，直到那位母亲去世，仍不知亲生儿子过世竟在她之前。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骗过那位母亲的，只是隐隐地觉得师傅与这件事有些关系。
我是幸运的，从我进藏后，西藏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了，如今我们都有千元以上的月收入；过去让人忧心的川藏公路，现在已经有了飞机；工资远比内地人拿得高，听说还有一笔不匪的退休建房费。我只知道师傅与这一切无缘。
天明了，我谢绝了冯参谋的安排，自己一个人带上行李出了门，西安的的士作风比成都的好。让找西北电管局，只几分钟就到了，明知我是外地人也不逗圈子。
门房管理也很严明，来人一个个登记，并先有电话与被访人联系。因是周一，特别的忙，我想自己的事只是私事，等一等吧，后来的一位却说：“这位女同志来好久了，先办她的吧。”我不知道怎样说，只好简单地说明我要找的人的情况。听说我找的是十八年前从西藏回来的人，都说真不认识了，也许已经退休了吧。让人事处查了，说确有这个人，是在商洛电管所，几年前已经退休了，住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却给我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一位老同志对我说，你在这儿等等吧，有商洛上这儿办事的人可以帮你问一下的。我还是等不及，上门外开始试着打磁卡电话。
“您找商洛电管所的谁？”谁在问？我回身一看，一个年轻女孩对我笑着说：“我看你打的是商洛电管所的号码，我是商洛电管所的。”真巧，我告诉她师傅的名字，说不认识，不过能帮我找。女孩不一会儿就通过一个熟悉的人找到师傅家的电话号码，我接过那带着温暖的电话。
“你等等啊，他一会就来。”听声音是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她就是我的师母？这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被拉长了。……耳边阵阵的轰鸣，那是电厂大坝泻洪闸汹涌奔出的激流声。二十年前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洪水冲垮了十几公里外上游的拦河坝，那些留在山上已经被伐好的木材没了阻挡，直冲向电厂大堤，其中一根巨木冲断了水轮机入水口的拦污栅，塞到了水轮机的叶轮间。泻洪闸全提到最高，洪水仍有漫坝毁堤的可能。
“MINMIN，快起来，大坝上出险情了！”师傅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赶紧拿上工具包，披着师傅给我带来的雨衣，和师傅一起上了大坝。那次，我和师傅在坝上电闸前守了四天四夜，为了保住大坝，全厂员工全部都四天四夜没有合过眼……“MINMIN，回去休息一会吧，这儿有我就行了。”……
就是那个风雨都在狂怒的深夜，提洪闸顶有一根需要重接的电缆，我想跟师傅一起上去，那是他唯一一次对我发了火：“MINMIN，快给我下去！”
……
“谁呀？”是！是那熟悉的声音。
“师傅，是我……”
……自己的声音象是十九年前那个女孩，象是那次我独自一人深夜从城里往家走时，经过那片可怕的墓地……前面亮起了一只手电筒，我听到师傅的声音：“是MINMIN吗？不要怕，我们接你来了。”……
“是……是MINMIN吗？”……
还说什么呢？他还记得我，他听出了我的声音。我这是第一次和他打电话，过去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打电话。
我想说什么呢？只剩塞在喉咙里再也倾不出来的一句：师傅你可好！
十几年来所有想说而没有说、要做而没去做的一切，都在这细细的、长长的电话线中流过了，所有的问候，所有的关切，所有的思念。这一百多公里长的电话线，没有一点差错地传递着师傅那温和、慈爱的声音，对我讲述着师傅平静的内心中金光灿灿的秋天。师傅在走近我，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脚步，还是那样不卑不亢的神情。我听见自己大声地说：师傅你可好。我释放了自己全部的情绪，我只知道这世间，电话线的那头是师傅，电话线的这头是我；我只觉得人世间无论有多少憾事，凝固在钟表滴嗒声中的这一秒是真正的美好……
我说我想去看他，他说商洛正在修路，要堵车的，以后吧……他的声音还是当年那样平静，却充满着关怀；我的行为也还是当年那样，任性，然后听话。……
我听话，我不去了，我回家。过去了，这曾经存在的一切。
因为，人世间，有着那样久久的回忆，有着那样长长的电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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