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的诡谲 时针指向2000年12月31日10点35分。 我从学生宿舍213室6号铺爬出来，套进衣服，踢上球鞋，在洗漱间里胡乱地扯了几把牙刷，再让湿毛巾粘了粘脸，又折回去，把散落一床的张学友、孟庭苇、辣妹、杰克逊和诗刊、读者、南方周末搂到一个角落里……“老牌!老牌!”一个熟悉的嗓门从法国梧桐的那个方向传来，我都不知叮嘱那些人多少遍了，可这绰号还像不散的阴魂纠缠着我，都是高中同学兼老乡“日本鬼子”惹的祸。可我还是应了，因为是阿龙在唤我。 阿龙那会正和春梅闹分手，身为学院“飞虹”文学社社长的他因此郁闷之极，抱了把廉价吉他在一间闲置的教室里声嘶力竭地嚎叫，累了，他便会想起我、啤酒和诗歌。戴着玳瑁眼镜、穿着厚底军鞋的阿龙这次并不是邀我去饮酒，他先是暧昧地朝我笑了笑，接着又扯些莫名其妙的话题，我问他：“有事呣？”他这才暗示性地瞟了瞟梧桐树下那辆浅蓝的山地车，“没锁。”他凑近了说，说完显得既窃喜而又惶恐。 11点44分，我、阿龙、阿龙的破车和浅蓝的山地车一起走在了罗家井飘满枯叶的路上。那天的阳光异常温和，车轮压着叶子和影子沙沙前行，瘦树、老桥、清溪、古塔一样样晃过，在通往烈士塔的千层石阶前我们停了下来，“还是把它卖了吧，这样千禧之夜我们就有啤酒和狗肉了。”阿龙知道我缺辆单车，但是我们不能去冒声败名裂的风险。在经过巷子里7、8双尖刻的眼睛扫射之后，还是没能成交；我们只好转道赤坟岭，在一爿路边小店分别吞下了两个面包、128毫升啤酒。 2点13分，市府门前出现了我们的身影，“走，进去看看。”阿龙的龙头一拐，径直去了，门卫并未阻拦。院子里很安静，只有几个穿绿警服的保安和几个姑娘在远处嘻嘻哈哈，稍倾，其中两个骑着摩托下来了，“你们是搞什么的!”“我们看这风景好，来逛逛。”“逛你娘的X，这里是你们想逛就逛的？!走!到保卫科去!”说着，有一个恶狠狠地下来夺过我的单车，我顿时血气上涌，却克制住了。懵了头的阿龙连车钥匙都被掏了去，两辆单车被铐到了一块。接着，我们被“隔离审查”，垂头接受他们肆意的辱骂和恶意的奚落，人格和自尊在这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我们无法反抗，因为我们已经出轨，而且面临毕业。 4点55分，垂头丧气的阿龙和我走在荒凉的街上。“我们绝不能把晦气留到明年!”我们边诅咒边挑个大皮薄的柑橘往黑塑料袋里扔，保安看到东西，语气软了，只管问对方有没烟抽，末了便说“你们再给10块烟钱，就算了。”我们只好把兜掏了个空，最后居然把躲了三年的硬币都翻了出来。不幸的是，钥匙还在另一个人手里，老保卫科长被撬锁的声音惊醒，嚷着一气要把我俩都给撂了…… 谁能说得清，我们如此诡谲的世纪末日究竟是场正剧还是悲剧，或者喜剧？ （《三湘都市报》“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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